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T·库克在第十三届档案大会上做的报告(作为今天课上的推荐读物-感兴趣的同学可以读读)

1第三次全体会议主报告1898年荷兰手册出版以来档案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影响〔加拿大〕T·库克(TerryCook)前言:记忆、档案和档案史本世纪档案思想发展史反映了不同国度、传统和载体的档案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影响。要想历史地分析1898年著名荷兰手册出版后的这种相互影响,就必须着眼于受荷兰模式影响最直接的欧洲和北美的发展进程。然而,值此北京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之际,本报告在开始分析之前,回顾一下四百年前中国明代发生的一件事情似乎是恰当的。1596年,意大利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向中国主人提出了一项建造记忆宫殿的计划。他的建议实际上是建造一个有助于准确分类和记录信息的记忆存贮装置。利玛窦的记忆宫殿由数百座大厦和数千间房间组成,房间里有成千上万的壁橱和家具。宫殿建筑经过精心设计,以便使其结构能够体现人类知识的单元和分单元。每一已知事实都与宫殿中最合逻辑的部分相联系,易于记忆和回忆。例如,宫殿中有一座植物大厦,内有一条鲜花过道,通向观赏花房,花房内有一个装有案头观赏花卉的壁橱,有六层隔板,分别放有红、粉红、黄、橙、紫和蓝六种颜色的案头观赏花卉。在这种模式里,利玛窦采用了精心设计的古代、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记忆艺术。他深知,信息,尤其是事实都必须经过选择、组织和合理保存,并附有标记和符号,以便对它们进行有效的检索①。四百年后的今天,我也站在了中国主人面前,谦恭地宣称我们一一全世界的档案人员,仍然在建造记忆宫殿。我们的记忆宫殿不是(也不可能是)象利玛窦所说的组织所有人类知识的人工示意图,而是包含全世界记忆物的有机实物。加拿大国家档案馆馆长、国际档案理事会现任主席让一皮埃尔·瓦洛写道,我们正在为我们当代的历史建立一个活记忆。对应利玛窦的建筑比喻,瓦洛指出档案馆是记忆的保存场所。他强调这种建筑工作是压在档案人员肩上的沉重负担,因为档案里包含了国家和人民集体记忆的关键。档案人员也因此掌握了个人和社会幸福的关键,这种幸福来自于过去的持续经验以及根源、归属和性质的认识②。档案人员要知道,在希腊神话里,记忆是众神之母。通过她我们才能进入健康和富于创造力的成熟期。但是,上述社会或集体记忆在整个历史上并不是偶然形成的,利玛窦的提议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记忆的结果也并非无可争议。后现代社会的历史学家们目前正在十分审慎地看待历史进程,分析哪些是重要的,值得记忆的;哪些必须忘却。法国学者雅克·勒高夫提到档案记忆的政治功能时指出,自古以来,掌权者决定谁可以说话,谁必须保持沉默,即使在档案材料中也是如此。美国历史学家杰尔达·拉勒有力地说明,从中世纪到本世纪,妇女都被排除在社会记忆工具和机构之外,其中也包括档案馆。非洲档案人2员目前怀疑欧洲文字文明衍生的古典档案概念是否适宜于保管第三世界国家的记也,因为非洲文明主要是以口述形式记录的。所有这些社会记忆活动都有着重要含义。正如小说家米兰·昆德拉所说:反抗强权的斗争就是记忆与忘却的斗争③。然而记忆是谁的记忆?又是谁来决定这场斗争?回顾自身发展史,我们的档案人员在建造记忆宫殿时是如何反映广泛的社会现实的呢?档案人员自觉和不自觉地采用什么样的设想、理论、概念、策略、方法和实践呢?为什么采用它们?它们多年来有何变化?又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变化?我们为什么样的统治政权结构服务?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影响我们智力配方的是什么社会力量?如果我们认真考虑本届国际档案大会的主题一一回顾与展望,我们需要对档案专业发展史进行回顾。我们需要更好地理解记忆的政治功能以便更好地确定未来方向。加拿大档案教育家巴巴拉·克瑞格曾意味深长地说过:正如人的个性离不开其生长的历史环境一样,档案专业的特性也是如此,两者都来自于经历……持续性。如果你不能带着骄傲回顾历史,你就无法怀着希望展望未来④。没有历史的延续,未来趋向就缺乏合理性;不了解前人的思想轨迹,我们就注定会重复其错误,也无法从其成功中吸取有益经验。不了解专业历史,我们的记忆宫殿在后代看来就可能过分离奇,正如我们今天看待利玛窦的设想一样。方法论:档案论述探讨研究1898年以来的档案理论史是个非常大的论题,因此,本报告在主题和涉及范围上都受到一定限制。读者在阅读报告前有必要了解这一点。严格地讲,本报告并没有象其标题所说的那样分析本世纪档案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影响。主题中隐含的前提太令人困惑了,因为我发现许多富有思想的读者对本报告的初稿提出了很多意见⑤。对什么是理论、方法和实践，当然存在着概念上的区别,然而对它们在档案生命中的含义也很少有一致意见。一个人的理论被另一个人作为纯方法论加以驳斥是为了减少它的吸引力。一种新的策略方法被其倡导者提到理论的高度也是为了使其广为接受;另一种方法被抛弃是因为它被说成是违背了原有的档案理论。但即使是这种原有理论本身一一适用于任何时间、空间和环境的基本思想一一目前也受到了后现代主义者们的有力挑战,他们清楚地论证了许多学科,包括档案学科理论形成的历史相对性⑦。在档案实践层次上,全世界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载体的档案都存在差别,因此没有什么可信模式会对以分析为基础的理论产生影响。据此,我认为在报告中分类论述本世纪的主要档案思想,包括理论、方法、策略和实践,并探讨它们的相互影响是一种无效的做法。没有人会同意这些结果。相反,我决定探讨本世纪现有的档案论述,即著名档案学者对其工作的专业讨论。探讨档案理论史着重强调的是设想、信条、概念、思想和争论,而不是理论、方法和实践的纯粹含义。我相信在广泛的争论中我们可能发现荷兰手册出版以来全世界档案工作所受的主要影响。档案理论与实践的历史相互影响也因此被称作本世纪的档案论述。通过研究这一论述,我们也许会找到本专业的理论根源。作为一个受哈罗德·英尼斯和马歇尔·麦克卢翰传统影响的加拿大人,我也许无需为我的做法而道歉。这一做法坚持历史上的思想交流方式如同思想本身一样重要一一这3不仅对档案思想而言,而且对人类事业的任何领域而言。档案理论并不是一套永恒不变的固定原则。档案理论家也不是超越多种实践范围固守固定原则的捍卫者。那种历史透视对一个20世纪末期的档案人员而言虽然说不上过时,但可以说过于现代主义和实证主义。相反,我认为本世纪的档案思想是在不断发展变化,以便适应文件性质、文件形成结构、文件保管系统和文件利用等方面的剧烈变化,适应社会、文化、法律、技术、哲学等方面的发展趋势。某一时间和地点形成的档案思想是上述诸多外部因素的反映,这些思想经常会随时间推移和地点变化而重新建立、创造和发现,或在同一时间和地点得到重新修正。最佳档案理论家是那些能够认识和表达社会的这些巨大变化,并从概念上论述它们对档案工作和思想带来影响的人。这种表达、这种不断变化和不断适应,形成了我们的集体论述、专业论述,从而也成为本报告论述档案理论史的重点。在回顾本世纪档案论述时,我将把分析重点放在那些有英文论著的欧洲、北美和澳大利亚的一些重要档案思想家。当然,由于我受地域和语言局限,我未能涉及许多其他档案传统。大会组织者巧妙地安排了议程,使得其他发言人有机会弥补我本人知识上的这些空缺。但我也希望这篇报告尽可能揭示出带有普遍性的历史趋势。虽然我只着重介绍个别档案学者,但我希望他们所论述的观点能超越其特定国家和语言的局限,适用于全世界的档案人员。当然,我十分欢迎与会代表对报告作出评论。总体回顾:本世纪的档案思想本世纪档案论述的主题是什么?最引人注目的要属根据国家档案概念建立起的以司法一行政管理为基础的档案工作向建立在更广泛的公共政策和利用基础上的社会一文化档案概念的变化。这一重大变化一方面反映出历史学家取代法官成为档案专业的动力,另一方面又反映了公民对档案所抱有的不同期望。随着档案概念基础的变化,档案工作重点也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由保管记录活动的证据变为确保这种证据的确实产生,进而确保上述活动本身有可信证据作为证明。档案人员也因此由消极的文献记录保存者变为档案遗产的积极塑造者,从仅仅继承文件的公正的、不带偏见的保管者变为在档案形成过程中明确历史责任感的积极干预者。这些基本变化转过来又影响档案理论的性质,这种理论的作用对于稳定的等级性机关老档案的整理和著录规则是显而易见的,对于不稳定的易变的机关的处于变动中的新文件的鉴定挑选以及整理,这些规则不得不作重大改动。关于这一点,来源不再仅仅表示全宗的单一形成者,而是一种更广义的、更抽象的、更广范围的联系。实际上,所有档案专业的基础从本世纪以来已经改变,从文件的物质实体到文件这个概念形成都发生了变化,包括计算机系统中虚拟文件的幽灵,众多全宗的编目,在世界性互联网络上建立无界墙档案的建议,以及一份文件的确切定义。档案利用还对我们过去几百年来的集体论述有着重要影响,致使一些国家将档案概念划分为现行文件和历史档案,甚至提出决定哪些文件应永久保存取决于从属性价值的结构。本世纪以来所有这些变化既不是绝对的,也不是终止的,一些还处在发生过程中,有一些是相互矛盾的,一些还未被所有档案人员接受。许多确实被怀疑是错误的,甚至被怀疑是对传统档案本质的背叛,因4此成为激烈辨论和猛烈攻击的对象,但它们仍然是支配本世纪档案思想的主题。本报告力图详细解释这些主题变化,探索变化的原因,以便我们档案人员更好地了解自己并完善工作实践。1898年荷兰手册:确定档案原则近一百年前,荷兰三位档案学者萨穆·缪勒、约翰·斐斯和罗伯特·福罗英出版了著名的〈档案的整理与编目手册〉。他们在手册中阐述的思想已成为本世纪档案理论与实践的基础。本届国际档案大会项目委员会确定本文主题一一荷兰手册出版一百周年及其世界性影响,是非常适宜的。现代档案理论发展史的起点虽然始于缪勒、斐斯和福罗英,但它并没有停留于此。荷兰作者曾十分谦虚地将其著作描述为枯燥而繁琐的,这表明他们现实地希望它不要成为同行肩上的沉重物锁;他们指出:我们将不介意在某些细节甚至要点上对…(原则)有偏离③。上个世纪以来,对缪勒、斐斯和福罗英所提原则确实既有偏离,也有认可。本文将探讨由此产生的档案论述。当然,缪勒、斐斯和福罗英的档案手册在19世纪90年代并非是凭空产生的,形形色色的档案馆早已存在了几个世纪,并已研究出各自的管理方法。我们看到其中一些已成为现代档案管理的支柱,而另一些则与现代档案管理方法相对立@。尽管以前曾有一些零星论述,但档案原则最先是在19世纪的法国和德国得到详细论述的,即法国的尊重全宗原则和德国的来源原则⑩。但可笑的是,20世纪初使全世界注意这两条理论原则的重要论著不是由法国或德国学者写成的,而是由荷兰、英国和意大利档案学者完成的@。其中,荷兰手册问世最早,影响最大,很快被译成法、德、英、意、葡和中文。在荷兰王国总档案馆和内政部的协助下,缪勒、斐斯和福罗英为荷兰档案工作者协会编制了手册@。手册提出100条原则,每一条在当时都经过正式讨论。这本集体著作的特点在于,不仅原则本身很有说服力,附文中还包括限制说明和许多范例。手册还体现了缪勒对法国档案理论的继承(他曾于1873年就读于巴黎档案学院)以及将德国的来源概念推广到荷兰若干个档案馆。荷兰作者的主要贡献是阐述了档案的性质和档案整理的最重要原则。他们在第一条原则中指出:档案全宗是一个行政单位或其一个行政人员正式收到或产生的所有书面文件、图片和印刷品。在他们看来这是以后一切叙述的基础。第二条规定:一个档案全宗是一个有机整体。档案是由其形成者在业务活动中自然产生的,是有机联系而非人为编造的,他们这一观点后来成为档案专业的核心原则。手册第八和十六条提出了古典档案理论的两大支柱,其一是有机形成的档案必须精心单独保管,不得与其他形成者的档案混在一起,也不能按年代、地区或主题等人为整理顺序排放;其二是档案整理必须以档案收集的原始组织顺序为基础,必须与产生档案的行政实体的机构设置相对应。手册还简要说明了来源和原始顺序两个概念。作者认为,尊重原始顺序,只有在必要时才能由形成者修改归档和分类体系的这一原则是最重要的,……是其他原则必须服从的@。他们相信,只有尊重原始的文件保管体系,才能揭示文件形成中的行政联系。我们现在认识到了荷兰手册的某些局限性。它只着重论述了档案的整理与编目,这一点可从书名反映5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