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生态现代化理论视角下的荷兰环境治理姓名：

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生态现代化理论视角下的荷兰环境治理姓名：李彦文申请学位级别：博士专业：国际政治指导教师：郇庆治20090303生态现代化理论视角下的荷兰环境治理作者：李彦文学位授予单位：山东大学相似文献(3条)1.学位论文杨思涛走向生态现代化——海南现代化路径选择历史过程研究2007海南省位于中国的最南端，地处热带季风地区，是中国唯一的热带省份，这里光热充足，四季如春，被称为没有冬天的海岛。出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区位环境，这罩长期以来捌有最原始的自然生态环境。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海南开始低水平、开放型的工业化，使得海南经济总量在快速增长的同时，生态环境也遭到了严重破坏，森林覆盖率由建国时的49.2％锐减到1988年海南建省前的22.3％。直到1988年海南建省后，海南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才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生态环境状况在一定程度上也得到一定改善。但总体而言，海南资源浩劫、环境污染和生态失衡的趋势仍在继续。为保护南中国这块蓄势待发的绿洲，避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落后发展道路，海南必须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开辟出一种新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居于这样的认识和新形势下的发展需要，本文主要围绕“走向生态现代化”这个课题，拟简要而系统地阐述海南的生态现代化之路，对海南现代化路径选择的历史过程进行研究。全文由提要、前言、结语、注释、参考文献和八章内容组成。绪论主要阐述当前本课题先行研究成果和海南在这方面的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引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那就是海南现代化进程中经济活动对海南脆弱的生态系统所造成的负面影响；第一章扼要介绍海南前现代化开发的历史，较为系统地回顾了海南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沿革；第二章简要回顾了海南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发生的几个重大事件，从而引发出人们对海南现代化发展的争议和思考，同时还就海南当前现代化实现程度进行了较全面和深入的分析；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和第六章分别就海南四大现代化产业——农业、现代制造加工业、海洋产业、生态旅游业的发展优势和特点，以及四大产业发展经历的几个阶段、发展现状、形成的品牌等方面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和研究，最后详细地分析了四大现代化产业发展与国内外相比存在的差距；第七章着重阐述海南信息化建设的背景、现状及信息产业生态化的发展状况、发展差距；最后一章借助前面的研究和分析，围绕“健康岛、生态岛’’为奋斗目标，结合海南生态现代化的国内外背景、自身条件和面临的战略选择，提出了四条海南实现生念现代化的宏伟措施，力争在环境治理、产业选择、人居环境建设和生态保护等方面实现生态现代化预期目标，希冀在全国率先全面实现生态现代化。全文结合海南实际，在原有的研究基础上，大量运用第一手档案资料、政府公报、政府文件、文献专著、报刊杂志等原始资料，结合选择历史学、社会学、统计学、政治学、经济学、生态学等学科，采用历史过程研究、比较研究等方法，力求比较全面、系统、客观的揭示海南现代化进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和其他发达地区与国家存在的差距，使海南充分吸取全球地域现代化发展中的成功经验，为海南今后全面实现现代化扬长避短，最大限度地发挥海南的生态优势和后发优势。2.学位论文蔺雪春全球环境话语与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机制相互关系研究2008全球环境问题没有国界，它关涉整个地球以及在这个星球上生活的人类的未来。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为有效地认知全球环境问题、应对全球环境事务付出了持续努力。一方面，一系列清晰的全球环境话语体系得以建构起来，它们表达了国际社会对全球环境问题或其相应事务的主流信念、价值、通则与共识。另一方面，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全球环境治理机制也在1972年斯德哥尔摩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上形成，并在30多年的时间里得以不断拓展。这两个方面都取得了人所共知的成果，并且，双方成果间的相关性已开始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笔者的目的即在于探究全球环境话语与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机制两者间所具有的相互关系问题，试图弄清两者之间究竟有无相互关系、具有什么样的相互关系、这种相互关系又是如何形成或展开的。为尽量保证探索过程的科学性、严谨性，笔者首先在“零假设”也即暂不假定全球环境话语与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机制存在相互作用的情况下分别对两者的变迁历程进行简明扼要的描述，然后对两者的变迁历程进行初步的关联比较并得出两者存在相互关系这一定性判断；在此基础上试图进一步采用测量相关系数和编制相关图表、列联表等方法，对全球环境话语及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机制两个变量进行指标分解，尽可能以统计学意义上的量化方法确定两者之间存在相关性，从而回答“两者究竟有无相互关系”这一问题。其次将在描述两者相互作用的基本形式与内容的基础上，根据建构主义的基本概念，把两者间所存在的相互关系归结为建构性质，从而回答“两者具有什么样的相互关系”这一问题。最后，笔者将以建构主义理论为视角，对两者的相互建构关系进行动态的解析，试图弄清影响两者相互建构的主要变量及其基本建构过程，从而最终回答“两者的相互关系是如何形成或展开的”这一问题。以上研究路径决定了本文所采取的主要架构。因此，本文共由3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导论”提出了本文所探讨的主要问题及其研究意义、研究背景、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界定了本文将要研究的主要对象及其概念特征。第二部分则为论文主体部分，包括3章内容，试图依据导论所划定的路线对提出的问题进行描述和分析。第一章“两者相互关系的确定：定性判断与量化分析”旨在确定全球环境话语与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机制两者间存在相互关系。第二章“两者相互关系的一种描述：形式、内容及性质”则试图在第一章已确定全球环境话语与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机制存在相互关系的基础上，说明这是一种建构性的相互关系。第三章“两者相互关系的解析：主要变量与基本过程”力求解析全球环境话语与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机制的相互建构过程，以最终弄清两者的相互建构关系究竟是如何形成或展开的问题。最后一部分“结论”对本研究进行了简明总结，并试图在此基础上对当前主要环境问题与事务做适当的思考和展望。通过探索，笔者最终得出的结论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环境话语的核心内容在不断更新，从谋求生存到寻求可持续发展再到更加自信的生态现代化理论与实践，呈现出一种演进的趋势。全球环境话语通过确定威胁、提供蓝图、定义行为期望、建构联合国在全球环境事务中的相应身份等方式，推动联合国在全球环境治理机制建构上不断进步，使其有关全球环境协作与治理事务的机构不断健全、原则不断深化、程序不断开放和系统化，从而在总体上被不断地改进和加强。反之，全球环境话语也受到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机制的影响。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通过发动和组织有关全球环境问题或事务的大讨论、设立讨论议题进而转变环境思考范式、推进环境教育等方式，促进了全球环境话语的形成与发展。因此，全球环境话语与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机制两者之间存在相互关系，两者可以相互建构、协同演进。并且，这种相互建构关系将受到环境灾害及其所形成的问题情境、跨越边界的行为体角色、多样化的规则等主要变量的影响。在这些变量中，环境灾害及其所形成的问题情境成为驱动两者相互建构的首要背景参量；政治家、专家、企业家、活动家等可以穿越边界的行为体角色积极充当了这种建构关系的施动者；指导性、指令性与承诺性3种规则成为贯通两者相互建构关系的中介要素。两者间的相互建构进程则可以被分为政治、科学、经济与社会3个不同层面。就政治过程而言，施动者们需要围绕如何塑造全球环境危机背景下的一种新型治理权威而持续努力；在科学过程上，施动者们则需进一步消除全球环境问题所造成的不确定性，并力求提供更为充备的知识和更加明确的行动建议；在经济与社会过程中，施动者们则要努力把环境要素变成人类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使环境价值成为人类社会的一种自觉追求。总之，本文试图以统计学意义上的量化分析方法对全球环境话语与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机制的相互关系所进行的确定，对两者相互作用的形式、内容与性质的描述，尤其是以建构主义视角对其相互建构过程所进行的解析，不仅为两者的协同演进问题提供了一种互动意义上的解释，从而澄清或补充了学者们有关环境话语与环境制度共同进化的观点；或许也能为国际社会更好地认知全球环境问题或全球环境事务提供一种综合的框架，为不同的国际政治行为体在国际或全球层面上的环境决策与环境行动提供某种借鉴。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它则可能有助于充实发展中国家学者对环境话语与国际环境治理机制的研究领域，提升其在该研究领域的话语权和表达能力。3.学位论文李宁FDI、环境规制与生态环境关系研究2008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我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在我国的经济增长中，外商直接投资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抓住国际经济环境好转的机遇，使外商投资得到了迅速的增长。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外商投资不断扩张，外国直接投资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问题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外资的大量流入对我国经济增长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与此同时，FDI的快速增长也对我国生态环境问题带来了诸多不确定性。关于FDI的“污染避难所”说和“技术溢出”说，一直为理论界所争议。在我国主要体现在污染正在加剧，政府和国家正在不断出台措施防止污染进一步扩大等情况。鉴于我国引进外资金额逐年增加和工业污染日益严重的趋势，笔者认为有必要对环境规制与外商直接投资以及生态环境问题进一步深入探讨，从中国的角度分析研究东部沿海各省出台环境保护政策，加强环境规制后，是否对促使FDI向经济欠发达、环境规制弱的西部地区流入，是否会加剧我国处于大发展的西部各省的环境恶化，这是一个很有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的研究课题。本论文首先对FDI、生态环境以及环境规制三者关系进行阐述，引入环境要素后的外商直接投资行为一定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这是因为世界各国对环境认识水平具有差异，必然导致对环境保护的政策和行动不同。经济全球化使高资源投入、高污染型产业，可以通过跨国投资形式在国际间进行转移。这种仍然单纯追求利润和资本增值最大化的投资行为，显然违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不利于促进我国生态现代化的实现。正确认识外资流入的外部正效应与负效应，尤其是环境效应，是引进FDI过程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内容。在第二章里，笔者重点探讨邓宁提出的影响FDI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制度因素。一个地区的政策、文化相关性、发展规划等制度因素对外商直接投资有较大的影响。邓宁指出与制度因素有关的变量包括产品和劳务贸易的人为障碍、地区间的意识形态、语言、文化、商业惯例以及政治差异、经济体制和政府战略。同时，规制环境的变化对于跨国公司的区位决策具有重大影响。在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允许程度和开放时序是不同的，中央政府的渐进性开放政策深刻地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及与其相关的外向型经济的地区差异格局，领先得到这种政策的地区一旦获得制度上的优势，对其潜在区位优势的发挥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根据邓宁的区位优势理论，西部省份已经在制度上具备了承接东部地区高污染型外资工业转移的条件，生态环境压力增大。那么，西部省份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是否真的由于较低的环境规制使大量高污染FDI流入呢?这需要我们在下面的论述分析中加以探讨。在第三章中，笔者通过对FDI和生态环境、FDI与我国环境规制关系进行了计量分析，分析结果得到，FDI与污染物排放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FDI对环境有正效应，并且成为中国越过环境库兹涅茨曲线顶点的有力推动因素。主要原因一方面是近年来中国政府逐渐开始加强环境规制，通过限制高污染的加工业进入，促使中国的生态环境逐渐改善，另一方面，FDI的引入也带来了先进的环境污染防治技术、环境管理思想和方法，并在我国环境保护方面起了模范带头作用。其次，通过模型分析，我们得到，长期来讲，优化FDI的产业导向，限制低技术高污染FDI的进入，强化环境规制，加强环境治理、保护与预防，并不会对中国FDI数量产生明显的负向影响。且短期拟合较好，且在短期，变量间的系数符号和长期关系保持一致，说明并不会产生改变长期趋势的外来冲击，即加强环境规制引起的短期波动并不明显，变化趋势符合长期关系。最后，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