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读后感

-1-文明决定论？NO！——《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读后感《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①，【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刘绯、张立平、王圆译，新华出版社，1998年3月第一版“世界太复杂，以致不能简单地在经济上把它划分为南方和北方，或在文化上把它划分为东方和西方。”②反复品读成书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以下简称《文明》），发现作者提供了大量客观现实的论据，在逻辑思维不清的论证过程中，企图推广其所谓“文明决定论”这一似是而非的学术观点。书中不乏可供参考与借鉴的学术观点，但在根本结论上存在着重大谬误和局限。事实上经过将近20年的实践检验，已经证实该著作的相关结论不甚正确甚至“南辕北辙”。下面结合个人对当代世界秩序的理解，谈一谈自己对该书论述的学术观点和根本结论的主观感受。需要强调的是，此读后感并非质疑作者的学术水平和否定该书的学术价值。该书能够被翻译成22种语言、流行于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地区、激发起无数学者争鸣与探讨，充分说明了作者的学术研究能力和著作的学术研究水平。学术研究并非学术观点完全正确、根本结论符合事实才具有意义和价值，只要能够激发学术争鸣与探讨便拥有了学术“生命力”，便拥有了学术意义和价值，值得后辈学人尊敬和仰视。批判绝不是对亨氏的亵渎，仅仅是学术上的思考而已。①英文原名为TheClashofCivilizationsandtheRemakingofWorldOrder。②摘自《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世界政治的新时代”章节，第14页。-2-一、作者及著作简介作者塞缪尔·亨廷顿①是现代美国国际政治理论研究领域著名学者，曾为哈佛大学教授，曾任哈佛大学国际和地区问题研究所长、约翰·奥林战略研究所主任、美国政治学学会会长等职，还曾供职于卡特政府时期国家安全委员会。亨氏生于1927年8月18日，卒于2008年12月24日，享年81岁。在世期间，亨氏发表了大量学术著作，其中以学术论文《文明的冲突？》和学术专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影响最为广泛和深远。学术论文《文明的冲突？》发表于《外交》季刊1993年夏季号上，随后在该学术论文的基础上出版了学术专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亨氏渴望通过该著作“提出一个对于学者有意义的和对于决策者有用的看待全球政治的框架或范式”②。学术界公认，世界秩序与战争、冲突③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几乎每一次战争抑或冲突都对世界秩序产生影响，特别是世界性战争或冲突④，更是重建世界秩序的决定性因素。亨氏尝试论证当代世界文明成为诱发冲突、战争的主要因素⑤，进而得出文明是决定世界秩序重建的根本因素这一学术观点。亨氏坚信：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二、可供借鉴的学术观点①英文名为SamuelHuntington。②摘自《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前言”章节，第2页。同时，作者还强调“对于其意义和有用性的检验不在于看它是否说明了正发生于全球政治中的所有的事情，而在于看它是否比其他任何可供选择的范式提供了一个更有意义的和更有用的观察国家发展的视角”，见同页。③战争为冲突的高级形式，冲突为战争的低级形式。④前者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后者以美苏争霸为典型代表。⑤“文明的冲突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建立在文明之上的国家秩序是防止世界大战的最可靠保障。”摘自《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前言”章节，第2页。-3-（一）否定了西方传统文明中的“普世主义”①塞缪尔·亨廷顿评判了美国自1917年以来外交政策一以贯之的普世主义②野心和论调。他觉得一战时所谓建立“民主”的世界，二战时所谓建立“自由”的世界都是没希望的。西方人坚信的西方文化普世论是虚假的、不道德的、极其危险的。之所以说西方文化普世论是虚假的，是因为其它文明也有自己的理想和观念③；之所以说它是不道德的，是因为“普世论的必然逻辑结果是帝国主义”④；之所以说它是危险的，是因为它“可能导致文明之间的大战”⑤。亨氏的观点和论述，承认当今世界是一个多文明的世界，否定西方传统文明的“普世主义”，是客观、公正的，是基于对现实的细致观察和冷静思考后的学术成果。（二）提出维护多文明世界和平的“避免”、“共同调解”、“共同性”三个原则塞缪尔·亨廷顿在论述西方存在“文明普世论”这“顽疾”后还开出了医治的“药单”，即“避免”、“共同调解”、“共同性”三个原则。亨氏建议，“在多文明的世界里，建设性的道路是绝弃普世主义，接受多样性和寻求共同性。”⑥我不由地联想到我国一贯以来提倡和坚持的①详见《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西方、各种文明和全球文明”章节，第358页至第362页。②英文名为Universalist。③“非西方人还会毫不犹豫地指出西方的原则与其行为之间的差距。坚持普世主义的代价，就是被指责为伪善、实行双重标准和‘例外’原则。”摘自《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西方与非西方：文明间的问题”章节，第200页。④“西方人眼中的普世主义，对非西方来说就是帝国主义。”摘自《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西方与非西方：文明间的问题”章节，第200页。⑤“西方文明在全球的传播、西方实力的相对削弱和其他文明日益对自身的文化伸张这几个因素一道，决定了西方与非西方之间的关系总体来说是一种困难的关系。这些关系可归为三类：西方与属于挑战者文明的伊斯兰国家和中国的关系可能会持续紧张，并经常出现严重的对抗；与属于较弱文明（部分地依赖西方）的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的冲突则要轻得多；与俄罗斯、日本和印度的关系介乎上述两类之间同时具有合作和冲突的因素。”摘自《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西方与非西方：文明间的问题”章节，第201页。“最为重要的是，认识到西方对其他文明事务的干预，可能是造成多文明世界中的不稳定和潜在全球冲突的唯一最危险的因素。”摘自《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西方、各种文明和全球文明”章节，第361页。⑥摘自《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西方、各种文明和全球文明”章节，第369页。-4-外交原则：“求同存异”，二者虽然表述略有区别，但本质精神几乎完全相同。这也许就是隐藏在错综复杂、光怪陆离的世界政治外交事件背后必须把握的规律。三、值得商榷的学术观点（一）立论缺乏理论基础，如“文明与文化混为一谈，甚至于文明包涵经济、军事、科技等所有领域的一切”塞缪尔·亨廷顿把其所谓的“文明”定义为“文化的实体”①，但对于何为“文化”，却缺少必要的界定和说明。在该书的行文过程中，亨氏一时用“文明”、一会用“文化”②，某些章节中文明仅仅指精神层面的内容，某些章节中文明则包涵了人口、领土、经济、军事等因素③，可以说亨氏的理论体系中存在巨大的纰漏——缺乏严谨的学术架构、没有缜密的论述过程。不可否认，亨氏在该专著的写作过程中，汲取了诸多学术先贤的精要，搜集了大量历史现实的素材，这些都是成为大师级学者的必要条件。但是作为学术研究最为核心的环节，即如何缜密地论述学术观点并通过严谨的学术架构清晰、准确地表现出来，亨氏的著作还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和不足。可能有学者会为亨氏辩解④：西方学者的思维方式与我国学者完全不同，不能机械地用我国的学术标准来苛求西方学者。尽管逻辑思维方式有着天壤之①“在德国之外，文明被看作是一个文化实体。”摘自《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历史上的文明和今天的文明”章节，第24页。“文明和文化都涉及一个民族全面的生活方式，文明是放大了的文化。”摘自《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历史上的文明和今天的文明”章节，第25页。“一个文明是一个最广泛的文化实体……文明是人类最高的文化归类，人类文化认同的最广范围，人类以此与其他物种相区别。”“历史上的文明和今天的文明”章节，第26页。②“文化与经济合作”、“文明的结构”分别作为第三部分第六章“全球政治的文化重构”的二级标题，其中不难发现文化与文明二者之间关系混乱，到底是文化的范畴大于文明、还是文明的范畴大于文化？详见《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全球政治的文化重构”章节，第129页。③“权力是一个人或群体改变另一个人或群体行为的能力。行为可以通过指导、强制或告诫加以改变，这需要行使权力者具有经济、军事、制度、人口、政治、技术、社会或其它方面的资源。包括以下因素：领土和人口；经济产值；军事能力。”摘自《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西方的衰落：权力、文化和本土化”章节，第78页。④“亨廷顿把‘文明’定义为‘文化的实体’，在行文中常把文明与文化混用。这倒无悖于通行的概念，1926年张申府先生在《文明与文化》一文中即详论两者实无区别，本文亦取此意。”详见李慎之著：《数量优势下的恐惧——评亨廷顿第三篇关于文明冲突论的文章》，摘自《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附录”章节，第421页。-5-别，但学者的使命即为通过细致、缜密地学术研究用准确的语言揭示纷杂事务隐藏的规律及规律性，为世人应对实际问题提供“范式”。可以说，亨廷顿堆砌了大量的“论据”，抛出了一系列似是而非的“论点”，当然不排除部分“论点”的科学性和正确性，却没有充分、翔实、有序的“论证”。事实上，文明也好、文化也罢，只是影响世界秩序的一个因素，一个与经济、军事、科技等并行的因素，充其量在当今信息时代文明/文化因素的地位和作用较之以往有了提高。亨氏无限地拔高了“文明作为影响世界秩序的因素之一”的地位，鼓吹“文明决定世界秩序的重建”，时而还把经济、军事、科技等因素也纳入了文明的范畴，这就是亨氏及该著作所要建立的理论体系存在的核心谬误和本质纰漏。连亨氏自己也承认，“物质的成功带来文化的伸张；硬权力衍生出软权力。”①也就是说，经济等物质基础是独立于文化领域之外的事物，只有在经济、军事、科技等因素占据优势或异常强大的基础上，文化才会对外伸张、拓展。从这一点上说，亨氏在混淆视听，高估了文明在影响世界秩序重建过程中的作用。如果把“文明”的概念无限扩大化，包括了文化、经济、军事、科技、政治等所有因素在内的所谓“广义概念”，那么这一概念的创建又有何意义呢？原本世界秩序就是在文化、经济、军事、科技、政治等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之下发生变化的。（二）事实证明其预判未来的局限性，如“中国作为东亚和东南亚支配力量的出现，与历史已经证明的美国利益相悖”②①摘自《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经济、人口和挑战者文明”章节，第110页。②摘自《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西方、各种文明和全球文明”章节，第361页。-6-本书正式出版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主要观点应当成形于90年代初期，作者根据其“文明决定冲突乃至世界格局”的理论，对21世纪的世界格局进行了大胆地预判，尤其对于中国与美国之间的战争进行了假设①。我们不能苛求任何理论能够对未来世界格局的变化发展作出精准地预见，亨氏做不到、其他学者也无法做到。但是理论揭示出规律性之后，是完全可以用于指导、影响乃至左右历史的进程。我国伟大的战略理论家毛泽东及其《论持久战》一文便极大地影响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走向，成为理论联系实践②的典范。文中设想2010年朝韩已经统一③，事实上朝鲜半岛时至今日依然还看不到统一的希望；文中设想2010年中国已经实现两岸和解，台湾有条件地成为中国的附属国，并取得了联合国的合法席位，④然而现实中台海两岸的合作关系却仍未突破20世纪90年代初签订的“九二共识”的水平；文中设想中国为雪耻而入侵越南⑤，这个事件的本身就违反了其宣称的“文明的冲突”论调，中国与越南同属“中华文明”的范畴；文中还认为在中国的军事力量占据优势时日本将追随中国并对美开战⑥，这更是天方夜谭的主观臆断和遐想，中国和日本所属的“中华文明”和“日本文明”⑦尽管同源同宗，但两国之间存在着领土争①详见《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西方、各种文明和全球文明”章节，第362页至第366页。②理论联系实践，即理论来源于实践，以实践为依据；理论超越于实践，是对实践的理性归纳、总结、提炼、升华；理论检验于实践，理论指导实践并在实践当中不断完善。③“在2010年，美国军队撤出了已经统一的朝鲜……”，摘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