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新正版]左脑中风右脑开悟吉尔泰勒9787544335102118

[全新正版]左脑中风右脑开悟吉尔泰勒9787544335102118目录前言敞开心房，打开脑门/1第一章吉儿中风前/1我是专业的神经解剖学家，也发表过学术著作。我热爱实验室工作，也热爱与我的精神疾病联盟大家庭分享我的研究。然后意外发生了。第二章简单的脑科学/11我们愈了解大脑左右半球的功能结构，就愈容易预测当特定区域损坏时，可能出现哪些缺陷。或许更重要的是，知道如何协助中风幸存者恢复失去的功能。第三章左右半脑不对称/29虽然*两个半脑各有一套处理信息的方式，但是我们所采取的每一项行动，左脑与右脑都能密切合作。第四章中风那天早晨/41我觉得好累呀。我只想休息。我只想躺下来放松一会儿。但是，在我心深处响起雷鸣般的声音，充满权威，清清楚楚地对我说道：你如果现在躺下去，永远都别想再起来！第五章展开求救行动/55要把心思保持在当时我正在尝试的事情上，却犹如奋力抓紧一条滑溜溜的鱼儿般吃力。我不断在心里演练：我是吉儿。我需要帮助！我是吉儿。我需要援助！第六章静下来，坚持下去/67我清楚地了解，自己已不再是这个生命的总指挥。在缺乏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味觉以及恐惧的情况下，我觉得我的灵魂不再与这个躯体相结合，而我也终于从痛苦中解放出来。第七章回归混沌的婴儿状态/77由于我的脑袋已经被剥夺了记忆先前生活细节的能力，对我来说，很显然，我现在就像是一个婴儿——错生在一名成年女性躯体内的婴儿。我觉得自己漂浮在两个世界之间，困在两个完全相反的现实层面之间。对我来说，地狱就在这具受伤躯壳的痛楚之中，而天堂则存在翱翔于永恒祝福的意识状态之中。第八章神经科加护病房/89我的认知经验在中风前与中风后，最大的差异在于那充满戏剧性的“沉默”突然住进了我的脑袋。和外界的沟通是没了，以线性方式处理的语言没了。但是图像思考出现了，随时搜集片段信息，然后再花时间慢慢沉思那些经验的方式，也出现了。第九章第二天：次日早晨/99那天早晨我学到最重要的一课就是：遇到与我康复有关的事，我绝对是成功与否的最终掌控者。我要不要配合，得由我来决定。第十章第三天：吉吉进城了/107我被母亲的爱团团包住，即刻觉得心满意足。她非常慈祥、温柔。对我来说，这真是一个完美的时刻，夫复何求？当时我身上装了导尿管，所以完全不必下床，而这名美好的女性就这样走进我生命，用爱环绕着我！第十一章回家休养，准备动手术/117我能够成功复原的关键之一，在于我和吉吉都对我非常有耐心。我们俩都不会花时间在那里惋惜我不能做哪些事；相反的，我们总是在赞叹我能做到哪些事。第十二章立体定位颅骨切开术/135不论未来情况如何演变，带着心里这份喜悦之情，我都能面对，而且可以顺利度过。第十三章我最需要的/139我花了八年的时间，观察我的心智如何分析脑袋中所有的东西，每一天都带来新的挑战与新的见解。我自身以外的任何事物，都没有能力拿走存在我心与我脑中的平静。那些完全操之在我。第十四章康复里程碑/155坦白说，我虽然很庆幸再度成为一个固体，但我真是怀念那种自觉是流体的感觉。我很怀念那种不断提醒我们和宇宙是合而为一的感觉。第十五章中风带给我的洞察/167虽然我想要重拾左脑的技巧，但是老实说，有一些想从左脑废墟中死灰复燃的性格，对于我右脑想要成为的那个人来说，却已经不能接受了。第十六章我的左脑与右脑/175我们所展现出来的意识，是所有正在运作的细胞的集体意识，而*两个半脑会互补，创造出一个天衣无缝的知觉世界。第十七章掌握自己的主权/187感受内心深处的和平，以及彼此和善对待，永远是你我的一个选项。原谅别人，原谅自己，永远是一个选项。把当下这一刻看成完美的一刻，也永远是一个选项。第十八章感谢细胞，尊重多维回路/193我以开放的心和感恩的脑，无条件地爱惜我的细胞。在一天当中，我常常会感谢它们的存在，并热烈的为它们加油。第十九章寻求内心的平静/205知道自己是宇宙流里的一部分，让我感觉到一股自然而生的安全感，而世间的生活就像天堂一般。生命存在的精华是永生的。第二十章照顾心灵园地/225你的身体是将近五十兆个分子天才的生命力。而你自己，时时刻刻都可以选择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以及如何达到这个目的。附录中风复原建议/230附录A十项复原评估问题/230附绿B四十件中风病人最需要的事/231哈佛脑库歌：1-800-脑库！/235作者介绍作者:(美国)美吉尔·泰勒(JillBolteTaylor)译者杨玉龄美吉尔·泰勒，哈佛大学脑神经科学家，印地安纳大学医学院女神经解剖学家，2008年获选为《时代》杂志百大人物。文摘第一章吉儿中风前我是专业的神经解剖学家，也发表过学术著作。我热爱实验室工作，也热爱与我的精神疾病联盟大家庭分享我的研究。然后意外发生了。我是专业的神经解剖学家，也发表过学术著作。我生长在美国印第安纳州的特雷霍特。我有两个哥哥，其中一个只比我大十八个月，他在三十一岁那年被正式诊断出患有精神分裂症，但事实上，他展露出明显的精神疾病征兆已经好几年了。童年时期，他经历的现实以及他选择的应对方式，就和我很不一样。也因此，我从小就对人脑很着迷。我很好奇，为什么哥哥和我可以对同一段经历，提出完全不同的说法。这种在认知、信息处理以及反应上的差异，促使我想成为脑科学家。七○年代末，我在印第安纳大学布鲁明顿校区念大学。由于我哥哥的关系，我很想知道，就神经学而言，什么样才叫做“正常”。当时神经科学还是很新的领域，印第安纳大学里还没有正式的神经科学系。我同时学习生理心理学及人类生物学，尽可能的多学了一些与人脑有关的东西。我这辈子在医学领域的第一份正式工作，对我的人生助益良多。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到特雷霍特医学教育中心担任实验室技术员，那里是印第安纳大学医学院的分支机构，却设立在印第安纳州立大学的校园内。我的工作时间平均分配给医学大体解剖实验室以及神经解剖实验室。在那两年期间，我沉浸在医学教育里，而且在墨菲教授的指导下，爱上了人体解剖。接下来的六年，我跳过硕士班，直接注册攻读印第安纳州立大学生命科学研究所的博士班。我的课表排得满满的，主要是医学院一年级的课程，关于研究方面。我主修神经解剖学，指导教授是安德森。一九九一年，我拿到博士学位，对于教授医学院程度的大体解剖学和神经解剖学很有信心。一九八八年，当我一边在特雷霍特医学教育中心工作，一边念研究所的时候，我哥哥被正式诊断出罹患精神分裂症。就生物学角度，他是这宇宙中与我关系最近的人。我很想知道，为什么我可以把梦想和现实连在一起，然后让美梦成真。而我哥哥的脑袋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他就没办法把梦想与现实相连，反而是与幻想相连？我非常渴望探讨精神分裂症。离开印第安纳州立大学后，我到哈佛大学医学院神经科学系做博士后研究。我花了两年的时间跟随图特尔博士研究大脑颞叶中区的定位，这个区域位于大脑视皮质上，负责追踪运动的部位。我对这个主题感兴趣，是因为精神分裂症患者在注视移动物件时，会出现异常的眼球行为。协助图特尔博士找出颞叶中区在人类大脑的位置后，我顺从心底真正的意愿，转往哈佛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学系。我的目标是进入麦克林医院弗朗辛·贝内斯博士的实验室，贝内斯是世界知名的专家，专注于精神分裂症的遗体脑部解剖研究。我相信，这样做可以让我贡献所学，去帮助和我哥哥有同样病情的人。在我去麦克林医院报到前一周，我和父亲海尔飞往迈阿密，参加一九九三年美国精神疾病联盟的年度大会。我父亲是美国圣公会牧师，拥有心理学的博士学位，主张社会公义一向不遗余力。我们俩都很想参加这次大会，一方面希望多了解美国精神疾病联盟，另一方面也希望能贡献一份心力。美国精神疾病联盟致力于改善严重精神病患者的生活，是全美相关的民间团体中规模最大的一个。当时，美国精神疾病联盟的会员有将近四万户人家，每家都有挚爱的家人经诊断罹患重大精神疾病。现在，该组织的会员数目接近二十二万户。美国精神疾病联盟的全国性组织所倡导的是国家级的议题，州级组织则倡导州政府层级的议题。除此之外，该联盟还有一千一百个地方性分部，散布全美各地，提供支持与教育，并提倡患者家庭在社区里应享有平等的机会。那趟迈阿密之旅改变了我的一生。这群会员大约一千五百人，包括重大精神疾病患者的父母、兄弟姊妹以及子女，聚集在一起，寻求支持、教育、宣传以及相关研究等议题。在我认识其他精神病患的兄弟姊妹之前，我从来没有体会到，我哥哥的病对我的生活造成多大冲击。在那几天之内，我发现有这么一群人，他们全都了解亲手足被精神分裂症夺走的痛苦。他们了解我们一家怎样奋力协助我哥哥求医。他们采取团队出击，以组织来发声，对抗社会对精神疾病的不公平与污名化。他们借助教育计划，来帮助自己以及社会大众，提升与精神疾病相关的生物学知识。同样重要的是，他们鼓动脑科学家帮忙寻找疗法。我当下就觉得自己来对了地方，而且来得正是时候。我是患者的兄弟姊妹，我是科学家，而且我也有心协助和我哥哥同病相怜的人，在我心深处，我觉得不仅找到了值得努力的目标，也找到了一个大家庭。迈阿密集会后的那一周，我神采奕奕地来到麦克林医院的结构神经科学实验室，向弗朗辛·贝内斯教授报到，渴望展开新工作。我昵称为“精神分裂症之后”的弗朗辛，是一位很了不起的科学家。单单从旁观察她如何思考、如何探讨问题以及如何将从数据中学到的片段整合起来，对我来说，就是一大乐事。能够亲眼见识她在实验设计上的创造力，以及她主持实验室时的坚持、精确与效率，更是我的一大荣幸。这份工作对我来说，是美梦成真。研究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脑部，令我觉得生活有目标。然而，第一天上班，弗朗辛就把我给吓到了，她告诉我说，由于精神病患家族鲜少捐出脑部，使得遗体解剖研究长期以来都缺乏脑组织材料。我听了简直不敢相信。我刚刚花了将近一周的时间，参与美国精神疾病联盟的全国性会议，与数百名重大精神疾病患者的家属相聚。在集会中，美国心理卫生研究所前所长贾德博士主持科学研究的部分，同时还有好几位知名科学家报告他们的研究。美国精神疾病联盟的会员家庭热爱分享与学习脑部相关研究，因此当我发现捐赠的脑组织不足时，心里很震惊。我认定这只是大众尚未意识到的问题。我相信，一旦美国精神疾病联盟的会员家庭知道有脑组织短缺这回事，一定愿意在联盟内大力推广脑部捐赠，以解决这个难题。第二年（一九九四年），我获选为美国精神疾病联盟全国董事会的董事。对我来说，有机会为这么棒的团体服务，真是令人兴奋，这是一大荣耀，也是一大责任。当然，我的基本政见就在于宣传脑部捐赠的重要性，以及由于精神病患脑组织短缺，使得科学家无法进行相关研究这件事。我把它称为“组织议题”（TissueIssue）。当时，美国精神疾病联盟会员的平均年龄为六十七岁，而我只有三十五岁。能够成为最年轻的董事，我感觉很光荣。我精力充沛，跃跃欲试。带着我在美国精神疾病联盟的新头衔，我立刻跑遍全美各地，在联盟的州级集会中，宣传我的施政方针。在我展开这些活动之前，位于贝内斯实验室对面的哈佛大学脑组织资源中心（又称“脑库”），每年收到精神病患所捐赠的脑不到三个。这些组织根本不够弗朗辛的实验室做研究，更别提脑库还要供应脑组织给其他实验室。在我巡回各地，教育美国精神疾病联盟家族有关“组织议题”之后几个月，捐脑数量变多了。目前，来自精神病患捐脑的数量，每年约有二十五到三十五个。如果每年有一百个捐赠的脑，将能让科学界大展身手。我知道在我刚开始宣扬“组织议题”时，捐脑这个话题令台下听众很不自在。我可以预料到听众会在什么时刻突然醒悟道：“天哪，她想要我的脑袋！”而我就会开口说：“没有错，我想要你们的脑袋，但是别紧张，我并不急！”为了缓和他们明显的不安，我写了一首脑库押韵歌，取名为“一-八○○-脑库！”（1-800-BrainBank！），然后开始带着吉他巡回演讲，成为所谓的行吟科举家。每当我快要讲到捐脑这个话题，而会场的气氛也开始紧张时，我就会拿出吉他，为大家献唱一曲。这首脑库押韵歌似乎够呆，因此总能适时缓和紧张的气氛，敲开众人的心房，让我顺利传达我要表达的信息。我在美国精神疾病联盟所做的努力，为我的生命带来重大意义，而我在实验室里的研究也同样开花结果。我在贝内斯实验室最早的研究主题，是与她一起建立一种实验规程，可以让同一片组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