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与中国思想启蒙运动讲稿

1梁启超与中国思想启蒙运动一、生平、著述简介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中国近现代杰出思想家、改革家，著名学术大师。他的书斋及藏书室取名“饮冰室”，“饮冰”始见于《庄子·人间世》中“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欤”。后南朝宋人鲍照在《谢永安令解禁止启》中说“饮冰肃事，怀火毕命”，表达了受命从政、为国忧心的惶恐心态。梁取此二字，则寓意对国家社稷忧虑焦灼之情。梁的主要著作《饮冰室文集》是梁启超之侄梁建灿于1926年编就刊行，另有《饮冰室合集》是在梁启超1929年离世后，由其侄交林志钧汇编后于1936年交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共分为文集、专集两大部分：文集45卷，专集104卷，收入长篇论著104种，如《戊戌政变记》、《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等，总计1000余万字。梁启超自幼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1889年中举。1890年赴京会试，不中。回粤路经上海，看到介绍世界地理的《瀛环志略》和上海机器局所译西书，眼界大开。同年结识康有为，投其门下。1891年就读于万木草堂，接受康有为的思想学说并由此走上改良维新的道路，被人合称“康梁”。以下我们主要从思想启蒙的角度，去谈论梁启超的作为。二、为变法而主张启蒙人要告别无知都离不开启蒙。一般意义上的启蒙是指开化和开发人的智力，比如对儿童或初学者进行教育，使之得到某些方面的入门知识或技能等，因此可以说，启蒙一直伴随着人类文明的步伐。但18世纪以来，启蒙有了它特定的含义。康德不愧是人类思想进入现代的标志性人物之一，他在回答什么是启蒙时这么说：“启蒙就是人从他自己造成的未成年状态中走出。未成年状态就是没有他人的指导就不能使用自己的知性”；“启蒙就是把人们从黑暗的中世纪解放出来”。对于中国来说，这种特定含义上的启蒙则比西方国家迟了一个多世纪。从1840年起，西方列强的炮火轰开了闭关自守的中国的国门，沉重的内忧外患使一批先觉的知识分子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在认识到必须了解外强学习外强这一共同思想前提下，魏源林则徐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冯桂芬王韬则进而提出要学习西方的政治、法律、制度等等，但这些显然属于对政府大政方针的见解，他们还不能把眼光移下来，看到对国民进行启蒙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到了容闳那里，这个在美国留学八年，是中国第一位系统接受了西方教育的人感念“中国国民，身受无限痛苦，无限压制”，应“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文明富强之境”，才涉及到国民的思想启蒙问题。在中国，不仅看到了国民思想启蒙之必要性和重要性并且把启蒙付诸实践的，是90年代的维新派，梁启超则是最早的从事者之一。甲午战争失败后的1895年严复即发表文章，指出“收大权、练军实”不过是“标”，中国的自强之“本”在于开民智，奋民力，和民德。也是在这一年，年仅23岁的梁启超赴京会试，与康有为联合会试举人上书要求变法，稍后，又协助康有为创办和组织了《中外纪闻》和京师强学会。《中外纪闻》每期载一篇以介评世界各国概况为主的文章，文章均出自梁启超。在这年5月的《与穰卿足下书》里他有言：“报馆之议论，既浸渍于人心，则风气制成不远矣”；多年后在《莅北京大学校欢迎会演说辞》中他也回顾当时的办报心愿是“冀输入2世界之智识于我国民”。可见，梁启超对外国情况的介评已不同于魏源王韬等人，他的着眼点已在于启发民智。次年，梁启超应上海强学会会员黄遵宪等的邀请赴任《时务报》主笔，从8月9日起，先后撰写发表了《变法通议》《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知耻学会叙》等文章。这些文章表明梁启超转入了对启蒙的直接陈述与鼓吹。《变法通议》是系列性文章，在这组文章里，梁启超不但极力阐述了变法对于中国来说是势在必行，而且把变法同国民的启蒙、受教育紧密结合在一起。首篇《论不变法之害》一开篇他即勾画出国衰民愚的景象：“今有巨厦，更历千岁，瓦墁毁坏，榱栋崩折，非不枵然大也，风雨猝集，则倾圮必矣。而室中之人，犹然酣嬉鼾卧，漠然无所闻见”，随后又指出“欺其民之驯弱而凌牿之，虑其民之智而束缚之”的弊害。在《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一文中他提出：“欲求新政，必兴学校，可谓知本矣”；“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他不满清政府重物轻人的做法，认为“一铁甲之费，可以支学堂十余年；一快船之费，可以译西书数百卷；克虏伯一尊之费，可以设小博物院三数所；洋操一营之费，可以遣出洋学生数十人。”在稍后的文章里，他阐述了开民智是强国之本。他写道：“近百年间，欧罗巴之众，高加索之族，借制器以灭国，借通商以辟地，于是全球十九，归其统辖，智之强也。世界之运，由乱而进于太平；胜败之原，由力而趋于智。故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他引述侪辈所与云“古者户口少而才智之民多，今日户口多而才智之民少”之后分析说：“然而妇女不读书，去其半矣；农、工、商、兵不知学，去其十之八九矣”；他再次强调：“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4]。他进而以为：“今欲振中国，在广人才；欲广人才，在兴学会”，应当创立各种学科乃至各个行业的学会，“其入会之人，上自后妃王公，下及一命布衣”，使之“学无不成，术无不精”，这样“积小高大，扩而充之，天下无不成学之人矣”。在《中国积弱由于防弊》《知耻学会叙》《与严幼陵先生书》等文章里他同样谈及了愚民的弊害和启发民智的必要。1898年2月，梁启超应湖南巡抚陈宝箴和臬司黄遵宪之邀赴长沙任时务学堂主讲后重返京师，致力变法。在《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里，他一如既往把变法同启蒙联系在一起。他说，当今国家“强敌交侵，割地削权，危亡岌岌，人不自保，皇上临轩发叹，天下扼腕殷忧，皆人才乏绝，无以御敌之故。然尝推求本原，皆由科举不变致之也”，“八股代言之制”“乃先抑天下于至愚”；他进而谈道：“且科举之法，非徒愚士大夫无用已也，又并其农、工、商、兵、妇女，而皆愚而弃之。夫欲富国必自智其农、工、商始，欲强其兵必自智其兵。泰西民六七岁必皆入学，识字学算，粗解天文舆地，故其农、工、商、兵、妇女皆知学，皆能阅报”，而“吾生童无专门之学，故农不知植物，工不知制物，商不知万国物产，兵不知测绘算术，妇女无以助其夫”。他由是感叹：“是皇上抚有四万万有用之民，而弃之无用之地，至兵不能御敌，而农、工、商不能裕国，岂不大可痛哉！”他激愤陈言：“夫当诸国竞智之时，吾独愚其士人、愚其民、愚其王公，以与智敌，是自掩闭其耳目，断刖其手足，以与乌获、离娄搏，岂非自求败亡哉！------人皆智而我独愚，人皆练而我独暗，岂能立国乎！”三、专心从事启蒙9月21日，变法失败，“六君子”被杀，梁启超逃亡日本。如果说此前梁启超的启蒙还基本是围绕着变法进行的，着眼点主要在改变国民的受教育状况上，那么流亡日本之后，启蒙则成为他做单独思考的问题之一，放眼处已是对国民性本身的系统揭示与分析。12月，他创办《清议报》，在报上撰文记述变法和为变法人物做传，其间谈到的“中国之弱，由于民愚也”，可以看作是此后他从事启蒙著述的核心观念。从这一观念出发，他于1901年4月29日至5月28日在《清议报》连续发表了长文《中国积弱溯源论》。文章主要3从“理想”、“风俗”和“政术”三个方面阐述了中国“积弱之源”。如就“理想”。梁启超谈到：“凡无论何族之民，必有其社会数千年遗传之习惯，与其先哲名人之所垂训所传述，渐渍深入于人人之脑中，涤之不去，磨之不磷，是之谓理想。理想者天下之最大力量者也，其力能生出种种风俗，种种事业。”他接着指出，与西方、日本相比，中国国民的“理想之误”是“爱国之心薄弱”。由此又导致了三点，一是“不知国家与天下之差别也”，“既无国矣，何爱之可云”？二是“不知国家与朝廷之界限也”，“盖数千年来，不闻有国家，但闻有朝廷”，“误认朝廷为国家之理想”，不知国家乃“全国人之公产”，朝廷不过是“一姓之私业也”。三是“不知国家与国民之关系也”，不知国家主人“即一国之民也”，“遂使一国之民，不得不转而自居于奴隶，性奴隶之性，行奴隶之行，虽欲爱国而有所不敢，有所不能焉”。因此，倘若“欲救中国”，“非从此处拔其本，塞其源，变数千年之学说，改四百兆之脑质”。在揭示国民精神现状及其根源的同时，梁启超也在思考和提出建设性见解，如在《国民十大元气论》中他这样阐释“独立”：“独立者何？不借他力之扶助，而屹然自立于世界者也。人而不能独立，时曰奴隶，于民法上不认为公民；国而不能独立，时曰附庸，于公法上不认为公国”；“独立云者，日日以孤军冲突于重围之中者也”。他认为“非古人之法言不敢道，非古人之法行不敢行”是“奴隶根性之言也”，“夫古人自古人，我自我。我有官体，我有脑筋，不自用之，而以古人之官体为官体，以古人之脑筋为脑筋，是我不过一有机无灵之土木偶，是不啻世界上无复我之一人也”；“故独立性者，孕育世界之原料也”，“故无独立性者，毁灭世界之毒药也”。他指出国人缺乏独立性的恶果：“今吾中国四万万皆仰庇于他人之人，是名虽四万万，实则无一人也”；“此根性不破，虽有国不得谓之有人，虽有人不得谓之有国。”1900年2、7月，他写下《少年中国说》《十种德性相反相成议》，号召“中国之少年”“甘心为四万万人安坐以待亡国者之公敌。”到了1902年，他以“新民”概括启蒙，并将此作为思考中国问题的主要选择。这年2月他创办《新民丛报》且自称“新民子”，8日至4月11日连载于《新民丛报》第1号至29号的十多万言系列长文《新民说》，可以说是他启蒙思想的集大成。他明确地把民摆在了首位，在“叙论”中即指出“国也者集民而成。------未有其民愚陋、怯懦、涣散、混浊，而国犹能立者。------欲其国之安富尊荣，则新民之道不可不讲”，因此，长文的第一篇就是《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指出中国要振兴，“舍新民末由。”从第三篇《论公德》开始到《论尚武》凡五篇，梁启超具体谈论了新民的内容。如《论公德》谈道：“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公德者何？人群之所以为群，国家之所以为国，赖此德焉以成立者也。”他认为“独善其身”的“私德”与公德“本并行不悖”，中国所以衰落，“束身寡过之善士太多，------人人视其所负于群者如无有焉”是原因之一。他进而认为：“道德之立，所以利群也”，“道德之精神，未有不自一群之利益而生者；苟反于此精神，虽至善者，时或变为至恶矣”；“是故公德者，诸德之源也”，“知有公德，而新道德出焉矣，而新民出焉矣。”四、把文学作为启蒙最佳工具1898年12月25日，梁启超于流亡中发出“诗界革命”的口号，三天后又提出“文界革命”的主张。对于诗，他认为“新意境”最重要，“今欲易之，不可不求之于欧洲”，他“惟将竭力输入欧洲之精神思想，以供来者之诗料”[9]；他指明诗歌能影响国民性乃至国家命运：“中国人无尚武精神，其原因甚多，而音乐靡曼亦其一端，------其斯巴达人被围，乞援于雅典，雅典人以一眇目跛足之学校教师应之，斯巴达人惑焉。及临阵，此教师为作军歌，斯巴达人诵之，勇气百倍，遂以获胜”；而“吾中国向无军歌”，诗“于发扬蹈厉之气尤缺。此非徒祖国文学之缺点，抑亦国运升沉所关也”。他因此格外推举黄遵宪《出军歌》及其所具有4的“精神之雄壮活泼沉浑深远”，认为“盖欲改造国民之品质，则诗歌音乐为精神教育之一要件”。他进而质询：“读泰西文明史，无论何代，无论何国，无不食文学家之赐；其国民与诸文豪，亦顶礼而尸祝之。若中国之词章家，则于国民岂有丝毫之影响耶？”他指斥“至于今日，诗、词、曲三者皆成为陈设之古玩，而词章家真社会之虱矣”，他为《江苏》杂志“屡陈中国音乐改良之义，其第七号已谱《出军歌》、《学校歌》数阙”而“拍案叫绝”，他寄语中国的文学家能更多的成为莎士比亚、弥尔顿，以“报国民之恩”[10]。在“文界革命”方面，他受到日本新闻作家德富苏峰“善以欧西文思入日本文”的启迪，主张写文章“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11]，倡导了以“俗语文体”写“欧西文思”的“新文体”；他在这时期的一系列影响巨大的关于变法和启蒙的文章，均以这种新文体写成。对于小说，梁启超尤其看得重要，于1902年11月专门创办《新小说》杂志。在第1号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