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思想史读后感

管理思想发展演变的宏观图景来源：《管理学家》杂志社作者：闻华要了解任何一门学科，进行学术史的梳理都是必要的。即便是物理学，也需要知道从伽利略到牛顿再到爱因斯坦的大致状况。但是，学术史的尴尬在于，当你掌握了一门学科的基本结构和主要内容后，就不再需要从头梳理它的发展史。对学术史的兴趣，往往是外行比内行更大。除了部分以学术史为主干内容的人文学科外，凡是狭义科学的学科，随着专业研究的深化，学术史的意义会衰减。所以，学术史的研究不仅对于非学术的大众来说是小众，而且在相关学科的学术圈内也从来都是小众，往往还会遭到主流的白眼。有一则笑话说得好：失恋者去写爱情诗，不从事劳动者歌颂劳工伟大，如果你在某一学科站不住脚，那就去研究这个学科的历史吧。然而，学术史不等于思想史，尽管二者密不可分。对于一个学者来说，学术史的梳理不见得是必要的，思想却是必须要有的。否则，所谓学者，不过是匠人而已。对思想而言，你可以跳过学术史的繁琐考据，却无法跳过前辈的睿智洞察；你可以不去进行乏味的学术编年，却无法逃脱前辈的识见启迪。当你为一个学术上的新发现沾沾自喜时，可能就有个先哲在尘封已久的书籍中暗暗发笑。说到底，学术也不能避开路径依赖，也有沉没成本在左右着你的前进方向。但是，时间和精力的限制，专业方向的限制，使学者不可能自己去做这种思想史的深度探究。尤其是在专业分化如此严重、学科全貌如此难以把握的当代，学者对众多学科分支做横向扫描尚且来不及，更谈不上对学科演变做纵向发掘。被层层历史累积掩盖起来的前人思想，往往在现实中遭到冷遇。但在令人眼花缭乱的时尚背后，不时会闪现出前人的思想火花。因此，高质量的学科思想史研究，实乃学科发展的必须。管理思想史学者雷恩，在这一领域给人们展示出了他的价值。几十年的不懈努力，他绘出了一幅管理思想发展演变的宏观图景。在《管理思想的演变》（第5版起改名为《管理思想史》）一书中，他以时代变迁为经，以学派思想为纬，编织出了这一学科的发展演变概貌。在他的笔下，那些零散的史料，织成了一幅完整的锦绣。雷恩对管理思想历史阶段的界定，并不是仅仅从管理学本身的发展考虑的。他深知管理学家与历史学家的区别，所以，他的管理思想史，从人类社会发展中的经济层面、社会层面、政治层面、科技层面综合考虑，通过对这四个层面的分析和综合，确定管理思想发展的文化背景，并以此为标准，把管理思想史分为早期管理思想、科学管理时代、社会人时代、当前时代四大部分。早期管理思想在第一部分“早期管理思想”中，雷恩不同于其他学者，没有过多地沉湎于古代和中世纪管理思想的辉煌，对于许多人津津乐道的古代成就，他只是作为“历史的序幕”看待。实际上，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雷恩所说的“序幕”，通常是被看做大戏的，因为其中包含了太多的内容。而在雷恩这里，是把这种序幕当做“史前”来处理的。这里不仅仅是史料问题，更重要的是史观问题。人们一般认为，人类文明史开始于文字的发明。雷恩并未否定这种史观，但是，根据他对管理的把握，他强调，管理思想史开始于大工业的完成。所以，他把工业化社会前的管理思想，甚至包括工业革命进程中的管理思想，统统归入序幕。雷恩的这种处理，反映出他的基本观点—管理学从工业革命才开始萌芽。诚然，古代有管理，而且有些管理经验非常出色，但是，古代不能构成“学”，由此，雷恩把现代管理思想的起点，定位在工业革命上，从而突出了工业革命带来的深刻社会变化，同时也暗含着他对管理学的科学性界定。在雷恩眼里，人类对管理的重视源于“文化的重生”。所谓“文化的重生”，是指催生了工业时代的整体性环境变化。这一变化包括了新教伦理、自由伦理和市场伦理的“三位一体”。关于新教伦理，雷恩基本上以马克斯·韦伯的观点为依据，认为新教尤其是加尔文教确立了资本主义价值观。而且以麦克利兰（McClelland）的成就需要理论研究，对韦伯的观点给出了相应的实证支持。关于自由伦理，雷恩梳理了从马基雅维利（NicoloMachiavelli）、霍布斯（ThomasHobbes）到洛克（JohnLocke）、卢梭（JeanJacquesRousseau），再到《独立宣言》确立的政治主张，指出民权主义和契约论构成了新型社会的政治结构，形成支撑资本主义的社会环境。关于市场伦理，雷恩高度肯定了亚当·斯密的重大意义，指出欧洲由重商主义到重农主义再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演变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正是这种“三位一体”的互相作用，使管理思想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雷恩看来，在此之前，占统治地位的文化价值观是反成就、反人性、反商业的，而新教伦理、民权主义、市场经济三者的综合作用改变了时代。由此，他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管理思想的创新需要什么样的文化？需要什么样的政治、社会和经济背景？正是在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工业革命出现了，蒸汽机拉响了新时代的汽笛。一系列新的问题接踵而来：劳动力的供需问题、工人阶级的状况尤其是童工和女工的问题、劳资冲突日趋激烈的问题、城市化带来的社会问题等等，最关键的，是大工业带来的管理问题与资源的合理利用问题。到这时，管理思想的探索才真正开始。在早期工厂的管理先驱中，雷恩介绍了欧文（RobertOwen）、巴贝奇（CharlesBabbage）、尤尔（AndrewUre）、迪潘（CharlesDupin），其中以欧文和巴贝奇最有代表性。对于欧文这位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雷恩不仅介绍了他在新拉纳克（NewLanark）的纺织厂管理改革，而且介绍了他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波西县的“新和谐”（NewHarmony）。在管理学上，欧文是把人的因素放在首位考虑的企业家，如果说，管理涉及到方方面面，早期探索者不可能形成完整的理论，那么，欧文就是注重社会层面的先驱，是人本理论最早的探索者。对巴贝奇这位天才数学家，雷恩是从他研究的差分机入手，进而展示出他在工业操作分析上的成就。同欧文相比，巴贝奇把数学方法运用于机器制造业实践，他是注重技术层面的先驱，是科学管理理论的最早探索者（从技术角度看，巴贝奇的工作与泰罗十分相似）。英国的尤尔和法国的迪潘，则是最早的管理教育家和管理思想推广者。他们伴随着机器工厂的诞生而思索着人类的前途。欧文和巴贝奇的思想组合，预示着管理学的发展方向。美国的工业革命同英国不一样。英国在工业化后，依然是小型企业为主，直到1806年，英国的毛纺织品制造商委员会还认为，大规模的工厂并不一定能够给企业主带来更多的优势，以家庭外包形式从事生产既可以节约大量资本投资，又能避免工人过多的监管难度。所以，英国人尽管有欧文和巴贝奇的思考，但在管理实践中依然可以靠家长式管理维持企业的生存，并把这种状况一直保持到工业化之后。美国一开始进入工业化阶段，就面临着熟练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南北战争前的工厂，规模都不大，所以，不足以改变国民经济中的第二产业比重。但是，1830年以后的通讯革命和铁路时代，使美国的工业化迅速进入大工业时代。铁路公司不可能采用家庭式外包生产，而且公司经营的整体性要求要远远高于纺织厂。纺织厂老板管不过来可以分包，铁路却需要一体化管理。所以，美国人面临的是更为紧迫的实践问题。而且铁路公司地域的分散性，更加剧了管理的难度。因此，经济的发展没有给美国人留下多少理论研究的时间，需要急迫解决现实的管理难题。在这种局势下，铁路工程师麦卡勒姆（DanielCraigMcCallum）在纽约－伊利铁路公司开始了全方位的管理实践改造。按照麦卡勒姆的设计，管理的基础是组织，组织的前提是分工，分工的要求是明确职责和权力，一体化经营的决定因素是组织的信息沟通，所以，组织运行必须有准确迅捷的信息网络。麦卡勒姆为此设计了一整套管理方案，并且画出了组织图。例如，此前的管理都是面对熟人的，而大公司必须面对陌生人。为了解决这一陌生人问题，麦卡勒姆设计出了独具匠心的铁路制服。管理者一看到制服的样式和标志，就知道这个人的岗位、级别和职责任务。尽管这套管理体系在推行过程中遭到了工人的剧烈反抗，并导致麦卡勒姆不得不从纽约－伊利公司辞职，但是，新体系的科学性得到《美国铁路杂志》（AmericanRailroadJournal）编辑普尔（HenryVarnumPoor）的重视。由于普尔的热心推广，麦卡勒姆的管理体系在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得到了重视，再由该公司的安德鲁·卡内基（AndrewCarnegie）把它应用到钢铁企业。从此以后，地区部门化、正式权力和责任结构、沟通和联络、生产经理和幕僚人员、绩效测评和成本会计，这些当代管理再也离不开的词汇以及对应的方法技术，就成为企业经营的家常便饭。卡内基对麦卡勒姆体系的应用，使美国钢铁产业的纵向一体化成为现实，并后来居上超越欧洲，使美国走向世界经济的最前列。对于管理思想的早期探索，雷恩不仅仅是介绍了欧文、巴贝奇、麦卡勒姆这些人的历史意义，更重要的是，雷恩把目光放在这一时期的社会变化上。他不仅指出了工业革命对社会产生的重大影响，而且以历史学的视角揭示了英国乃至欧洲工业革命与北美工业革命的不同，从而使人们对管理学诞生的历史背景能够形成更深刻的认识。看了雷恩的论述，就能更好地理解管理学这一学科为何诞生在美国？为何美国一直在管理学界独占鳌头？在国内的学术界，有一些批评“西方偏见”的评论或者观点，表面看来振振有词，但仔细一考察就会发现，那些看起来很“给力”的说法，从历史学角度仔细考量就难以服人。例如，谈到西方的管理思想史，国内最常见的批评就是“西方中心论”，即便像雷恩这样的大家，也会遭到“只关注西方特别是美国管理思想的发展”这样的批评，说他“字里行间留下的是‘美国制造’的烙印”。如果批评雷恩对非英语世界的重视不够，尚有相应的道理，因为任何学者毕竟会受到语言的限制，同时也受到自己信息来源的限制。但如果还要认为雷恩是“美国中心论”，连欧洲都不关心，那就是一种缺乏历史眼界的偏狭。正是在这种层面，雷恩展示了他的卓见。科学管理时代科学管理时代是由工程师泰罗等人开创的。对此，管理学界早有定论，雷恩的贡献，是对以泰罗为代表的科学管理群体进行了富有新意的总结。关于泰罗及其同道在科学管理时代的思想意义，本刊在过去的相关栏目中已经有比较详尽的介绍，这里不再赘述。雷恩的著作在这方面值得称道的是，他写出了泰罗他们的思想场景，写出了科学管理得以产生发展的时代因素和社会因素。对于泰罗本人，雷恩不仅全面介绍了从工时研究到职能工长的管理研究，而且对泰罗本人的性格和为人有着栩栩如生的描述。尤其是在国会关于沃特敦兵工厂罢工案的听证会上泰罗的表现，雷恩大段引用了听证记录，引用了著名记者、评论人和大众媒体对泰罗的评价，以这种方式说明泰罗的人品与性格。他借用揭发美孚丑闻的塔贝尔（IdaM.Tarbell）的话说：“在这个国家，最堂堂正正的人就是泰罗先生，他心甘情愿地承受着工会领导、国会议员以及调查人员出于误解、怀疑或者恶意的各种诘问和诱迫。”类似的场景描写，不是虚构的小说家言，而是有着充分史料、多重证据的情境还原，能够使读者对泰罗的思想产生感同身受的认知，即产生历史学所强调的“同情的理解”和“了解的同情”。当然，作为学术思想，如果仅仅有“同情的理解”，就有可能产生过分溢美。所以，雷恩对泰罗的评价，立足于这种理解但不限于这种理解。作为一个史学家，雷恩擅长于质疑和追问。例如，关于泰罗在宣传科学管理中多次讲述的“搬运生铁”案例，雷恩就进行了史学的爬梳和考证。他最少引用了6位研究者的不同研究结论，而且转引了大量档案资料，从不同角度还原这一案例。根据雷恩的还原，搬运生铁案例中的“施密特”真名叫做亨利·诺尔，不是一个人而是三个人共同进行实验，相关案例的记载并不完全准确，从事这项研究的是吉莱斯皮（JamesGillespie）和沃利（HartleyC.Wolle）。尽管吉莱斯皮是工时研究的行家，但在搬运生铁中，他们二人的研究并不像后来说的那样细致，而是选取了10名最优秀的工人采用以最快速度突击的做法，寻找工作定额的极限。第一天工人搬运了75吨（原来每天搬运12.5吨），但确实累得筋疲力尽。于是，两位研究者留出休息和耽误时间，把定额确定为每天40吨。后来广为流传的搬运生铁案例，其中有很多说法不一致，所以，这是一个“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