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

新进化论学派对人类文化的进化论研究并没有随着19世纪的结束而告终，20世纪30年代，莱斯利•怀特对博厄斯所强调的历史特殊论公开发难，重新提出进化论的研究方法。由于其理论观点与19世纪的古典进化论有所不同，故被称之为“新进化论学派”。该派代表人物除怀特外，还有斯图尔德、萨林斯、塞维斯等。代表著作有：怀特的《文化的进化》（1959）、斯图尔德的《文化变迁论》（1955）、萨林斯和塞维斯共同编撰的《进化与文化》等。怀特除了坚持文化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基本进化观点外，又提出了新的看法，他认为，人类文化的进化与其获取能量的多寡，或利用能量之技术效率有关。低发展的社会往往获取的能量总量也少，反之，较高发展阶段的社会，则能获取较多的能量。因此，可以依此来对人类社会进行分类。他将人类社会划分为四个阶段：①人类仅靠自己体内能量的阶段——原始共产社会。②人类通过种植和饲养方法获取食物的阶段——东西方古代的文明。③通过动力革命，对新能源加以利用的阶段——现代工业化国家。④不久的将来会出现和平利用核能的阶段。怀特认为，文化的进化就是人类利用能量总量的提高或利用能量之技术效率的提高。斯图尔德认为怀特的理论太过于广泛和一般化，难以解释具体的、特定的文化的发展进程。他将怀特的理论称之为“普遍进化论”，将摩尔根等19世纪的进化理论称之为“单线进化论”，而将自己提出的理论名为“多线进化论”，以示与前二者的区别。斯图尔德在进行了大量的跨文化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学说。他认为，各种不同的文化都是在各自不同的发展路线上平行发展的，在他们之间并没有共同规律可言。因此，应该对具体的文化作具体的分析，尤其要通过考察不同的文化与各自的环境因素之间的互相适应关系，来论证该文化的发展变迁问题。由于他特别强调文化对生态环境的适应性问题，斯图尔德的学说又被称之为文化生态学，他本人也因此而成为公认的文化生态学的创始人。新进化学派的另两位代表人物萨林斯和塞维斯是怀特和斯图尔德的学生，他们企图调和怀特的普遍进化论和斯图尔德的多线进化论之间的矛盾。在他们看来，这两种进化学说，反映的其实是人类文化进化的两种形式，即普遍进化和特殊进化。认为世界上各种文化在适应各自的自然与社会环境时，会呈现出各种各样的姿态，即形成特殊的进化过程。而这些特定、具体的进化过程又都反映了能量总量获得的提高，或能量获取技术的提高，从而体现了普遍进化的态势。在新进化论者不懈的努力和宣传下，进化论一改因历史学派、功能学派、传播学派的攻击而沦为异端的命运，进化的思想也成为人类学的一种常识，持进化观点的学者也日益增多。目前，从社会文化的不同方面，例如历史背景、技术手段、气候、地形、资源、人口等来具体考察某一社会和文化的演化变迁，已成为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取向。结构主义学派结构主义学派是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又一人类学理论流派，该学派60年代曾盛行一时，70年代中期开始衰弱。结构主义学派主要是运用结构分析的方法来研究人类社会和文化，其创始人为法国著名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英国人类学家利奇也是结构主义的著名的代表性人物。该学派的主要著作有：列维—斯特劳斯的《亲属关系的初级结构》（1949）、《忧伤的热带》（1955）、《结构人类学》（二卷，1958、1973）、《野性的思维》（1962）、《神话学》（四卷，1964、1966、1968、1971）；利奇的《缅甸高地的政治制度》（1954）、《列维—斯特劳斯》等。学术界一般认为，结构主义的出现，是与西方人类学在20世纪50年代的发展态势密切相关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广大的殖民地国家纷纷摆脱殖民统治，宣布独立。他们不再欢迎曾为西方殖民统治献计献策的人类学家对他们进行实地调查。在此情形下，人类学一下子失去了传统的调查研究领地，不得已由以往的实地调查研究转向了理论分析。结构主义正是迎合这种转变的需要而产生的，反映了振兴学科的努力。结构主义学派的理论，来源于结构语言学。这其实也以列维—斯特劳斯的学术经历有关。1941年，身为犹太人的列维—斯特劳斯，为了避免德国法西斯的迫害而流亡美国，在此期间，他结识了布拉格结构语言学派的大师雅各布逊，深受其结构语言学的启发，遂将音位学的结构分析方法运用于人类学对人类文化的分析上来，从而创立了人类学领域的结构主义学派。按照结构语言学的观点，语言是集体生活的符号系统，是由音素、音节、词素、词组和句子组成的整体。语言的每个要素并不重要，只有当它与其他要素联系起来时才有意义。这些要素间的各种联系，就是语言的结构。列维—斯特劳斯将这种思想引进了文化研究领域，他把各种文化视为互相联结的系统，认为应该按照各要素之间的结构关系进行分析。如同结构语言学研究的目的在于透过杂乱无章的语言表象找出语言结构一样，结构人类学研究的目的，也在于从混乱的社会和文化现象中找出其结构关系。这种结构关系并不是指实际存在的社会关系，而是社会的无意识结构，即隐藏在实际社会关系背后的“深层结构”。它不能被直接观察到，只有通过文化研究者所建立的概念化模式才能认识。列维—斯特劳斯将这种概念化的“模式”分为有意识模式和无意识模式两大类。所谓的有意识模式，是指社会成员能够意识到的人类社会或文化的表层结构，例如部落民一般都知道自己能够跟哪些人通婚，不能够跟哪些人通婚。或者说跟哪些人通婚是该社会认可的，而跟另一些人的通婚则为社会习俗所不许或禁止。这种关于通婚范围的社会规定，每个社会成员都能够清楚地意识到，这就是有意识模式。这种有意识模式并不是真正的社会文化结构，它无助于解释社会或文化体系。要获得对社会或文化体系的真正了解，还得寻找无意识模式，它较深地隐藏在社会文化的表象背后，是还没有被该社会的成员所意识到的深层结构。这种深层结构深深根植于人们的心灵之中，在社会文化现象背后真正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人类学家只有从人类思维的深层结构入手，把握这种无意识模式进行探索，才能弄清社会文化的基本法则。这种透过社会文化的表层结构来寻找无意识的深层结构的过程，就是结构主义的基本研究方法。列维—斯特劳斯运用他所创立的结构分析的方法，对人类社会的亲属关系、神话逻辑、以及原始民族的分类理论进行了研究，提出了许多与过去研究完全不同的观点和结论。例如在亲属关系的研究方面，他深受法国社会学家莫斯《关于原始交换的形式——赠与的研究》（1925）一书所阐明的互惠交换理论的启示，认为婚姻的基本结构表现为女性在人类集团之间的流动，这种流动包括女性在两个集团之间直接被交换（限定交换）和女性按特定的方向在集团之间流动（一般交换）。人类所有的婚姻体系都是这两种基本结构经复杂的组合而形成的。亲属关系的结构就是通过这种交换女性的体系而奠定其基础的。在研究神话逻辑时，列维—斯特劳斯就像语言学音韵理论把音韵分解为音素而进行研究那样，把神话也分解成构成神话的最小单位——神话素，并进而分析出它们相互之间的逻辑关系。在此基础上，他得出结论，认为人类的神话在表面上虽然纷繁复杂，五彩缤纷，但其本质上却是由有限的材料构成的，这些基本材料分解成各种符号并多次重复，就形成了多姿多彩的神话现象。列维—斯特劳斯这种结构分析的研究方法，对人类学和社会学产生了巨大影响，不仅如此，结构主义的影响还波及到了其它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例如哲学、历史学、心理学、文学艺术等，甚至连社会生活领域中的时装设计、广告、通讯报道等也受其影响，结构主义成了二十世纪六、七十风靡西方世界的哲学思潮。七十年代中期以后，结构主义的热潮渐趋减弱。文化心理学派20世纪30年代，美国文化历史学派的一些学者例如露斯•本尼迪克特等，开始从心理的角度来研究人类的社会文化现象，从而形成了所谓的文化心理学派。该学派的形成以本尼迪克特于1934年发表的《文化模式》一书为标志。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若干年，文化心理学派在美国人类学界一直有着重大影响。其代表人物有本尼迪克特、玛格莉特•米德、卡丁纳、林顿等。文化心理学派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文化与人格的关系、民族性或国民性问题，认知问题等等。在文化与人格的关系方面，他们认为，每个文化都有其典范人格，这种典范人格是由该文化所塑模的。举例来说，人们常说的中国人含蓄，美国人开朗，法国人浪漫等等，反映的即是不同文化的典型人格。这种人格特征是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体，在从小到大的成长过程中，由该社会的文化培育、熏陶而形成的。在此过程中，儿童期的训练对人格的形成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他们接受了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学说，认为儿童诞生时，心灵如白纸一张，是后天的文化训练，在这张白纸上画上了文化的印记，最终形成了该文化认可的人格特征。不同的文化特征培育了不同的人格类型，这就说明每一种文化都有着与其它文化不同的性格特点。这种性格特点即是本尼迪克特所谓的“文化模式”。她将心理学对个体分析的概念应用于对群体的分析上，认为文化之间的差异可以像人与人之间的差异那样来解释。即每个文化就像每个人一样具有独特的气质。在《文化模式》一书中，本尼迪克特分别考察了普埃布洛印第安人、多布人和瓜求图印第安人的社会文化情况，认为这三种文化分别代表了三种不同的文化性格，或者说三种不同的文化模式。其中普埃布洛人文化是“日神型”文化，其特点是严谨、规律、自制和乐群。而瓜求图人文化则是与此相反的“酒神型”文化，主要特征是粗暴、狂野、放纵以及极端自高自大。多布人则是所谓“狂想型”文化的代表，其主要特征是猜疑、仇视以及相互欺诈。文化心理学派关于国民性的研究，还引起了美国官方的关注。二战期间，本尼迪克特等人类学家曾受聘于美国战争情报资料室，开展对罗马尼亚、泰国、日本、荷兰以及德国等国家的民族性的研究。《菊花与剑》就是本尼迪克特在二战期间完成的对日本人国民性格所作的专项研究。在该书中，她通过对日本人的义务与人情、恩与责任、义务与义理等方面的比较，较全面地考察了他们的忠、孝、仁、义、德的人生观和价值体系，从而得出了日本文化是不同于欧美的“罪恶感”文化的“耻辱感”文化的结论。她准确地指出：“日本人既好斗又和善，既崇武又爱美，即蛮横又文雅，即刻板又有适应性，即顺从又不甘任人摆布，既忠诚不二又会背信弃义，既勇敢又胆怯，既保守又善于接受新事物，而且这一切相互矛盾的气质都是在最高程度上表现出来的。”（本尼迪克特：《菊花与剑》，孙志民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页）因此，她试图以“菊花”与“剑”的内涵来说明日本人这种矛盾的、双面性的民族性格。文化心理学派关于国民性的研究，虽然不乏像《菊花与剑》之类的成功之作，但亦有不少粗陋的结论。例如有的研究指出，日本成年人之所以具有易受强制力支配的性格，是因为他们在童年时期就接受了严格的上厕所训练。以此颇类，又有人认为，俄国人中普遍存在的情绪容易在狂躁与忧郁之间摇摆不定，是因为苏联保育室将新生婴儿一生下来就包缠于襁褓之中，这种将婴儿身体捆绑起来，使其手脚无法动弹的做法，极易引起婴儿的愤怒和受挫感，这在成年以后就表现为狂郁症。此类研究的简单和粗陋之处是显而易见的。在文化与人格研究领域，文化心理学派的优秀作品首推米德的文化与人格研究“三步曲”：《萨摩亚人的青春期》、《新几内亚的儿童成长》、《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其中《萨摩亚人的青春期》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米德也因在该书中提出了青春期的躁动不安是文化的影响而非生理的必然的观点而名扬天下。文化心理学派在20世纪40年代极为盛行，50年代因其种族主义的倾向而受到批评，逐渐衰落下来，60年代以后，在文化与人格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所谓的心理人类学派。该派在弗洛依德关于人类发展和心理动态学学说的影响下，侧重于探索人类的心理因素和心理过程是怎样影响其文化实践活动的。不同民族和文化的认知问题，是其研究的重点，这一研究取向至今仍盛行不衰，从者甚众。功能主义学派20世纪20年代，在英国，兴起了被称之为功能主义的人类学派别。功能主义学派以强调研究文化现象的功能，或强调用功能的眼光来解释文化现象而得名。学术界一般认为，该学派形成于1922年，因为该学派的主要创始人马林诺夫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分别在该年出版了《西太平洋上的探险队》和《安达曼岛民》两本著作。与美国文化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