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论文

1谈《儒林外史》与《官场现形记》讽刺艺术比较指导教师张岳林摘要：讽刺艺术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本文将对两部经典小说：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与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的讽刺艺术作一比较，本文主要从讽刺对象、讽刺技巧、讽刺目的等三个方面探讨分析《儒林外史》与《官场现形记》讽刺艺术的特点，及两部作品讽刺艺术所表现的异同点，从而揭示其传承发展关系。关键词：《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讽刺艺术比较OntheScholarsandBureaucratsComparisonofsatiricalartAbstract:Ironically,thehistoryofartinanimportantpositioninChineseLiterature,thisclassicnovelwillbetwo:WujingziScholarsandliboyuanBureaucrats,thesatiricalartofmakingacomparison,mainlyfromtheironicperspective,thepurposeofsatire,ironySkillsinthreeaspectsofScholarsandBureaucratsfeaturestheartofsatireandsatiricalworksofartoftheperformanceoftwosimilaritiesanddifferences,thusrevealingtheinheritanceanddevelopmentoftheirrelationship.Keywords:ScholarsBureaucratsArtofSatireComparison伊恩·杰克在《蒲柏》书中讲到“讽刺源于批评的本能；它是变成了艺术的批评”。当人们对某些事物心怀不满时便会自然产生某种激愤情绪，而这种情绪需要宣泄引导，便会形成讽刺。在中国最后一个漫长的封建时代，清王朝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显示出无可救药的腐朽性。不合理的社会秩序和其造成人内心灵魂的扭曲与变形，在给作家灵魂带来极大的痛苦，同时也为作家带来了灵感和丰富的题材。面对黑暗社会的现实，清代长篇讽刺小说作家“以痛哭流涕之笔写嬉笑怒骂之文”，创作出大量优秀的讽刺文学作品，《儒林外史》与《官场现形记》是这时期中国讽刺小说史上两座高峰。《儒林外史》奠定了我国古典讽刺小说的基础，为以后讽刺小说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晚清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显然有受到了《儒林外史》讽刺艺术的影响，在艺术上有许多异中见同，同中又有异之处，特别是在讽刺艺术方面，其讽刺的形式和讽刺的深度确实具有可比性，本文试将二书的讽刺艺术作一比较。讽刺艺术在我国文学上有着悠久的传统，其渊源可追溯到《诗经》和先秦寓言及晋唐小说中讽刺成分。到了明清以后，讽刺手法的广泛运用，像《西游记》、《聊斋志异》等神魔志怪之作，都包含着一些脍炙人口的讽刺篇章，像《金瓶梅》、《三言二拍》等这类现实主义作品，其绝妙的讽刺情节更是时时可见。本文主要讨论是产生于清中叶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和晚晴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他们以自己独特的艺术形式和辛辣的讽刺艺术成就屹立于2中国古典小说的前列，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一、写作背景从作者的生活时代看，吴敬梓生活在清初，与欧洲文艺复兴和十八世纪法国的启蒙运动很相似。其主要特征为个性解放。当时的社会现状是：一方面清初封建统治者为巩固其刚建立的封建王朝，除了实行八股科举选拔官吏，吸收汉人任职来笼络知识分子外，还进一步加强对思想文化乃至学术领域的控制，确立程朱理学独尊地位，使知识分子遵从三纲五常的天理。另一方面，是清代的哲学思想和文学创作又与程朱理学针锋相对，并掀起了反八股科举、反禁欲主义的思想启蒙运动。而李伯元生活在清末，十九世纪末期，清廷政治日趋腐败，统治者对内加紧盘剥，贪官酷吏横行，卖官鬻爵之风大盛。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其对外政策的一味妥协退让，“屡挫于外敌（英、法、日本）”，“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掊击之意”。正是这种写作动机驱动下，晚清讽刺文学蓬勃兴起。吴敬梓，李伯元是以文学为武器，对八股科举制度，官场的丑行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当然吴、李并不是一开始就走上反八股科举和封建社会制度的道路的，而是有变化发展过程的。吴、李都是儒家文化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他们饱读诗书，热衷功名，都想沿着科举仕途向前走。科场屡遭失败后，他们才逐渐认识到八股科举和封建制度的腐朽以致改弦易辙，绝以功名。二、讽刺对象的比较《儒林外史》将讽刺的矛头投向了儒林科场，着力刻画为功名所累的封建士子们在追名逐利的竞争中摇尾乞怜的丑恶嘴脸，并试图通过这部“儒林丑事”挖掘造成封建知识分子灵魂痛苦和人格丧失的深刻的社会根源，体现了作者对封建知识分子命运的极大关注与同情。中国的知识分子自春秋战国以来逐渐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尽管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他们饱经沧桑，历经磨难，却依然能高呼“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口号，仰着高贵的头颅，骄傲而自尊地前行。可时至清代，一切都已不复存在，由于科举制度实行多年，学而优则仕的观念早已在人们心中发芽生根，认为仕可以改变生活状况，跃为人上人的想法就像毒品一样在侵蚀士子的灵魂，是其沉溺于追逐名利富贵以至于逐渐丧失人格的独立和心灵的自由。这一切都在吴敬梓笔下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闲斋老人《儒林外史序》指出：“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有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如周进、范进等。《官场现形记》与《儒林外史》比较来看其讽刺对象由儒林转至仕林，由科场转向官场。《官场现形记》是作者李宝嘉有感于当时吏治腐败而作，是一部讨伐官场的檄文，内容以揭发官场黑暗为主，它不仅为官场“现形”，更揭示其丑恶灵魂。文章主要从改良派的立场出发，揭露和抨击了清政府官僚机构的黑暗和腐朽，是晚清官僚统治集团的真实写照。在小说3中，作者对黑暗糜烂现象给尽情的嘲笑和讽刺，极尽讽刺之能事，充分显示了这部作品的讽刺艺术。正是由于作品中出色的讽刺艺术，才使它登上晚清四大讽刺小说的宝座。《官场现形记》中的讽刺对象，包括了在晚清整个封建制度下，值得批评或抨击的各阶层的人物。这些角色上至朝廷显官，下至佐杂末吏，出场的人物众多，行为特色不一，在作品中纷纷登场，在各自的小舞台上演着自己的故事。文中有这些场景的描写，胡统领严州“剿匪”以百姓为土匪，虚报军饷；冒得官冒名顶替做管带，为升官把亲生女儿送给上司做小老婆。总兵萧长贵一见洋人果然“长跪”不起，连连磕头......在这“畜生的世界”中，作者驱使上至朝廷大臣，下至州闲佐杂，一个个粉墨登场，演出了迎合、钻营、蒙混、倾轧的种种丑行。讽刺似尖矛利剑，它的主要品格是破坏和针砭，它总是通过不断地嘲笑、讥讽、贬低来实现其独特的批判功能。清代长篇讽刺小说在对儒林、官场的尽情戏谑嘲讽中，实现了对社会和文化的双重批判。在封建制度行将就木的时候，以《儒林外史》为代表的清代中期长篇讽刺小说，将讽刺目光投向当时严重丧失合理性的封建社会文化制度上，以婉曲含蓄笑中带泪的笔调批判这一制度带给封建知识分子的摧残与羞辱。当历史的脚步不可遏制地前行时，又是以李伯元为代表的讽刺小说作家持笔而起，对作为封建社会制度核心的官僚制度予以痛击。作家讽刺焦点总是随着各种社会问题的暴露和彰显而转移，从而实现其对社会问题的揭露与批判。“当充满着幸福的喜悦，心要从胸腔里跳出来的时候，可以唏嘘和好哭；当心被忧闷压榨着或被绝望撕裂着的时候，可以疯狂大笑。”透过作家凄凉的笑容，我们可以看见他们脸上的泪珠，这其中包含着多少对民众的同情与悲悯和对黑暗社会的强力控诉。三、讽刺的表现手法的比较首先两书的讽刺意味都不是靠插科打诨，不是靠作者说出，而是通过情节的发展和人物的塑造自然而然的流露出来。《儒林外史》中广为人知的范进形象的塑造以及他中榜发疯等情节的安排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特点。科举考试，乡试和会试都是三年一次，每次都有一定的录取名额，爬上去的只能是少数。要实现“暮暮为田舍郎，朝登天子堂”的愿望，中了秀才的范进，自然不会放弃中举的机会。他向岳丈谋求资助，而“一顿夹七夹八”被骂的“摸门不着”。只好瞒着丈人去省城“考他一考”。归来之时，家中已“饿了两天”，他母亲已经饿得“两眼都看不见了”。贫寒清淡的日子，没有人出来询问半句，施舍一粟，可是听到“范老爷高中”的报捷声，范进成了新贵人，随之而来的情形就大不相同了。岳丈立即换了一副面孔，及时前来贺喜，还口口声声“贤胥老爷”，不断夸美“我这个贤胥，才学又高，品貌又好”。众邻居们“有4拿鸡蛋的，有拿白酒的，也有背一斗米来的，也有捉两只鸡来的”。他们有的劝解老太太的，有的四处寻找范进，有的忙着策划应酬的，里外上下顿时结成一台运转灵活的机器，忙的好不快活!一寻见“范老爷”，众乡邻便“一起上前，替他抹胸口，捶背心，舞了半日”。原先范进不知在什么地方跑丢的了一只鞋，“一邻居早把那只鞋子寻了来，替他穿上了”。众邻居不同寻常的热情，出人意料的慷慨资助，岳丈胡屠户的阿谀奉承，都通过社会生活本身个别现象的独特形式——范进中举自然流露出来，而不是“特别把它指点出来”这些场面的和情节的蕴含着丰富的讽刺神韵。《官场现形记》第五十三回有这样一段绝妙的文字，描写文制台接见洋人：巡捕在廊下要进也不敢进，要退也不敢退，正在为难的时候，文制台早已瞧见了，忙问一声：“什么事?”巡捕见问，立刻趋前一步，说了声“回大帅的话：有客来拜”。话言未了，只见拍的一声响，那巡捕脸上早被大帅打了一个耳刮子。接着听制台骂道：“混帐王八蛋！我当初怎么吩咐的！凡是我吃着饭，无论什么客来，不准上来回。你没有耳朵，没有听见！”说着举起腿来又是一脚。那巡捕挨了这顿打骂，索性泼出胆子来，说道：“因为这个客是要紧的，与别的客不同”。制台道：“他要紧，我不要紧！你说他与别的客不同，随你是谁，总不能盖过我！”巡捕道：“回大帅：来的不是别人，是洋人。”那制台一听“洋人”二字，不知为何，顿时气焰矮了大半截，怔在那里半天；后首想了一想，蓦地起来，拍挞一声响，举起手来又打了巡捕一个耳刮子；接着骂道：“混帐王八蛋！我当是谁！原来是洋人！洋人来了，为什么不早回，叫他在外头等了这半天？”巡捕道：“原来赶着上来回的，因见大帅吃饭，所以在廊下等了一回。”制台听完，举起腿来又是一脚，说道：“别的客不准回，洋人来，是有外国公事的，怎么好叫他在外头老等？糊涂混帐！还不快请进来！”这段文字把这些官吏对老百姓残酷迫害作威作福，凶残至极，但遇到洋人就面容失色，卑躬屈节，一副十足的奴才相，文中将这一奴颜丑态刻画的活灵活现。其次，《儒林外史》和《官场现形记》都具有浓郁的喜剧气氛和悲剧意识，使人在轻松愉悦之后产生对社会的深思。《儒林外史》第四十八回，写到王玉辉的三女儿因丈夫死了不忍叫父母抚养，对王玉辉说也要寻一条死路。王玉辉鼓励道“我儿，你既如此，这是青史上留名的事，我难道反难你？”女儿绝食八天死后，它不但没有一丝悲哀，反而仰天大笑道：“死得好!死得好！”看到这我们对王玉辉迂腐不禁哑然失笑，然而转而就会为他被毒害到如此地步感到痛心。作家从隐藏在内心的鲜明、强烈的爱憎感情出发把可笑而又发人深省的情节加以巧妙的组织，通过洗炼、准确、朴素的语言叙述出来，因而作品充满了滑稽的场面，有趣的情节，各类荒唐可笑的人物和荒唐可笑的思想、行为构成一幕又一幕的喜剧。作者以5敏锐深邃的观察，冷隽微妙的笔触，析取万象，尽入笔端，着力刻画封建群儒的生活和精神状态，深刻的揭露了封建科举制度的罪恶和对人的毒害，以此来反映生活。《官场现形记》第十二回至第十八回写浙江防军统领胡华若征剿严州土匪，为邀功谎报匪情，却纵兵烧杀淫掠良民。当受害状告作恶兵勇时，首县庄大老爷颠倒黑白，反以诬告之罪胁迫乡民。这一闹剧，从发兵之初胡统领与僚属在“江山船”上为妓女争风吃醋的丑态到大军征剿乡民的罪行，中间夹以官僚内部的尔虞我诈和魏乡绅的敲诈勒索，到最后胡统领浮造报销，冒功领赏，还花一万银子买来“万民伞”和“德政碑”，而前来为他们送行的确是披麻戴孝、手执纸锭、哭丧棒的灾民。他们行为上具有喜剧性，思想实质上却具有悲剧性，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