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股东派生诉讼中权利配置与利益平衡

论股东派生诉讼中权利配置与利益平衡OnRightsandBenefitsisBalancedintheShareholder’sDerivativeAction郭富青【学科分类】商法【出处】发表于《西部法学评论》2010年第5期。【摘要】公司法一方面为了保证公司经营者的自由裁量权，促进经营者把握商机大胆地进行商业判断，及时作出经营决策，实现公司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另一方面既要维护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监督经营者的滥权行为，推动公司形成合理、有效的治理机制，又要防止股东滥用诉权妨碍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正因为如此，股东派生诉讼中的原诉权虽然属于公司，但是，在制度构建上，公司法必须于公司、经营管理者、多数股东与少数股东之间进行诉权分配和再分配，以求兼顾和平衡各种利益主体的合法权益。【关键词】股东；派生诉讼；权利配置；利益平衡【写作年份】2010年【正文】派生诉讼[①]是指，当公司怠于对侵害公司利益的控股股东、董事、监事、经理和第三人提起诉讼时，股东可以以自己的名义，为了公司的利益而提起诉讼。控股股东、董事、监事、经理对公司拥有控制权，当他们自己或与第三人勾结起来损害公司的利益时，不会自己告自己，在此情形下如果不赋予少数股东代表公司提起诉讼的权利，公司就不能保持应有的权利或恢复被侵占的利益，最终必然损害小股东的利益。股东代表诉讼尽管属于股东的共益权，诉讼利益完全归公司所有，提起诉讼的股东并不能从中直接受益。但是，股东代表诉讼设计功能在于当公司的经营管理者与公司发生利益冲突，并损害公司利益时，这一诉讼手段能够直接维护公司的利益，间接地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同时能够约束经营管理者的不当行为，优化公司治理机制。因而，自英、美率先在衡平法上创设该制度以来，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日本、西班牙、菲律宾、我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等纷纷相继建立了该制度。以往我国学者多从介绍国外派生诉讼入手，运用比较法学研究方法，解释其制度架构和程序安排。对此，笔者不想加以重复，在此，仅试图变换一新视角，剖析派生诉讼所涉及的权利配置和利益平衡。也许，能够发现另一番新天地。一、公司救济权的初始配置：股东诉权派生于公司诉权1886年，在审理SantaClaraCounty诉SouthernPacificRailroad一案，美国最高法院明确宣布，公司就是一个人，并被赋予宪法所提供给任何人的法律权利和保护。[1]1896通过的德国《民法典》率先以成文法的形式赋予了公司法人资格，明确规定对符合一定条件的团体,可以赋予权利能力,使之成为民事主体。英国在着名的萨洛蒙诉萨洛蒙有限公司案（Salmonv.Salmon&Co.Ltd.,1897）中，正式确立了“公司法人资格原则”。公司与股东在主体人格上划清界限，公司是独立于股东人格之外的法律实体。公司作为脱离股东的控制独立人格，它有自身独立的意志、独立的利益、独立的财产和责任。根据大陆法系法人实在说理论分支下的组织体说，认为组织体是一个与成员划清界限的独立人格，组织体通过内部的民主集中制而形成独立的意志。[2]公司独立法人格的确立使公司彻底从合伙组织中脱胎换骨，使公司从类似于合伙的“聚合体”演变为具有整体性和统一性的独立法律人格。与合伙相比其权利及权力的配置发生了实质性改变。“由于公司,多人的永恒继承权被认为同个人的永恒继承权一样,可以作为单个人的权利来行使。这些特征,使得公司可以管理自己的业务,掌管自己的财产,并避免由于财产转让的不断进行而带来的错综复杂的事务及危险的、无穷无尽的困境。公司的发明和使用,主要是为了组织由多人构成的法人以继承这些特征和权利。通过这些方式,多人的永恒继承权可以象一个永恒的人那样来促成某个特定目标。”[3]公司法人的确立自然延伸出股东与公司分离的原则。“根据公司法人人格制度的公平价值目标的要求，股东必须严格遵守分离原则，与公司财产分离。这首先要求做到公司财产所有权与股东的股权彻底分离，……；其次要求股东财产权与股东的经营权彻底分离。而后一种分离更为重要，其分离的目的在于使公司债权人确信与之进行交易的对方当事人是公司而不是公司的股东，以此来保障交易安全。”[4]既然公司是一个独立于股东的法律实体，公司必然享有独立于股东的合法权益。当公司的利益受到董事、高级主管、对公司享有控制权的人，以及第三人的不法侵害时，公司本身有权以自己独立的人格主张权利，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据此，民事诉讼法和公司法承认公司对其遭受侵害的权利享有诉讼救济权。1843年，英国发生的福斯特诉哈波持尔（Fossv.Harbottle）一案中，一小股东代表公司向大股东起诉时声称，公司董事会通过让公司以高于市值的价格向大股东购买地产。事实上，这些大股东本身就担任公司的董事。小股东认为大股东以董事的身份进行了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所以，以股东身份对大股东提起诉讼，要求法院确认大股东的行为违法，请求责令大股东把超过市值的部分交还给公司。可是，法院裁定认为，由于公司是直接受影响的一方，只有公司才有资格寻求救济，而小股东不能代表公司向法院寻求救济。该案正是英国法院固守公司法人原则和分离原则的必然结果。1882年美国法院确立了97衡平规则，开创了派生诉讼的先例后，英国法院才进而认可了小股东的派生诉讼权利。派生诉讼仍然是在尊重公司法人原则和分离原则的前提下，创设的一种例外制度。也就是说，一般情况下公司的利益遭受非法侵害，主张救济的权利属于公司，只有当公司的董事、高级主管或对公司拥有控制权的人因利益冲突客观上不能代表公司主张权利，及时恢复公司的利益时，才允许股东就公司受到的侵害提起诉讼。公司的诉权是派生诉讼的本权或权利源。从该诉讼被称为派生诉讼而言，足以说明股东享有的诉讼权派权生于公司的诉权，它依附于公司的诉权，若公司不享有救济权利，股东的派生诉权也就无从谈起；从该诉讼又被称为代表诉讼考察，股东只是公司诉讼的代表人，其诉权和因诉讼获得的补偿均归属于公司，而不能由股东直接享有。二、股东派生诉讼：公司救济权的再分配根据公司法人理论和分离原则，公司作为一个独立于股东的法律实体，当其自身利益无论遭受来自外部或内部的不法损害时，公司均有能力利用法律赋予它的诉权，对公司因不法侵害遭受的损失进行司法救济，扞卫公司的合法权益。但是就公司运作实态进行实证地分析，我们会发现当公司控制者或经营管理者与公司发生自我交易或关联交易时，由于存在严重的利益冲突，公司很难甚至无法对经营者不当行为或其参与损害公司利益的不公平交易行为提起司法救济。此时，若不允许股东提起诉讼，公司的直接利益与股东的间接利益就会因缺乏救济方式，无法恢复或获得补偿。在这种情形下，如果不顾公司运营的实际情况，一味地墨守理性主义确立的股东与公司分离的原则的成规，不但会放纵对公司肆无忌惮的侵权行为，而且会置公司及股东显失公平的境地。因此，法律必须采取实用主义的方法，在公司出现利益被不法侵害，而公司却无法利用司法救济权启动保护自身利益的程序时，将公司拥有的诉权重新配置给股东，使其能够代表公司提起派生诉讼。派生诉讼中的权利再配置是涉及原告股东、公司、被告（通常是董事、高级主管和对公司享有控制权的人）诉讼当事人，以及其他股东、董事会和原告的律师等多重利益主体的博弈过程。这使派生诉讼比股东直接诉讼在程序上要复杂得多。以下试图通过几个要点勾画出派生诉讼权利多重配置的过程。（一）股东或董事作为原告获得派生诉讼权的前提1．派生诉讼的原告资格派生诉讼原告资格的确认标准是原本属于公司的诉权能否再次分配给股东的基点。股东提起派生诉讼必须具备四个条件：第一，持有股权证券；第二，曾是一个“同期所有人”即在不法行为完成日持有公司股权。美国法律研究会通过并颁布的《公司治理原则：分析与建议》§7.02(a)的规定没有参照大多数州的做法采用“不法行为实际完成日”标准，而是参照宾夕法尼亚和加利福尼亚州的做法允许法院使用“不法行为披露的日期”。即在不法行为披露之前取得股票，或从一个“同期所有人”处依法受让股票。它显然比“不法行为完成日”这一基准日，扩大了原告的范围，将在不法行为发生后购入股票者包括在内，并可能导致有人购买诉因，不当得利。第三，符合“继续所有标准”，即在整个诉讼过程中持有公司的普通股票；第四，公平和充分地代表股东的利益。股东不要求是登记所有人而是实质上的受益所有权人。因此，美国判例法允许以下非登记所有人提起或参加派生诉讼：其一，对股票享有确定的夫妻共同财产权益的人；其二，质押权人；其三，股权受遗赠人；其四，已订约将买入股票的人。这样原告就由股份所有人扩大至对股份享有受益权的的非股东，大大拓展了派生诉讼原告的范围。美国大多数州没有要求诉讼参与人与最先提起诉讼的原告具备同样的先决条件。加入派生诉讼的原告无须经前置程序即可加入已经启动诉讼程序。只要及时申请，法院允许股权持有人加入正在进行的派生诉讼，除非法院认为申请人要代表的利益已得到公平和充分的代表或者该申请人不能公平、充分地代表股东的利益。要求原告能“公平、充分地代表股东的利益”是为了防止派生诉讼滥用。由于关于信托义务的传统法律与其他成文法相比，赋予原告更多的诉讼理由去质疑公司的做法，因此，派生诉讼存在着与生俱来的滥诉问题。股东可能以提起派生诉讼为手段，以迫使公司就无关的争议达成和解，或争取自己作为雇员、债权人或者在股权收购中的敌对出价人的利益，或者争取其他股票持有人并未享有的重大利益。一旦发现原告股东的真正利益与其所声称代表集团的利益相冲突，法院就会否认原告股东的起诉资格。如果某一股东同时提出直接诉讼和派生诉讼，必然会产生利益冲突；他在直接诉讼中控告公司而同时在派生诉讼中却又试图代表公司。当原告的双重身份间存在着真实利益的冲突，法院就以原告此时不能“公正和充分地”代表公司为由剥夺原告代表公司的资格。例如，如果法院有理由相信原告提出派生诉讼的主要动机是为了获得在其他情况下受律师-客户守密特权所保护的限制，但能够通过派生诉讼取得的信息，以便在针对公司的直接诉讼中使用这些信息，此种情形，原告则被认为不能“公正和充分”地代表公司的利益。据此，法院可以驳回原告提出的派生诉讼。董事提起派生诉讼的资格。在美国董事提起派生诉讼的资格不仅在非营利公司的条件下，获得了判例法的承认，而且纽约州在成文法中对商事公司董事提出派生诉讼的资格作出了规定。[5]《公司治理原则：分析与建议》§7.02(c)也规定了董事提起派生诉讼的特别权利。关于董事提起派生诉讼的资格，成文法和判例法均不要求同期所有和继续持有公司的股权，而且诉讼不得因董事被解聘、未被重新提名或重新选任而终止，但是必须是起诉时的现任董事。董事提起派生诉讼的法理依据是：一名发现欺诈或非法行为的董事，应该履行信托义务，采取必要的行动包括提起诉讼阻止这些行为的完成或者继续。对于缺少股东的非营利公司和慈善性公司，赋予董事提起派生诉讼的权利，其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至于商事公司赋予董事该项权利似乎并不迫切，但是它对董事有效履行对公司的受托义务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并且有可能减少董事承担责任的可能性。纽约州立法赋予董事提起派生诉讼权利的长期实践经验证明，董事“恶意诉讼”（strikesuits）的可能性极小，几乎微不足道。另外，董事往往比股东更早地知道即将发生的欺诈或不当行为，获取信息的优势使之较之股东更便于诉讼，这一点对封闭性公司显得尤其重要。再者，董事有权提起派生诉讼并不否定董事会的集体性权力，这是有前置程序保障的。但是，有时董事会对有事实依据的不当或非法行为置若罔闻，尤其是董事会受制于控股股东时，赋予于董事提起派生诉讼的权利不失有效的矫正机制。2．原告须经前置程序穷尽内部救济才可能获得诉权前置程序的设置暗含的法理是公司内部自我救济手段优先。派生诉讼原权利属于公司，即公司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实体对自身所遭受的侵害应由公司主张救济权或采取其他符合公司利益的措施。即便是因公司受控制人的控制没有即时采取救济手段，也必须通过前置程序请求公司董事会重新考虑是否采取相应的措施对公司受损的利益进行救济。只有当公司拒绝股东或董事的请求时，股东或董事才能提出派生诉讼的资格。《公司治理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