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老舍笔下三类市民的悲剧意识

目录中国石油大学胜利学院本科学年论文1绪论在校三年期间，无论是专业课、选修课还是专业方向课，我们已完成多门课程的考试或考查，尤其是三年专业课的学习，我们深入的学习了中外文学史的发展概况已经阅读了诸多的中外名著。无论是从作品的可读性和深刻性方面我们都有了一定的了解。学年论文是我们检验三年学习成果的一个契机。这可以非常好的帮助我们了解自身的学习和发展状况。并且重新审视自己这三年来的学业水平。老舍先生是我国现当代的文学大家，他的作品无论是小说还是话剧，都先后被搬上了荧幕或者舞台，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和反响。研究老舍先生的作品不仅更好的让我们了解二三十年代的社会风貌，更让我们对社会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关于老舍及其作品的评论研究文字，20年代末期开始出现，30年代中期起逐渐增多,到了50、60年代,老舍每有新作问世，都立即引起评论界的广泛讨论。李长之、朱自清、王淑明、赵少侯、叶圣陶、巴人、常风、许杰、以群、田仲济、吴组缃、周扬、焦菊隐、光未然、李健吾、梅阡、张庚、凤子等人，都先后写过评论。从70年代末期开始,报刊发表许多回忆老舍的文章,系统全面的研究也日益开展,除了继续分析评价老舍的代表作品,对于他的创作道路、艺术风格、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等，都分别作了综合的探讨。国外关于老舍作品的翻译出版和研究，都较活跃。日本的伊藤敬一、法国的保尔•巴迪、波兰的日比格涅夫•斯乌普斯基、美国的兰比尔•沃勒等，都写有老舍研究的论文或著作。本篇学年论文主要是在阅读了老舍的小说《骆驼祥子》《月牙儿》《二马》《离婚》以及搜集了很多杂志及学术期刊的基础上写成的。主要研究的是老舍笔下的城市阶层的生活状态及其性格的剖析，最后落脚到了人物的悲剧意识及其成因上。做为老舍笔下的人物，这些阶层在残酷的社会背景下总是显得悲凉。这些人物悲剧社会性的强化，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多么强烈的反抗意识，她们并没有与社会各种的丑恶市里作有力的攻击，她们好像压在磐石之下的可怜动物，只剩下悲哀的叹气，无声的流泪。老舍小说的悲剧世界是丰富多彩的。这里既有受古希腊悲剧影响而又不同于古希腊悲剧的命运悲剧，又有类似莎士比亚笔下的因性格缺陷而导致的性格悲剧，更有大量的关于人性的思考，含有批判现实主义特色的社会悲剧。中国石油大学胜利学院本科学年论文2第一章固守伦理的老派市民-社会悲剧这是一群典型的“老中国儿女”，他们虽是城里人，有着相对富足的物质生活，但仍是“乡土”中国的小民。[1]在他们身上，负载着沉重的封建宗法思想的包袱，他们的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都是很守旧﹑很保守﹑很闭塞的。老舍常常通过戏剧性的夸张，揭示这些人物的精神病态，从而实践他对北京文化乃至传统文化的批判，对旧的伦理秩序的鞭挞。无疑生活在这种环境下的人也是悲哀的，他们抱着旧的观念不放，企图回到那个“三叩九拜”的封建时代，殊不知时代的洪流来袭，等待他们的就只有对现实的不解和无力改变现状的无奈。“宁拆十座庙，不破一桩婚”是《离婚》中的张大哥的最高信条。他生活在相对安逸的老北平，整日混在所谓的“衙门”里浑浑噩噩，苟且偷生。张大哥一生所要完成的使命是神圣的，这个使命一是做媒，二是反对离婚。“离婚”这个概念在张大哥的意识里，或者说在他的伦理观念里，其含义已经不简单的是一对夫妻的离异，而意味着一切完整的文化秩序被打破。一次，他把撮合婚姻，调解争端，消除夫妻间的婚姻危机当做是他一生的“圣事”。哪对夫妻要是不和了，张大哥宁愿自个儿掏钱请您吃饭，也得劝着您别离婚。他认为，婚姻是天下太平的根源。只要夫妻间和睦了，这个天下定是稳定的太平。在《离婚》中，老舍先生为我们塑造了张大哥这个“老好人”的形象，他不但待人处世热心周到，而且乐于助人。在小说中，他甚至帮忙去追查庸医下错药治死人，到处去替“落难者”奔走。但他最善于而且乐此不疲的事情，还是他人的婚姻问题。看到老李头愁眉不展，张大哥马上揣度他的婚姻出现了问题，于是他立即请老李来家里吃涮羊肉，决定立即接乡下的妻子来北平。从租赁房子，置买家具，裱糊墙壁，生炉子，买锅碗瓢盆等等，张大哥无微不至的一手包办，为的就是怕老李夫妇离婚。[2]不仅如此，张大哥愿意做一切人的大哥，热心为一切人做媒，他从来不问男女双方的感情，这远不是他介意的，认为双方只要年龄，长相，八字合适，那么在他看来这就是天造地设的好姻缘。凡是经由他介绍结了婚的，就是有天大的理由，也决不能散伙离婚，只要是他张大哥出面调解，什么婚姻危机全都会烟消云散。但是自由恋爱，那是绝对不行的，在他眼里，那是破坏秩序的。用他自己的话说“离婚是一件事的两端”。老舍成功的塑造了张大哥这个“地狱中最安分的笑脸鬼”，是给北平人看一种病，一种真诚的敷衍圆通，真诚的庸俗无聊的文化病。这种文中国石油大学胜利学院本科学年论文3化病，也是满汉族文化的劣根性。[3]同样的，在《四世同堂》里的祁老太爷，做为一家之主，毕生都在维护自己这个小家的安定团结。他善良、正直却又愚昧不堪，在他身上集中体现了皇城根儿下老北京市民的文化“精髓”。他谨奉“知足得和”的古训，和《离婚》中的张大哥一样，是这种常识的结晶。对于祁老太爷来说，守住用一生血汗换来的这个四世同堂的家庭，是他生命的追求。国家动荡，国将不国，在他看来，这都是其次的，他最关心的是家里是否“存着全家够吃三个月的粮食和咸菜”。他只知道“关上大门，再用装上石头的破缸顶上”，[4]便足以消灾避祸。眼看着自己要当亡国奴了，他还惦记着自己个儿的生日：“别管天下怎么乱，咱们北平人不能忘了礼节”。虽然自己只是个小老百姓，但是他内心里总是惦记着把人严格地分了尊卑贵贱，忠诚而真实的按祖传的礼教习俗办事，处处讲究体面排场。他奉行着“和气生财”的人生哲学，“善良”到了逆来顺受的地步。在传统文化的重压之下的祁老太爷，面对着一连串血的事实，内心由平静转为不安，又由不安转为自责，最后从自责的痛苦中感慨哀叹“我白活了七十多年啊”。[5]老舍通过祁老太爷，进一步深刻的进行了民族文化反思的问题。中国人，无论是满人还是汉人，都应该从历史和时代的高度重新审视传统文化，通过反思文化，来达到民族的智慧创新。老舍笔下的这类市民，其实保留了中国人身上最朴实的品格，热心善良，都愿意过着平淡一己私利的“小日子”。但是，不可否认，民族的劣根性，循规蹈矩，柔弱，忍让的文化心理特点在他们身上也得到了集中的体现和反应。他们的一些行为在历史发展和时代的角度看来十分幽默可笑。但细细品来，这些人物的行为无疑是可悲的。比如《离婚》中，作者把人物集中到了北平一个财政科所以及他们个人的家庭风波，这些官僚们终日混着日子，无所事事，却又勾心斗角。这无疑深刻的暴露了旧中国官场的腐败以及社会的黑暗。张大哥无疑是可悲的，他生活在这种凡庸的社会中自己却全然不知。再如《四世同堂》中的祁老爷子，这又是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中国人的真实写照，战火四起，却置若罔闻。老舍笔下的这类市民是个人的悲剧，说到底仍然是社会的悲剧。尤其是生活在复杂环境下的中国的悲剧。封建思想根深蒂固，时代洪流步步紧逼。这些生活在云里雾里的中国人看不到前景，能做的只有保全自己。实际上，不拿出些行动来中国石油大学胜利学院本科学年论文4改变大环境，到最后，又有几人能得善终？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老派市民是一群“做稳了奴隶”的市民，他们只知道顺从历史，试图回流历史，但从不考虑推动历史的进步与发展。中国石油大学胜利学院本科学年论文5第二章复杂多样的新派市民-矛盾悲剧新派市民是老舍小说中涉及面极其广泛的。生活在一日千里的旧中国，各类的市民也是层出不穷的出现。这类市民不像老派市民那样一味守旧，而是思想上逐渐被“洋化”，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真正的吸收西方文化里进步的东西，而是专门去做形式上的模仿派或者是恶劣上的吸取。[6]在老舍笔下，这些新派市民比较起来又是有些不同的。但终其命运来说又是悲剧意味的，在他们身上，我们同样没有看到真正进步的精髓，真正推动民族发展，历史进步的动力。1．理想化的市民——国民楷模这类市民在老舍笔下体现的并不多，可称之为老舍理想中的国民典范。老舍虽然致力于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但并没有忘记理想人格的塑造。老舍在英国教书期间，感受到了西方文化的现今和超前，因此很自然的把中国人的理想人格加进了很多西方人的观念。一部分来讲，老舍认为一个中国人如果像英国国民那样能独立思考便是理想中的国民了。[7]由此，我们不难在小说中找到这样的影子，比如《赵子曰》中的李景纯以及《二马》中的李子荣。李景纯是《赵子曰》中的新青年形象，他有知识、有理想、有爱国热情，也有为国捐躯的精神。最后，他以死来反抗军阀的行为终于唤醒了赵子曰等浑浑噩噩的青年学生。李子荣是《二马》中的人物，他是一名留学英国的中国学生，在他身上，我们非常明显的看到了老舍理想国民人格的塑造，有现代的科学知识，民主思想还有务实的精神，他具备了现代青年应该有的所有优秀品质，独立、务实、敬业、爱国、有理想，并且脚踏实地。2．含泪鞭挞的“中间人”“过渡人”的新派市民形象这类人物都在思想上接受过西方新思潮影响的知识分子，但在情感上却受到世俗社会伦理纲常的束缚而难以自拔。如《离婚》中的老李以及《四世同堂》中的祁瑞宣。《离婚》中的老李，性格老实，工作任劳任怨，靠着自己的本事谋生，他沉默寡言并且从来不过问别人的事。作为一个文人，他在内心深处渴望着一种诗意的生活，而这种渴望最后落在一个年轻的寡妇身上。这个年轻女子清秀文雅，把老李在乡下的婆娘比下去了。老李有了离婚的念头，他渴望着结束这种如死灰一中国石油大学胜利学院本科学年论文6样的生活，试图做些改变，但最终受到张大哥等人的劝解和压制，他连离婚的勇气也没有了。再如《四世同堂》里的祁瑞宣，他算得上是接受过现代教育的青年，具有一些新潮的思想。但他毕竟是北京文化熏陶出来的祁氏家族的长孙。因此当敌人入侵家门，祖国沦陷的严峻时刻，他却陷入了忠孝两难的矛盾中难以自拔。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其实，从祁瑞宣身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部分国民的思想正在逐步的被改造。而这些市民作为思想矛盾的“中间人”出现在老舍笔下，其历史背景又正是中国市民从传统向现代变迁的动荡年代，因此具有了特定时代的典型性。[8]3．“洋务”与“新派”的市井庸民这部分人往往不是老舍小说的主角，但地位同样不可小觑，一定地位上穿插了故事的发展，让整部小说更具戏剧性。这些人同样的是可悲的，我们在他们身上甚至找不到一丝可提及的优点，某些行动上有些像我们现代备受诟病的“富二代”饱受争议。这些人生长在中国传统的世俗社会里，却又沾染了许多西方的坏毛病。说的直接一些，这些人简直是结合了中西方文化的糟粕。他们用浮光掠影的只言片语来装点自己、行动举止却又丧失了老一代的淳朴、热诚与自力更生的能力。他们满口新词汇，实际上却一味追求享受。倚仗父辈钱财，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其中既有蓝小山、丁约翰之类的“假洋鬼子”。也有张天真、祁瑞丰、冠招弟等这一类的胡同纨绔子弟。老舍一些到此类角色就使用几乎刻薄的手法，不忘记给他们描画可笑的漫画式肖像。《离婚》中张天真就是这种“德行”：“高身量，细腰，长腿，穿西服。爱看跳舞，假装有理想，皱着眉头照镜子，整天吃蜜柑。拿着冰鞋上东安市场，穿上运动衣睡觉。每天看三分小报，不知道国事，专记影戏院的广告”。[9]总之，是一种新潮而又浅薄的角色。《四世同堂》里的祁瑞丰也是这类形象中的典型代表，也是被作家嘲讽的“洋青年”其实他最可耻的地方是投靠日本人做了汉奸，他原本不过是个贪图享受的市井小民而已，北平沦陷后，他受不了困苦生活的折磨，甘心去做连日本人都看不起的小帮凶。他一味逐“新”一味追求“洋式”的生活，最终丧失了人格。通过这类人物的塑造，老舍批判了中西文化交汇下的市井庸民的俗气、浅薄和无耻，令人警醒。中国石油大学胜利学院本科学年论文7如上所述，传统文化观念是造成这类人物性格悲剧的一方面，另一方面，这些人物的人性萎缩、变态来自于“西洋文明”的污染。西方文化进入中国并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猛烈地冲击，使得这个历来“文明古国”自居的民族，愈发显得落后。“五四”时期，作为西方文化的思潮的“个性解放”“婚姻自由”“恋爱至上”，对青年人影响极大，成了他们追求的目标，也成了“五四”文学描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