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地理学和批判经济地理学的分异

新经济地理学和批判经济地理学的分异摘要新经济地理学在对新古典模型框架进行变革的基础上，提出了空间深化模型和空间广化模型，但由于其采取的依然是新古典主义的“类型学思考”的研究方法。以及实证研究的缺乏，使得这一学科的研究不具有普遍意义。批判经济地理学采用辩证主义的个体群思考的研究方法，批判性地探讨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空间生产、集体消费、弹性积累以及不平衡地理发展等内容，从而更广泛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空间生产中的矛盾。关键词空间；均衡；新经济地理学；批判经济地理学中图分类号F119.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2674(2009)10-0020-06一、引言相较于时间维度，空间维度进入经济学家视阀的时间相对较短。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来临，生产力水平急剧提高，特别是信息和通讯技术的迅速发展，空间摆脱了仅仅作为一种生产要素的客体存在，开始有了主体意义。由于信息技术和网络的外溢性，空间集聚产生收益递增现象。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开始涌现，空间呈现异质性经济中出现中心区域和外围区域。报酬递增、运输费用、要素流动性也就成为新经济地理学研究的对象。此即为新经济地理学产生的时代背景。然而，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却是形而上学的，它不能从总体上解释纷繁复杂、瞬息万变的经济地理景观。社会形态的转换需要科学的理论指导，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迫切需要这样一种科学的理论方法，它能够从本质上解释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不平衡的地理发展，这就是文章所要重点介绍的批判经济地理学。该理论基于空间辩证法和空间的相对性来探讨资本主义经济地理的不平衡发展，以大卫?哈维(DavidHarvey)为代表的批判经济地理学家秉持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本，从而在马克思主义文库中增添了蔚成大观的批判经济地理学文献。二、新经济地理学的两大主题新经济地理学在吸收德国区位论基础上，强调由规模经济和运费的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内在集聚力和由于某些生产要素的不可移动性等导致的离散力二者对空间经济活动的影响。克鲁格曼(P.Krugman)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报酬递增和经济地理》和藤田昌久(MasahisaFujita)在《区域科学和城市经济学》上发表的《空间集聚的垄断竞争模型：细分产品方法》，可被视为新经济地理学研究的开山之作。按照新经济地理学家马丁(Martin.R)的研究，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包括两个方面的主题：空间深化机制和空间广化机制。1空间深化的机制按新经济地理学解释，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集聚根源于以下三类原因：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外部经济与规模经济、路径依赖和锁定效应等。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机制。新经济地理学认为，报酬递增，是指由于空间位置上的相互接近以及规模经济，使得经济联系密切产业和经济活动的生产成本或经营成本得以极大下降的现象。克鲁格曼认为，总体经济活动和特定产业或产业聚集体在空间上有强烈的集聚趋势，这就是外部经济最有力的证明。而不完全竞争则是关于市场结构的一个范畴，是对于市场上经济主体之间相互地位和关系的一种界定。现实经济生活中。市场结构都是界于完全竞争和完全垄断之间的，呈现一种竞争和垄断的复杂混合关系。接下来的工作就是把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进行形式化处理。然而，收益递增与不完全竞争在传统经济理论上是相悖的，难以在一个理论框架下对他们进行模型化处理，这就需要对理论框架进行创新。契机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产业组织理论迅猛发展，诸多不完全竞争的模型应时而出，如D-s模型，至此，新经济地理学家有了新的理论工具，能够重新审视空间，实现这两者在理论上的统一。外部经济与规模经济机制。外部规模经济是指企业所属行业的发展或者企业在一定空间范围的聚集而带来的成本下降、额外收益增加现象。外部规模经济能够解释企业在空间彼此靠近，从而也就能够解释产业和区域之间的劳动分工。较为经典的案例有美国的硅谷、128公路等。用外部经济解释空间深化现象的先驱是经济学家马歇尔。马歇尔认为，企业空间集聚是基于三种机理：其一是几个企业集中于一个区位提供了特定产业技能的劳动力市场，削峰填谷平滑了劳动力需求；其二是地方性产业可以支持非贸易的专业化投入品的生产；其三是信息溢出使聚集企业的生产函数优于单个企业的生产函数。克鲁格曼进一步认为在完全竞争、报酬不变条件下，空间的分界是毫无意义的；但空间深化也是有限度的，存在相应反作用力，这些反作用力包括租金和工资成本等资本范畴，它们使产业活动趋于空间分散，最后两者会达到一个均衡。所以，克鲁格曼的外部经济概念是与供求关系紧密相关的，而非纯粹的技术外溢效应，这与马歇尔外部经济有着重大区别。路径依赖与锁定效应机制。1985年，保罗?大卫(PaulDavid)首先把路径依赖引入技术演进领域，并由布赖恩?阿瑟(AFthul-W.B.)、格莱伯哈(Grabher)和克鲁格曼等发展完善而延伸至空间经济领域。保罗?大卫把技术和制度提高到作为“历史的载体”(careersofthehistory)的地位。基于某种原因先发展起来的技术通常可以凭借先占优势，实现自我增强的良性循环，从而在竞争中胜过自己的对手；基于此，阿瑟认为新技术的采用往往具有收益递增的机制，报酬递增效应形成产业和城镇布局模式上的路径依赖。克鲁格曼则认为城市规模是空间自组织的表现形式，经济地理景观体现了随机增长的规律，更准确地说，其本质上是地方性的。在报酬递增规律及相应的集聚或扩散模型的影响下，“新经济地理学”将区域和城市的发展定性为“路径依赖”和“历史事件”。然而，路径依赖带来的并不全是正面效应，格莱伯哈(Grabher)通过对德国鲁尔工业区的考察研究，认为路径依赖导致那些传统企业学习能力有限，难以适应新技术，那些过去赖以成功的东西恰好成为适应新技术的障碍。2空间广化的机制空间广化的动力分析，主要分析区域的长期增长与空间集聚的关系。按照新经济地理学的观点，区域增长的边界取决于以下三个要素：市场规模、运输成本和区域间劳动的流动性。按照生产要素(资本、劳动)边际报酬递减的假设，在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未来各国经济增长速度将会收敛到同一定点，世界将会呈现一体化局面。因为穷国的资本存量少，故而其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和回报率相应就高，穷国经济增长速度就快；相反，富国由于资本存量大，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低，意即资本回报率低，资本投资意愿较弱，富国经济增长速度相对就慢。这样一快一慢，随着时间推移，穷国和富国的经济水平就会拉近，两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也会收敛一致，整个世界经济一体化局面最终将会实现，大同世界就在新古典主义理想模型中浮现。然而，自索洛一斯旺模型提出后几十年过去了，各国经济不但没有趋同，反而出现了差距拉大的局面。发达国家作为资本主义中心地带，占据了世界经济总量的绝大部分，而发展中国家作为资本主义的外围，在世界经济总量的比例中越来越小，整个世界经济在地理上呈现一幅极不平衡的局面。面对区域不一致收敛的现实，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边际收益递减的前提假设备受质疑，经济地理学家再次把区域增长与边际报酬递增相联系，从而使边际报酬递增模型成为解释区域增长的动力机制。边际报酬递增的生产函数意味着区域收敛不一致或发散，正反馈机制主宰区域增长的规模，区域范围将有条件地收敛于不同的稳定状态，从而将出现区域的多重稳定均衡。新经济地理学认为，区域增长的正反馈机理有三：市场的相对规模(资本的外部性)、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性以及运输成本，它也构成空间广化的界限。新经济地理学模型预言，当市场规模(或资本的外部性)和劳动力的流动性能够通过区域整合趋于增加时。更大规模的空间广化将会出现，同时，这也将拉大中心区域同外围区域之间的差距；反之，如果在区域之间通达性仍然不够(原因可能有很多，如语言、文化、心理和习俗等)，导致资本流动、劳动流动、商品流动等不足，那么，毫无疑问，核心区域的资本和劳动都不能外流，则由于拥挤所导致的成本将会极大地增加，空间广化程度将减弱，范围将减小，区域经济将出现负锁定状态。空间广化的典型案例诸如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以及其他贸易组织。他们在讨论区域经济一体化时，都对上述诸如市场规模、运输成本和区域间劳动流动性等都联系给予了极高的重视。当前对空间广化模型已经有了很多经验性的实证研究，但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区域集聚的一个方面。即人均的收支水平，这难以全面反映现实情况，如资本流、劳动力流、技术流和商品流等对跨区域收入分配的作用和影响，空间广化模型着墨较少。空间广化模型中，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某区域收入的集中现象，但是它仍然不能解释地理区域中的财富空间上不均衡分布现象。三、批判经济地理学的四大主题批判经济地理学转向基于下面三个原因：其一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来临，时空压缩强烈冲击着人们，资本主义利用空间修补(spatialfixed)技术，在挽救资本主义的同时也在全方位地撕裂社会，对抗性矛盾急剧增加；其二是囿于时代背景，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对空间叙事着墨不多，全球化的现实强烈要求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创新，囊括空间理论以适应形势需要；其三是20世纪60年代西方学生运动风起云涌，迫切需要新的革命理论指导，从批判角度解构空间的问题。批判经济地理学把不平衡地理发展置于理论架构的核心，主要围绕空间生产、集体消费、弹性积累和不平衡发展四大主题来展开。1空间生产“空间生产”理论试图扭转以往空间研究中专注于空间中事物生产的局面，转向空间本身的生产。列斐伏尔认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空间中物的生产转向空间本身的生产这种状况的关键在于固定资本，因为固定资本是资本主义对空间进行投资的直接手段，从而导致资本主义地理景观的移形换位，所以追逐利润最大化的固定资本投资成为资本主义空间本身生产的最直接根源。基于此，纵观二战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一个空间重组的过程，空间重组也相应地成为战后资本主义发展以及由资本主义逻辑所引致的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核心问题。特定时代的空间生产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它也会随着历史的演变而重新转型和结构，所以，列斐伏尔认为：“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种生产方式，都会生产出自己的空间。既然认为每一种生产方式都有自身的独特的空间，那么，从一种生产方式转到另一种生产方式，必然伴随着新空间的生产”。列斐伏尔认为，空间既是生产的对象又是斗争的场所，空间本身就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对抗矛盾的反映。针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列斐伏尔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空间生产，其本身必然按照有利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维护，有利于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逻辑展开。列斐伏尔进一步认为：“如果没有自己的空间定位，资本主义就不可能发展。它一次次地致力于地理重组(既有扩张又有强化)，这是部分解决其危机和困境的一种方法。资本主义由此按照它自己的面貌建立和重建地理。”所以，列斐伏尔得出结论：时空关系和全球空间经济的建构与再建构，乃是资本主义能够存活到20世纪的主要手段。列斐伏尔是第一个采用辩证逻辑系统来阐述空间的人，这足以奠定其在空间生产领域的独特地位，他的空间生产理论也成为发展批判经济地理学的直接源头。2集体消费集体消费概念源于卡斯特尔(casteus，M)的著作《城市社会学的理论和思想》，它是指消费过程就其性质和规模，其组织和管理只能由国家集体供给。例如交通、医疗、教育、公共住房、社会公共设施和闲暇的满足等。卡斯特尔认为，作为社会经济系统的子系统，都市系统分析不能游离于整个社会经济系统分析，因为城市空间是社会结构的表现，而社会结构是由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组成，在这些范畴中，经济系统又起决定性作用。所以，在整个资本主义体系中，都市就承载了特定意义的功能，这个功能体现在经济而不是政治和意识形态；进一步，它体现在经济的生产、交换和消费三个环节上，但城市的最主要功能不是体现在生产和交换，而是体现在消费上。原因在于，在发达资本主义阶段，生产和交换可借助现代技术实现外部化(或外包)，而无需集中在某一个城市；但另一方面，城市化进程使得人口越来越集中在城市，消费过程也就出现了集中化趋向；再者说来，劳动力的再生产过程，也越来越依赖于城市中的消费供给。卡斯特尔认为，城市作为集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