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战后西欧社会民主党的组织转型及现实启示-2019年文档

论战后西欧社会民主党的组织转型及现实启示作为传统的工人阶级政党的西欧社会民主党，传统工会在其增强组织力量、赢得执政地位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战后西欧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建设陷入危机：党员人数持续下降、组织吸引力减弱、组织运行速度缓慢、组织形象僵化落后。直面这些挑战，西欧社会民主党开始以扩大组织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为核心，从各个层面展开对组织的革新，由阶级党转变为全民党，又由全民党转变为全方位党，为社会民主党扩大执政基础、获得执政地位提供了保证。在组织转型的过程中社会民主党组织也逐渐出现了“娱乐化”、“媒体化”等倾向，对组织建设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一、战后初期西欧社会民主党从阶级党向全民党的转型二战结束后，经历了严酷斗争的社会民主党组织的凝聚力得到增强，社会影响力不断提高，党的组织迎来了大发展时期。如英国工党1944年个人党员人数为266000人，1945年增加到487000人，到1952年工党的个人党员数量已经突破100万，达到历史最高点。[1]法国社会党在战争中党组织丧失殆尽，到1947年党员人数迅速恢复到27万人。与此同时，原来西欧社会分裂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阵营的局面发生改变，随着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技术密集型和高科技产业逐渐取代了传统以重工业为特征的产业模式，以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所占比例大幅提高，西欧各国传统产业工人的人数逐渐减少，而新型雇佣劳动者则日益发展壮大。首先表现为大批公司职员的出现。战后西欧新成立的公司大都采取股份制形式，管理权层层分割。随着生产的扩大和分工的细化，在这个生产体系中开始出现新型的公司职员。由于工作的专业性强，公司职员的工资比普通工人一般都高出几倍。其次是政府公务人员大量增加。垄断资本主义的出现，进一步加剧了生产发展的无限扩大趋势和消费落后之间的矛盾，战后西欧各国都注重发挥政府对于宏观经济运行的调控作用，国家机构和公共机构越来越庞大，对公职岗位的分类越来越细，各国公务员的人数也越来越多。再次是随着战后各种高技术部门相继出现，在这些领域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也随之增加，他们开始以专业特长参与政府管理工作，到地方当局、政府部门或国营公司中谋求薪金和津贴，从而转化为领薪的雇佣专业人员。这样就在西欧各国出现一个庞大的新中间阶层，这一社会阶层组成极其复杂，具有一定的专门技术或专门知识，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参与政治生活更具有独立意识和民主意识，这就为西欧各国的政党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挑战。战后初期西欧主要社会民主党并没有有效感应到这种变化，大都继续坚持自己的政党定位——代表产业工人阶级利益。单纯的强调依靠工人阶级使社会民主党难以适应二战后西欧社会结构变迁的事实，进入20世纪50年代后执政的西欧社会民主党纷纷丧失政权，各国社会民主党甚至无法在议会选举中获得一个有号召力的多数。大选的失利以及组织力量的变化，终于使社会民主党开始了从阶级党向全民党的组织转型。为了完成这一身份转变，各国社会民主党都开始以“全民党”、“人民党”、“民族的党”、“群众的党”、“领薪者的党”自居，强调党的组织要向全社会开放，党的政策要以争取多数人为目标，党内事务只有在绝大多数党员同意时才能实现，社会民主党开始了从阶级党向社会党的整体转型。一方面，为了适应社会结构的整体变化，各国社会民主党都认识到工人阶级萎缩的现实，着手修改党的组织纲领。另一方面，各国社会民主党着手改革党的组织方式，以扩大党的组织覆盖面，保持对社会群体的吸引力。二、全球化时期社会民主党从全民党向全方位党的转型“全方位政党”的概念最早是由德裔美国学者奥托·基希海默尔（OttoKirchheimer）提出的。和传统政党相比，“全方位政党”淡化了意识形态和阶级属性，与社会不同利益集团能够建立普遍联系，政党活动的目标单一，能够及时根据环境变化进行有效调整。随着全球化进程中知识、资本、人才等要素的自由流动，新的社会阶层进一步分化且结构越来越复杂。面对社会结构出现的新变化，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陷入了新一轮的组织危机中。具体表现为：一是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力量受到极大削弱，党员人数持续减少。二是社会民主党的组织构成结构也呈现恶化的趋势。党内有党、党内有派一直是西欧社会民主党党内存在的普遍现象，党的生存环境发生改变，各党之间势必产生严重的组织离心倾向，甚至造成党的分裂。三是在新的条件下社会民主党如何与传统的阶级盟友——工会进行合作也成为头痛的问题。从20世纪70年代起各国社会民主党为了应对财政危机开始实施紧缩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大规模削减社会福利，曾为政治盟友的各国工会甚至带头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四是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影响力不断下降。组织实力的削弱对西欧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地位开始产生不利的影响，在90年代后期西欧国家议会大选和地方选举中，社会民主党获得选票的降幅普遍达5%-15%，有的甚至全军覆没。五是绿党和极端性政党兴起对社会民主党组织优势的冲击。同处左翼的绿党兴起无疑会影响到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实力，因为绿党的选民主要来自社会民主党的传统选民，甚至直接来自社会民主党党员。同时，中产阶级扩大过程中社会下层工人日益贫困化、边缘化，使得两极矛盾日益加深，加之移民、种族问题的催化，就给极端政党提供了发展的土壤，极端政党那些具有蛊惑性的宣传夺走了原属于社会民主党的大批选民。六是媒体发展威胁着社会民主党的组织结构和活动方式。社会民主党的党员开始热衷于对政治问题的网络讨论而不是组织表达，参与组织生活的党员人数下降。此外，传统社会民主党组织结构由于存在沟通时间长、信息传递慢等问题变成了社会民主党的劣势。在现代媒体和网络的冲击下，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基层组织、党员个人作用不断弱化，政党纲领对公众的感召力和影响力急速下降。面对严峻的现实，西欧社会民主党要想避免边缘化，必须全面开展党的组织改革，通过改革拓展组织的空间功能，进而实现组织活动方式和交往方式的更新。这一时期，西欧社会民主党致力于在组织形式上从人民党向选举党转变，在组织活动方式上从纲领党向政策党转变，在组织运作上从群众党向媒体党转变，开启了对社会民主党组织体系的全方位改革，力图建立一个能够在各方面有效应对各种挑战，更具整合性和开放性的“全方位政党”。一在组织形式方面，西欧社会民主党面对碎片化的社会结构，以选举为核心进行了全面改革。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深刻认识到，在多党竞争体制下选民支持的数量和质量就是政党力量强弱的标志。面临社会结构的碎片化格局，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应该对所有的社会群体开放，既将工作重点放在争取新中间阶层支持上，同时还要将宗教群体、特权阶层、年轻人和妇女作为重要的力量来争取。各国社会民主党大胆创新组织设置机制，力图通过创新党内的组织和机构形式应对社会结构变化。二在组织机构设置方面，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针对党内的派系斗争、纪律松弛、机构松散的现实，使组织结构在“垂直模式”的基础上向“扁平式的网络结构”发展。三在组织运行方面，欧洲社会民主党主动利用信息技术来推进党的各项工作，有效扭转了作用萎缩的被动局面。三、战后西欧社会民主党组织转型的现实启示西欧社会民主党战后从阶级党向人民党、再向全方位党的组织转型，充分体现了社会民主党为了吸引尽可能多的支持者集团，不惜放弃以往的意识形态立场和传统的组织形式，甚至改变党的性质，以减少对某一特定社会阶级阶层或社会集团的依赖，谋求在更广泛的社会阶层中吸引支持者的良苦用心。社会民主党转型的直接目的是为了扩大组织影响和取得议会选举胜利。从转型的结果看，社会民主党确实实现了上述两个目标。但是，西欧社会民主党在组织转型过程中依然面临着保持自身特性、妥善处理来自党内阻力、应对右翼政党的挑战等因素的深层影响。一方面，社会民主党强调组织覆盖，但随着西欧社会阶级和群体的分化加剧，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往往难以在一个政党的组织内部得到调和。这使社会民主党内部的组织成员混杂，原来的社会矛盾开始转变为组织内的矛盾，结果反而分化组织的力量，使社会成员的不满集中到政党自身来，导致社会民主党在各个方面出现支持力量的流失。如2000年后德国社会民主党丧失了1000万支持的选民，有40%转向左翼党，有20%的中间阶层流向右翼的联盟党和自由党[2]。此外，社会民主党运用新媒体和互联网等手段推动组织建设的确增强了组织的活力，但却使组织出现了“媒体化”甚至“娱乐化”特征，政党的功能完全被媒体和网络功能所取代，一些党的组织甚至沦为大选的拉票工具，由此带来了党纪松弛、党的组织动员能力下降等问题，导致社会民主党的凝聚力下降。另一方面，尽管组织的调整保障了党员民主权利、增强了组织活力，但是从党员人数看，西欧社会民主党的组织依然处于衰退期。最后，社会民主党参与选举过程中得票率也呈现持续下降趋势。社会民主党不仅在西欧主要国家中全部失去政权，而且在欧洲绝大多数国家都处于在野地位。政党作为不同于行会、协会的以执政政权为目标的政治组织，只有扩大组织基础，政党才能走向兴旺发达；只有完善组织体系，政党才能在社会中形成公信力。这是政党发展的客观逻辑，也是政党执政的基本要求。西欧社会民主党的组织转型既有值得人们反思的历史教训，但无可否认正是其自身的两次转型增强了组织基础、盘活了组织资源、并保障其最终走上执政舞台，尤其是贯穿于其中的一些具体做法和成功实践值得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执政的实践中学习和借鉴。一是巩固组织基础方面。中国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相比，工人阶级特征更加突出。党的历届章程都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始终强调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执政组织，是工人阶级中“最坚决、起推动作用的部分”[3]，这是中国共产党先进性的重要体现。同时，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时期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发生的深刻变化，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人数也开始逐步减少，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人数逐渐增多，社会上出现一支代表先进生产力、队伍越来越庞大的新兴劳动者阶层，他们也是人民的范畴，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必须依靠的重要力量。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就必须打破剥削阶级政党的政治狭隘性，代表全体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要求，这就要求将新兴劳动者阶层中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否则就会削弱党的执政基础。为此党的十六大党章明确提出：“年满十八周岁的中国工人、农民、军人、知识分子和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愿意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并在其中积极工作、执行党的决议和按时交纳党费的，可以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4]，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坚持自身根本性质的前提下，致力于把全民族各阶层的优秀分子作为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吸收入党，使自己真正成为中华民族先进分子的政治组织，而不仅仅是各个阶级、阶层松散的联合体，既有效回应了扩大执政基础的现实要求，又赋予党的先进性以新的时代内涵。总体看来，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的理论能够紧跟时代发展的要求，但是与西欧社会民主党丰富的组织交流沟通途径相比，中国共产党还是存在一定不足。当前中国共产党的迫切任务还是要找到不断拓宽组织资源的成功方法，在这方面可以借鉴西欧社会民主党组织建设的成功经验，将组织建设和各种社会组织的发展结合起来，建立良好的伙伴关系，借助外力促进党的组织发展；同时采取有效的措施推动党的组织和人民群众之间建立和巩固有效的联系渠道，确保组织在关注群众利益、实现群众诉求中承担应有的责任，使党组织在加强群众联系中不断扩大自身影响，塑造良好的执政形象，进一步增强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二是推动组织运行方面。在长期执政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深切认识到，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是增强党的创新活力、巩固党的团结统一的重要保证。中国共产党坚持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通过完善法规、创新理念、落实措施，党内逐渐形成了以党务公开为前提，以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为核心，以完善党的权利运行机制为途径的一整套党内民主建设的科学体制。通过推行地方党委讨论决定重大问题和任用重要干部的票决制、建立健全各级党委常委会向同级委员会定期报告并接受监督的制度、改革和完善党内选举制度，形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