中华民国成立的历史意义

中华民国成立的历史意义中华民国成立于1912年，是孙中山先生及同盟会领导中国人民了推翻260多年满清统治，建立在中华大地上的，以“三民主义”为指导思想的资本主义国家。它的建立，在20世纪初的中国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政治上，中华民国的成立宣布了君主专制制度的灭亡和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诞生。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首先在武昌爆发，然后全国形成连锁反应，各地革命党人纷纷响应，清政府的统治土崩瓦解。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政府在南京成立。在孙中山的主持下，3月11日，参议院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按照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原则，在中国建立了一个实行议会制和责任内阁制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同时，中华民国政府宣布焚毁刑具，停止刑讯，严禁买卖人口等，这在一定程度上给了人民自由和权利。经济上，中华民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措施，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民国成立后，南京临时政府颁布措施，奖励和保护工商业，鼓励人们兴办实业，鼓励华侨在国内投资，废除清朝的苛捐杂税。这样，国内实业团体纷纷成立，开设工厂、设银行都成为风气，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力量在短短的几年里有了显著的增大，实现了自身的第二次发展，无产阶级队伍也日益壮大。民族关系上，中华民国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民族的平等。中华民国采用五色旗为国旗，由红、黄、蓝、白、黑组成，分别象征中国汉、满、蒙、回（穆斯林）、藏五大民族。虽然和我们今天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政策相比，仍然有很大的不足，但是和满清政府的一族独大相比，已经是个明显的进步。文化教育上，中华民国政府主张学校不拜孔子，不读四书五经，禁止用清政府颁行的教科书，教科书必须符合共和民国宗旨，这些措施使得新生的国家的教育不再是培养只会读书的无用文人，有利于西方民主思想的进一步传播。在这样的教育下，民主共和的观念占据了人民的大脑，封建帝制的思想被逐步抛弃。中国人的身份开始由臣民向公民转变社会风气上，中华民国倡导“自由、平等、友爱”的公民道德，“老爷”、“大人”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先生”，男子不再蓄辩，头上可以出现多种的发型，女子不再缠足，以大脚示人也不为丑。对外关系上，中华民国虽然在《告各友邦书》中承认不平等条约继续有效，但新生的政权不再是洋人的走狗，而且革命的暴力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华的势力，使其无法在中国建立起有效的统治秩序；同时，中华民国的建立，也为同一时期亚洲其他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起到了示范和推动作用。在中华民国的影响下，亚洲形成了新一轮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当然，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加上外有帝国主义的干涉，内有立宪派和旧官僚的破坏，中华民国的政权很快就被袁世凯篡夺，中国并没有因为政权的变更而改变社会的性质，但辛亥革命后，民主主义思想潮流已不可抗拒，中国人民革命的洪流汹涌澎湃、势不可当。正如江泽民同志在纪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上所说：辛亥革命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是中国人民为改变自己命运而奋起革命的一个伟大里程碑。《中华民国临时约法》。1911年武昌起义后南京临时政府公布临时宪法————《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1912年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公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主要内容：1．根据孙中山民权主义学说，规定中华民国为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2．为了防止帝国主义的侵略，规定了中华民国领土的范围；3．根据资产阶级三权分立的原则，规定中华民国的政治制度；4．依据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原则规定了人民的权利义务。5．规定保护私有财产，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原则。《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主要特点：1．限制袁世凯的权力，规定实现内阁制；2．为了加强对袁世凯的监督，进一步扩大参议院的权力；3．为了防止袁世凯破坏临时约法，规定了严格的修改程序；4．增加“人民”一章。《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意义：临时约法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产物，是资产阶级宪法性质的文献，它宣告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灭亡，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诞生。从此，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临时约法不仅具有反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意义，而且也寓意含有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民族分裂的作用。临时约法主要缺点是没有规定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没有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因此它不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局限性：1、没有具体规定人民的权利，以及实现权利的保障；2、没有采取地方分权制，不利于民国的巩固；3、没有贯彻五权宪法的理论。事件背景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帝国主义为诱胁革命军向袁世凯妥协，向湖北军政府多次试探，11月26日由英国驻汉口总领事葛福出面“调停”，向湖北军政府提出议和条件。湖北都督黎元洪等以军事失利，竭力主张妥协议和达成12月初，南北双方达成停战协议，双方代表随即在上海英租界市政厅举行谈判。伍廷芳代表革命军方面提出：清朝皇帝退位、选举总统、建立共和政府等条件；唐绍仪代表袁世凯向革命军进行要挟。与此同时，英国、美国、德国、俄国、日本、法国等帝国主义对议和施加压力，声称“中国的战争若持续下去，将有危于外人的利益与安全”，促使双方尽快达成协议。混入革命阵营的旧官僚和立宪派也竭力把南方引向拥袁的道路。在内外胁迫下，革命势力作出让步，孙中山发表声明，表示只要清帝退位，袁世凯赞成共和，即举袁世凯当大总统。革命势力对袁世凯的妥协退让，终于导致了辛亥革命的失败。历史影响辛亥革命期间南方的革命党人和北方的袁世凯所进行的和谈。1911年（宣统三年）10月武昌起义后，袁世凯出任清廷内阁总理，一面陈兵长江北岸，以武力威胁革命势力，一面利用革命党人急于完成统一的愿望，诱使其进行和平谈判，在英国公使朱尔典的斡旋下，湖北军政府接受了和谈建议，12月底，南北双方达成停战协议。从18日起，南方军政府所派代表伍廷芳与袁世凯所派代表唐绍仪在上海英租界市政厅开始进行南北和谈。伍代表革命派提出清帝退位、选举总统、建立共和政府等条件；唐则代表袁世凯进行要挟。在此期间，英、美、德、日、法、俄等帝国主义列强对议和施加压力，无耻声称“中国的战争若持续下去，将有危于外人的利益与安全”，敦促革命派尽快向袁世凯妥协，并采取政治上拒不承认、经济上封锁扼杀、军事上武力恫吓、舆论上恶毒攻击革命政府的手段，极力迫使革命派作出让步。与此同时，混入革命阵营的立宪派和旧官僚乘机搞拆墙脚活动，竭力把革命引向拥袁的道路，革命派内部的妥协势力也抬头。在内外交困和重重压力之下，孙中山被迫发表声明：只要清帝退位，袁世凯造成共和，即举袁作大总统。1912年2月12日，清帝溥仪下诏退位。次日，孙中山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务。15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南北议和结束。负面评价袁世凯身后的评价长期以来以负面评价为主流，这主要是受到政治因素和意识形态的影响。正如历史学家唐德刚在其著作《袁氏当国》中所说：“自民国有史以来，吾尚未见一本、一篇甚或一页对袁有正面评价之书。”[54]在袁世凯去世后不久，就有黄毅《袁氏盗国记》、胡思敬《大盗窃国记》等丑化袁世凯的书籍刊行于世，著名思想家梁启超亦给予袁世凯“东方式之怪魔的人物”、“国中极恶之极恶”、“最糟糕之统治者”等恶评。[55]继北洋军阀而执政的国共两党均对袁世凯持否定评价，中国国民党领袖孙中山原本认为袁世凯是“民国之友”，四万万人“殊堪嘉佩”[56]，但在宋教仁案以后孙中山一改对袁世凯的评价，将其定性为“独夫民贼”[2]，并谴责袁世凯“改毁约法，解除国会，停罢自治，裁并司法，生杀由己，于夺唯私；侦谍密布于交衢，盗匪纵横于邑都；头会箕敛，欲壑靡穷，朋坐族诛，淫刑以逞；矿产鬻而国财空，民党戮而元气尽。军府艰难缔造之共和，以是坏灭无余，而贼恶盈矣！”[57]蒋介石亦谓“袁世凯是我们中国势力最大的军阀，爪牙遍布于全国。他凭借着国家元首的地位，私心自用，帝制自为，自以为可以成功。而结果为总理所领导的中华革命党所打倒，袁世凯竟以恐惧而死。”[58]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称袁世凯为“一世怪杰”，并说他“以附和民意而再起者，卒以伪造民意而亡”。[59]而影响最大的当属中共领袖毛泽东的秘书陈伯达在1946年所撰写的小册子《窃国大盗袁世凯》，将其印发全党，该书称袁世凯为“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种政治结晶，一个集中的黑暗影”“是各帝国主义在华的总工具”。[3]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袁世凯作为“窃国大盗”的形象被广泛出现于各种历史教育和政治宣传的场合，深入人心，因此有学者认为丑化袁世凯的根源即在于《窃国大盗袁世凯》这本书。[60]1949年后国民党退守台湾，以后台湾史学界对袁世凯一生的评价亦基本上是否定的[61]；而20世纪80年代前的大陆史学界亦根据马克思主义史观，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几乎对袁世凯全盘否定，论定袁世凯为“专制暴君”、“卖国贼”、“大地主大买办阶级代表人物”等。正面评价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史学界对袁世凯的评价不再是全盘否定，而是逐渐趋于多元化。对袁世凯的正面评价逐渐多了起来。其首先表现在于对袁世凯的主要污点如戊戌告密、窃取辛亥革命果实、刺杀宋教仁、签订二十一条等事实真相进行澄清，其次是肯定了袁世凯在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各方面的近代化过程中的积极作用，以及他维护国家主权所作的贡献，最后发展为对袁世凯的肯定评价。一些人认为，以往对袁世凯的评价，存在着全盘否定、苛求古人的错误，对此，他们提出了一些具有颠覆性的评价和看法。祝曙光认为，袁世凯复辟的行为，“并不完全出于他的个人主观愿望，而是有现实基础”，“不能过高地估计袁世凯称帝的危害性”[62]；季云飞认为，袁世凯是“窃国大盗”的论断“违背基本历史事实”，这种“一刀切”式的史学研究方法“必须摒弃”[63]；郭剑林认为，“正是由于袁氏北洋政府政治上的宽松政策，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一代新文化大师脱颖而出；蔡元培成功地改造了北京大学；邵飘萍、黄远庸两大新闻巨擘一则则“独家新闻”、一篇篇时论文章众口交传；革命的报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言论、出版、结社自由；甚至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北洋时代的成长，也和袁世凯北洋政府宽松的文化政策、社会改革不无关系”。[60]更有学者高度盛赞袁世凯为“真正的改革家”。[4]有学者将其称为“扬袁抑孙”现象，并认为这些观点有矫枉过正之嫌。[64]客观评价事实上，许多知名人士和历史学家通过对袁世凯的了解和研究，对袁世凯冷静分析、客观评价，采取了有褒有贬的评价方式。这些评价的共同点是：袁世凯本质上是擅长权术的旧派人物，同时也是爱国者和民族主义者，对中国的近代化做出重要贡献，而他最大的败笔在于称帝。袁世凯的英文秘书、著名外交家顾维钧旅居美国时所撰回忆录如是评价袁世凯：“袁世凯是军人出身，曾任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务衙门总办，僚属中也有像唐绍仪先生那样受过新式教育的秘书和顾问，但他完全属于旧派。和顽固的保守派相比，他似乎相当维新，甚至有些自由主义的思想，但对事物的看法则是旧派人物的那一套。他以创练新军和任直隶总督知名，是个实干家、卓越的行政官吏、领袖人物。但不知为何他却不喜欢旅行，从未到过长江以南。他为人精明，长于应付各种人物，但从未想过把才能应用在治理国家、使之走上民主化道路这一方面。”[65]此外顾维钧通过自己在外交谈判中的亲身经历以及对袁世凯的观察，指出袁世凯“是一个爱国者，即他在处理对外关系中，特别是对日关系中，唯恐丧失中国的主权。”[65]加拿大华人历史学家陈志让认为“袁世凯公开的目标就是要创建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如果这意味着无视共和国的民主原则的话，那么，他正是准备往此方向发展。袁世凯设想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由他统一的强国的愿望，是他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本质的反映”，同时又说：“如果他在1911年结束其政治生涯，也许我们对他的评价还不至于那么苛刻。然而，就史实而言，他既不能作为一个政治家、也不能作为一个诚实正直的人而受到我们的尊敬。甚至袁世凯为其自身的利益所作的努力亦遭失败，这就是一个铁腕人物的结局。”[66]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评价袁世凯说，“虽然袁有个人野心，也热望贯彻他自己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