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基础综合英语-课文翻译

1Unit1对F的赞美1今年将有好几万的十八岁青年毕业，他们都将被授予毫无意义的文凭。这些文凭看上去跟颁发给比他们幸运的同班同学的文凭没什么两样。只有当雇主发现这些毕业生是半文盲时，文凭的效力才会被质疑。2最后，少数幸运者会进入教育维修车间——成人识字课程，我教的一门关于基础语法和写作的课程就属于这种性质。在教育维修车间里，高中毕业生和高中辍学生将学习他们本该在学校就学好的技能，以获得同等学力毕业证书。他们还将发现他们被我们的教育体系欺骗了。3在我教课的过程中，我对我们的学校教育深有了解。在每学期开始的时候，我会让我的学生写一下他们在学校的不快体验。这种时候学生不会有任何写作障碍！“我希望当时有人能让我停止吸毒，让我学习。”“我喜欢参加派对，似乎没人在意。”“我是一个好孩子，不会制造任何麻烦，于是他们就让我考试通过，及时我阅读不好，也不会写作。”很多诸如此类的抱怨。4我基本是一个空想社会改良家，在教这门课之前我将孩子们的学习能力差归咎于毒品、离婚和其他妨碍注意力集中的东西，要想学习好就必须集中注意力。但是，我每一次走进教室都会再度发现，一个老师在期望学生全神贯注之前，他必须先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无论附近有什么分散注意力的东西。要做到这点，有很多种办法，它们与教学风格有很大的关系。然而，单靠风格无法起效，有另一个办法可以显示谁是在教室里掌握胜局的人。这个办法就是亮出失败的王牌。5我永远也忘不了一位老师亮出那张王牌以吸引我的一个孩子的注意。我的小儿子是个世界级的万人迷，学习不怎么动脑筋却总能蒙混过关。直到施蒂夫特夫人当了他的老师，这种局面才彻底改变了。6当她教我儿子英语时，我儿子是一个高中高年级学生。“他坐在后排和他的朋友说话。”她告诉我。“你为什么不把他换到前排来？”我恳求道。我相信令他难堪的做法会让他安心学习。施蒂夫特夫人从眼睛上方冷冷地看着我。“我不会换高年级学生的座位。”她说，“我会给他们不及格的成绩。”我大感紧张。我们儿子的学习生涯在我的眼前闪现。之前，没有老师以此威胁过他。我恢复镇定，艰难地表示我认为她是对的。到家时，我对此感觉良好。目前这是一种激进的做法，但是，嗯，为什么不这么做呢？“她要给你不及格。”我告诉我的儿子。我没有再多说什么。突然英语就在他的生活中成了头等大事。他期末得了一个A。7我知道一个例子不能说明问题，但我在夜校中看见了一群愤怒、怨恨的学生，他们愤恨的原因是学校让他们一路混，直到他们甚至都无法再假装跟得上。这些学生智力水平至少也算中等，但最终都退学了，他们总结说自己太笨，学不下去了。我最常听见的话是：“我本应该被留级。”更悲哀的是那些高中毕业生在上课几周后对我说：“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拿到高中文凭的。”8让没有掌握本领的学生通过考核，既欺骗了他们，也欺骗了期望毕业生拥有基本技能的雇主。我们为这种不诚实的行为辩解说，如果孩子们来自糟糕的环境，他们就不会学习。似乎没有人停下了想想看，无论孩子们来自何种环境，他们当中大多数若不是发现情况到了危急关头，才不会把功课当做头等大事呢。他们宁可混日子。9我在晚上所教的许多学生都能在失业、毒品依赖和滥交问题上给出专家证词。尽管有这些困难，他们还是决定把接收教育放在首位。渴望找到一份更2好的工作，或者是需要保住他们现有的工作，促使他们这么做。他们对失败有着健康的恐惧。10各个年龄的人都能克服他们的问题，可他们需要一个这样做的理由。年轻人往往不够成熟，不会像我的成人学生们那样重视教育。但是对于失败的恐惧，无论这种恐惧是经济方面还是学术方面的，都能对年轻人和成年人起到激励作用。11让学生不及格，作为一种常规手段，其优点在今天依然和两代之前一样多。我们必须重新考虑不及格的威胁，并客观地看待它——它是一种积极的教学手段。这表明老师和家长都对学生有信心，相信他们能够学好发给他们的学习材料。然而，让这种手段重新起效，需要教师和父母同心协力，一起来关心学生。这意味着要面对一个严酷的现实，即让没有学会知识的孩子通过考试——虽然从短期看可以让他们免受痛苦——却注定会让他们长期饱受不会读写之苦。这意味着老师必须对他们发出的威胁坚持到底，父母必须站在老师身后给予支持，明白他们孩子的最大利益正濒临危险。这意味着再也不要因为担心斯科特会不会及格而替他做作业，再也不要因为朱迪是个乖孩子就放她过关。12这是一个在过去有效，在今天也会有效的政策。一位英明的老师，在我们做父母的支持下，给了我们的儿子一个机会——成功或失败。现在是我们把这个选择权还给所有学生的时候了。Unit2结婚礼物1我一直有这样的梦想：星光灿烂的晚上，在一家巴黎咖啡馆能有人向我求婚。那个咖啡馆就像梵高所画的“夜晚的咖啡馆”，我的工作室墙上就挂着一幅此画的翻印本。然而，我男朋友却在我用“稳得斯”擦洗卫生间镜子的时候叫我嫁给他。2我已经上40岁，是该轮到我了。我已经体面地让开，眼看着孪生妹妹还有小妹在我之前出嫁。我做过女傧相7次，伴娘3次。我的淡颜色塔夫绸衣服比寄物店都多。3我的未婚夫乔治和我都是希腊裔美国人，但是我们想办一个简朴、大方的婚礼。不需要很多伴娘伴郎。也不放映幻灯片，展示求婚的细节，那太傻了。这会是一次很温馨的聚会，请的人不多也不铺张，100个左右的宾客吧。在我们的家族，那算是小圈子内的聚会。4我为一位偏执狂的管弦乐队指挥做公关刚刚结束，因而我有很多时间投入到我这个新的项目上。乔治是药剂师，每周工作60小时，现在又有一份工作：听我抱怨婚礼一事。这毕竟是我表现的时候，得由我说着算。5但是，我投入的时间和精力越多，万事就越和我过不去。没有请到我想要的洛杉矶希腊乐队。我到教堂时所戴面纱的针线活也很糟，不是我原来所要求的。我订的象牙色的丝绸礼服被隔离在新加坡的某个地方。眼看婚礼也就没有几个礼拜了，我邀请的客人大部分在最后期限之后才回信，让我很是烦恼。6之后，我接到妈妈的电话。她个头娇小，68岁却依然精力饱满。几天前还为我即将举行的婚礼感到兴奋不已。她刚去医院做例年的身体检查，虽然感觉还不错，但被诊断是胃癌。7接下来的几天，问题不再是“举行什么样的婚礼？”，而是“还办婚礼吗？”我把这看成是我的大喜日子。我认识到没有妈妈的大喜日子不可思议。爸爸已经在三年前过世，不可能牵着我的手到教堂圣坛完婚，这已经让我觉得凄苦。但是一想到妈妈那天也不能在教堂就让我觉得无法忍受。38几天后，我从纽约搬回西雅图，延迟了婚礼。我从操办婚礼转向指导保健。我已经挑选好歌曲，准备作为我们夫妻的首个舞曲，但现在压力那么大，我已经记不起来是哪首了。我的婚礼在母亲患病这个残酷的事实面前就像梦一样消失了。9与此同时，我和两个妹妹本都生活在三个不同的城市，这时却在医院的等候室里再次相聚了。我的孪生妹妹虽然已怀孕8个月，但还是从芝加哥飞了过来。小妹自父亲去世以来一直照顾着妈妈，这时恐惧占据了她的心，此情此景她不由得想起父亲临终的日子。咨询医生后，我们得知胃部手术是妈妈唯一的选择。医院一有床位我们就住进去了。10一个沉闷的秋天早晨，大雨无情地倾泻在西雅图市，妈妈被收进了瑞典肿瘤研究所。在五个小时的手术过程中，医生把她的胃切掉了三分之二。我在等候室里来回走动，恐惧不安，不知道等待我们的会是什么。11乔治飞过来陪我。他说，“我也不想待在其他地方”。三个夜晚，他睡在医院等候区域潮湿的地板上，裹着破旧床单，头枕脏兮兮的沙发垫。手术一周后，医生向我们告知了预后。“癌细胞没有扩散，”他说。这几个词可是英语中最可爱的词了。乔治紧握着我的手，这时眼泪流下我的面颊。12接下来的几个礼拜令人劳累。妈妈只得重新考虑她的饮食，我得琢磨该准备哪些饭菜。颓废的希腊饭菜被蛋白质替代，少食多餐，这有助于修补她那从胸骨到肚脐下长达六英寸的刀口。蛋白质还增强她的免疫系统，因为接下来她要化疗和放疗。13在此之前，做法对我来说就是把头天晚上从花哨饭店里吃剩下打包回来的饭菜在微波炉热一下。但两个月之后，我掌握了水煮荷包蛋，学会烧带骨牛排。此外，照顾母亲也让我认识到她当年照料我们是多么地尽心。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她刚动完手术几个小时候，我到特护病房去看她。她躺在那里，手臂、鼻孔和嘴巴里插了那么多的塑料导管，她却吃力、沙哑地说道：“莉兹，你一定要吃点东西。”14忘记巴黎。妈妈的彻底康复才是我现在的梦想。15最近，她去做了一次随访CT检查。当她脱下结婚金戒指检查的时候，98磅的柔弱身躯颤抖了。这个检查得做，接下来还有很多次。但医生说，“一切都很好。”不久，妈妈就可以把我领到圣坛举行婚礼。我已经忘记面纱上的刺绣。但在我掀开面纱的时候，我肯定会脉脉地注视我所最爱的两个人：我的未婚夫和让我懂得人生要义的那个女人—我的母亲。Unit3追寻烟草的历程：从性感到致命（霍华德·马克尔，医学博士）1对许多美国人来说，烟草业的不诚信计入公众档案始于1994年4月14日的一次国会听证会。在加州民主党代表亨利·A韦克斯曼的怒视下，美国七大烟草巨头的首席执行官出现在了这次听证会上。2早20世纪30和40年代，香烟要么意味着健康——因为有一位仁慈的医生含蓄地推荐它，要么就意味着性感。3美味总裁举起右手，郑重宣誓要对从事的业务实话实说。在随后的证词中，每个人都陈述自己不相信烟草会给健康带来风险，而且自己的公司从未采取措施来操纵香烟中尼古丁的含量。4.30年前，一位卫生局长就发布了关于抽烟危害健康的著作报告。如今看来，烟草业总裁们属于不相信该报告的极少是人的行列。5但事实并非始终如此。哈佛大学医学史专家艾伦·M·布兰特坚持认为，4对香烟危害的认识源于持续了大半个20世纪的一个智力过程。在新书《香烟的世纪：界定美国的产品的兴衰和死命的坚持》中，他讲述了这个引人入胜的故事。6虽说当今香烟是死亡的疾病的象征，但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60年代，香烟在文化上象征这成熟练达，美丽和性感诱惑——是当时半数美国人大为追捧的商品。7.从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许多广告运动都颂扬香烟的健康品质。在全彩的杂志广告中，身罕白大褂的仁慈的医生骄傲地点起香烟或是吞云吐雾，上面还写着更多医生选择骆驼牌香烟”之类的广告语。8.20世纪初期，对香烟的抵制带着道德的口吻，而不是出于对健康的关注。对想抽烟的女性更是如此。不过即使在当时，许多医生已经关注到吸烟会给健康造成风险。9.在20世纪30年代这一时期，许多美国人变成了烟民,，而抽烟对健康最为显著的危害尚未显现出来。因此，这一时期的科学研究无法从严肃的病理学上找到清晰的证据，竞起到了为香烟开脱的反效果。10.到了二战后，流行病学思想取得了不少重大突破。1947年，英国医学研究会的理查德．多尔和A.布拉德福德希尔创立了一种复杂的统计方法，以记录肺癌上升率和烟民增加之间的联系。11.著名外科医生埃瓦茨A格雷厄姆和医学专业学生欧内斯特．L．温德尔于1950年发表了一篇极为重要的论文，比较了圣路易斯市巴恩斯医院内烟民和非烟民肺癌患者的发生机率。在结论中，他们认为“长期抽烟至少是支气管癌发病率飙升的重要因素之一。12.不难想象，烟草公司以及他们的专家代言人们嘲笑这些以及其它研究，称这些仅仅是统计上的论据或趣闻轶事，根本不能确定其因果关系。13在详细梳理了烟草公司的内部备忘录和研究文档后，布兰特博士用充足的证据证明，旱在1964年的卫生局长报告发表前，各大烟草巨头就已了解了自家产品对健康造成的诸多风险。14他还描述了这些公司在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合谋炮制假消息，同时混淆科学证据，散布这种论调：既然大家都知道香烟在一定程度上有危害，抽烟与否从根本上说是个人的选择和责任问题，责任不在烟草公司。15.在20世纪80年代，科学家们建立了一种革命性的观念，即尼古丁具有极强的致瘾性。虽说烟草公司公开否认这些说法，但当时他们已经利用香烟的致瘾性来赚钱了，他们加大尼古丁含量，将烟民勾住，使得戒烟愈发困难。在他们的营销备忘录中，记录了他们针对青少年发动的广告运动，旨在诱惑一代代的新烟民。16.2004年，布兰特博士被司法部聘请为重要专家，在指控烟草巨头的联邦欺诈案件中作证，并与烟草业雇佣来的一伙证人进行对质。根据为烟草巨头们出庭作证的29位历史学家们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