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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新闻学与传播学名词审定分委员会特约专栏媒介环境学:从边缘到庙堂何道宽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牵头编纂的《新闻传播学名词》即将告成,媒介环境学纳入其中。媒介环境学在中国的新闻传播学学科体系中,登堂入室了。我有幸负责媒介环境学名词的撰写。半年多来,几上几下的磋商过程使我有机会重新审视该学派的思想,重温麦克卢汉、伊尼斯、波斯曼、莱文森、林文刚等人的成就,今撷取一鳞半爪的心得做一次汇报。媒介环境学从酝酿到成熟经历了长期艰难曲折的过程。20世纪初,社会学的芝加哥学派孕育了其胚胎。20世纪上半叶,一些多学科的巨人成为其先驱。20世纪中叶,传播学的多伦多学派和纽约学派融合,结成一支强大的学术队伍。新千年之际,媒介环境学跻身传播学核心,成为与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并列的三大学派之一。本文从几个方面检视并评价这个学派的思想、简史、成就和地位。一、独创的理念和理论媒介环境学者独创的媒介理念和传播理论数以十计,难以尽述,更难以评说,仅举少许几个最广为人知者就有:伊尼斯的偏向论、帝国论、知识垄断论;麦克卢汉的延伸论、讯息论、地球村、四定律;波斯曼的技术垄断论、人类文化三分论、泛娱乐论;洛根的语言演化链、?口语文化三分说;沃尔特?翁的口语文化二分说;莱文森的人性化趋势理论、补救性媒介理论、媒介发生三阶段论、三个地球村论、新新媒介论;林文刚的技术与文化共生论等。媒介环境学各家所论虽精彩纷呈,但其最基本的共同理念是媒介的理念,最基础的理论是泛媒介论。媒介环境学主张泛技术论、泛媒介论、泛环境论、泛文化论。换言之,一切技术都是媒介、环境和文化。麦克卢汉说:“一切技术都是媒介,一切媒介都是我们自己的外化和延伸。”[1]他又说:“每一种技术都创造一种环境。”[2]人成为环境的一部分,对新环境浑然不觉。麦克卢汉说:“任何技术都创造一个新环境,造成感官的彻底麻木,因为人的本能是躲避未知而奇异的东西,所以人对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年第3期117媒介环境学:从边缘到庙堂新环境是浑然不觉的。”[3]他又说,“我们可以把自身机体的延伸外化为环境。”[4]换言之,凡是人类创造的一切、凡是人类加工的一切、凡是经过人为干扰的一切都是技术、环境、媒介和文化。质言之,技术、环境、媒介、文化是近义词,甚至是等值词。这是媒介环境学有别于一切其他传播学派的最重要的理念。媒介环境学所谓的环境分为三个层次:符号环境、感知环境和社会环境。难怪,媒介环境学有独特的跨学科追求,因为符号环境理念亲近语言学,感知环境理念亲近心理学,社会环境理念亲近社会学和批判理论。媒介环境学将"技术”理念回溯到史前的“前技术”(pre-culture),又延伸到未来的新技术。莱文森把技术的起源推回到口语和原始工具出现之前。他认为,口语出现之前的技术是“前技术”,“前技术”也是环境、媒介、文化。“媒介给我们提供的实际上是越来越人性化的、自然的和‘前技术’的交流方式”。[5]洛根提出语言演化链的创见,他回眸语言演化史,指出7种互动式语言媒介:“我们业已确认的7种语言是互动式媒介。它们是言语、文字、数学、科学、计算语言、互联网和谷歌。”他还前瞻语言演化链的未来发展:“数据空间也有独特的语义和句法……因此我们建议把数据空间视为人类认知能力演化中的第8种语言。”[6]二、为什么定名为媒介环境学?以麦克卢汉等人为代表的传播学技术学派为什么叫媒介环境学?其英文名字是mediaecology,汉译名有两种可能:媒介环境学,媒介生态学。上文所论的泛媒介论和泛环境论揭示了该学派的实质和追求,所以mediaecology译为“媒介环境学”是必然的选择。该学会的副会长林文刚借用波斯曼的话对这个译名做了详细而有力的说明。波斯曼说:“亚里士多德使用ecology的本原意义是‘家居环境’(household)。他说的意思是让我们的家庭保持精神上的安稳,强调精神安稳的重要性。ecology—词的‘生态’意义,是19世纪德国动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赋予的。”[7]林文刚又说:“我们用媒介环境学来翻译英语的mediaecology,主要是因为波斯曼(1970年)在首次公开就这门学科的定义和范式讲话中做了这样的表述:媒介环境学把环境当作媒介来研究……这些概念显示,媒介环境学强调人在媒介研究中的重要角色,其重点关怀是如何研究人与传播媒介的关系。”[8]因此林文刚强调指出:“为了维持理念上的一致和清晰度,我建议把迄今为止我的一切中文著作里mediaecology的译名从媒介生态学一词更名为媒介环境学。”[9]我个人梳理了这个汉译名的定名过程:“mediaecology的中文译名起初直译为‘媒介生态学’。但这个‘媒介生态学’和国内学者关注的‘媒介生态学’并不是一回事……2005年,台湾政治大学的陈世敏教授和美国新泽西州威廉?帕特森大学的林文刚教授分别访问深圳大学传媒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经过几个月的跨洋飞鸿,118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年第3期媒介环境学:从边缘到庙堂我们决定采用究其实而不据其形的办法给这个学派定名,也就是说,根据该学派的根本性质和主要追求,mediaecology应该定名为‘媒介环境学’,而不是采用几年来已经在使用的‘媒介生态学’。我们先后考虑过的其他译名比如‘媒介哲学’和‘媒介形式学’都一一放弃了。”[1°]国内的媒介生态学和北美媒介环境学的英文名称均为mediaecology,两者的关怀却大不一样。大体上说,媒介生态学关心媒体的经营管理、媒体之间的关系、媒体与社会的关系,关心媒体如何健康发展、如何为社会和谐做出贡献。相比而言,媒介环境学主张泛媒介论,其关注点涵盖整个人类文化的健康与平衡,既有微观的媒介研究,也有宏观的文明演进研究,它关心媒介史和传播思想史,注重广义的技术-环境-媒介-文化的发生和发展,具有强烈的人文关怀和道德关怀。为了说明媒介环境学的首要追求和关怀,我们征引麦克卢汉和波斯曼的两段文字如次。1963年,麦克卢汉对其研究生课程“媒介与社会”做了这样的描绘:“本课程把媒介作为人造环境来考察。这些环境利弊同在,既有促进作用,又有阻碍作用,塑造使用者的知觉。这些能动的环境,具有神秘形式的无所不包属性,成为一切活动的隐蔽运作背景。本课程训练学生的感知,使之能够感知这些不断变动的结构的性质和效果。”[11]1976年,波斯曼提出一个更简明的定义:“媒介环境学研究人的交往、人交往的讯息及讯息系统。具体地说,媒介环境学研究传播媒介如何影响人的感知、感情、认识和价值。它试图说明我们对媒介的预设,试图发现各种媒介迫使我们扮演的角色,并解释媒介如何给我们所见所为的东西提供结构。”[12]三、媒介环境学派的四大要件任何学派的成熟都必须具备四大要件:(1)一套独创的理念和理论;(2)—个或一群杰出的领袖,以其卓越的学术成就高扬帅旗;(3)—个相对完善的组织制度保证;(4)一些稳定的成果园地。媒介环境学满足了这四个条件。本文第一节“独创的理念和理论”已论及第一个要件,这里不赘。关于领军人物,伊尼斯、麦克卢汉、波斯曼、莱文森闻名遐迩,成就卓著,作用显赫。20世纪50年代初,伊尼斯与死亡赛跑,三年间出版名垂青史的传播三部曲《帝国与传播》《传播的偏向》和《变化中的时间观念》。1950年和1951年,麦克卢汉为伊尼斯的《帝国与传播》与《传播的偏向》作序。1951年3月14日,麦克卢汉致信伊尼斯,响应组建一个学派的思想。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麦克卢汉出版《机器新娘》《谷登堡星汉》《理解媒介》等专著,誉满全球,拥有无数粉丝,受到波斯曼和莱文森等学术大腕的景仰。1970年,波斯曼在纽约大学创办媒介环境学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年第3期119媒介环境学:从边缘到庙堂博士点。在此后的30年间,他培养了数十位博士和数百位硕士,成为传播学纽约学派的领军人物,为媒介环境学提供了坚强的思想领导。至于第三要件,学派的组织制度保证,则需要一点笔墨。20世纪50年代,传播学的多伦多学派走向成熟,伊尼斯是奠基人,麦克卢汉是旗手。1950年代初,麦克卢汉获福特基金会慷慨赞助,组建了北美第一个跨学科研究小组,他主导持久的跨学科咖啡屋“清谈”,麦克卢汉思想圈子随即形成。在麦克卢汉的经营下,该学派I960年代扬名全球。1963年,多伦多大学用极其宽松的政策专为麦克卢汉组建了“文化与技术研究所”。十余年间,麦克卢汉在这里主持每周一的研讨会,交流、切磋,这个研究所成了多伦多学派坚强的学术堡垒。20世纪70年代,传播学的纽约学派以福德姆大学和纽约大学为阵地。此前,约翰?卡尔金(JohnCulkin)在福德姆大学创建媒介研究教学系和理解媒介中心。1967年,他从州政府申请到专项经费,延聘麦克卢汉在此任“施瓦泽讲座教授”。1970年,尼尔?波斯曼在纽约大学创建媒介环境学博士点,扛起了媒介环境学的大旗,直至他2003年去世。实际上,这个博士点发挥了成熟学派的三大功能:思想领导、组织领导和制度建构。至于媒介环境学派的第四个要件,研究成果的发表园地,也需要予以介绍。1950年代,麦克卢汉和埃德蒙?卡彭特(EdmondCarpenter)主持编辑出版跨学科研究丛刊《探索:文化与传播研究》(1953-1959年)。1960年代,麦克卢汉及其儿子编辑《预警线通讯》(DEW-LINE),拥有横跨学界和业界的广大读者群;这是一个多学科交流的平台,也是麦克卢汉思想的宣传机。自1977年起,波斯曼主编国际普通语义学会会刊《如此等等》(ETC:AReviewofGeneralSemantics),为他个人和弟子提供了发表论文的便捷平台。波斯曼是横跨教育学和媒介环境学的权威,共有著作25种,他最著名的媒介批判三部曲《童年的消逝》《娱乐至死》和《技术垄断》均有中译本。四、媒介环境学登堂入室20世纪50年代初,《帝国与传播》《媒介的偏向》《变化中的时间观念》密集出版,伊尼斯登上世界舞台。1964年,《理解媒介》问世,麦克卢汉名震全球。整个20世纪60年代,北美的宣传机器几乎全部开动起来为麦克卢汉服务,几十种大大小小的报刊发表数以百计的文章颂扬他,他被封“先知”“圣贤”、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等等。1960年代中期,北美的整个宣传机器开足马力为他服务。仅1966年一年,“报刊上介绍麦克卢汉的文章就达120篇,差不多每一种重要的美国、加拿大和英国的报刊都参与了这场运动。人们以激动的心情思量,这可能是一位洞见堪与达尔文和弗洛伊德一比高低的重量级人物。”[13]120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年第3期媒介环境学:从边缘到庙堂1965年11月,《纽约先驱论坛报》宣告麦克卢汉是“继牛顿、达尔文、弗洛伊德、爱因斯坦和巴甫洛夫之后的最重要的思想家……”说他是“电子时代的代言人,革命思想的先知”。《生活》杂志封他为“媒介教师爷”、电气时代的预言家。[14]1969年3月,《花花公子》以超乎寻常的篇幅发表了几万字的《麦克卢汉访谈录》,称他为“高级祭司”“北方圣人”。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各界的邀请应接不暇;几所大学想用诱人的高薪挖走他,纽约的福德姆大学以首位“施韦策讲座教授”特聘他工作一年,其年薪高出一般教授好几倍;欧洲的麦克卢汉迷创造了mcluhanism,mcluhanist等词汇;日本人几乎翻译了麦克卢汉的全部著作,所谓“麦克卢汉学”随之而起。1993年
本文标题:媒介环境学-从边缘到庙堂-何道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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