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

《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作者：王蒙；载《人民文学》1956年第9期。小说写青年人林震调到北京市某区党委组织部工作，遇到区党委内部存在的许多问题。组织部老副部长刘世吾革命意志衰退，刚提拔的韩常新官僚作风严重，组织部一片死气沉沉。小说着重表现了林震这个满怀着理想主义踏上社会的年轻人，面对现实社会中种种消极、复杂现象所产生的困惑、思考和奋斗。小说发表时，《人民文学》编辑部作了重要修改：①将原题《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改为《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②通过删改，加强了林震与赵慧文之间的暖昧关系；③结尾处，原稿写的是林震对自己有了新的认识，区委书记还是好的，而删改后，这些内容显得含混模糊了。（参见：《严肃对等作家的创作劳动》和《〈人民文学〉编辑部对〈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原稿的修改情况》，分别载1957年5月7日、5月8日《人民日报》）小说写作和发表于1956年。当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刚提出不久，文学领域中，“写真实”，“揭露生活阴暗面”、“干预生活”的思潮方兴未艾，文学创作与批评都十分活跃。《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发表后，立即引起很大反响，毁誉参半，聚讼纷纭。《文艺学习》从1956年12月号起，组织了对这篇小说的讨论，先后收到参加讨论的稿件1300余篇，连续四期发表了25篇。其他报刊如《人民日报》、《文汇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和《延河》等也都发表了讨论文章。这场大讨论还惊动了毛泽东，他读完作品后说：我和王蒙不沾亲，不带故，但要给他解围。不能指责作家把地点选错了，北京为什么不能出官僚主义？王蒙有才气，有缺点可以帮助么，不能一棍子把人打死。（转引自老马：《我所知道的王蒙》，《传记文学》1988年第3期）尽管如此，在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中，王蒙仍因发表该小说而被划为“右派分子”。粉碎“四人帮”后，王蒙及其作品均得到平反，《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被收入上海文艺出版社编选出版的《重放的鲜花》（1979年）。当时许多人发表文章，对小说给予很高的评价。学正在《当代文坛上的一场笔墨官司——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争论始末》一文中指出：“《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是一篇有重要突破意义的作品。在当代文学中，它第一次闯进了一个文学题材的禁区：正面揭露了我们党内、党的心脏——党的领导机关，而且是党中央所在地北京市的一个区党委机关中所发生的病变。这在讽剌一位科长、局长已属不易的50年代，可以说是一种非凡之举，表现出王蒙用文学干预生活的惊人勇气。”“在艺术上，王蒙严格坚持忠于生活的原则，没有把人物简单化、脸谱化。这对于当时盛行的公式化、概念化的创作倾向无疑是一个有力的冲击。”（《语文月刊》1989年第8期）关于《青年人》，当时争论的主要问题有：一、作品的“真实性”问题刘绍棠、从维熙认为：小说“严酷地、认真地忠实于生活”，“王蒙同志没有一点歪曲这个人为典型环境的党组织，他逼真地、准确地写出了这里所发生的一切。我们不能要求他根据我们党的整个概念来写出这个党组织，因为这只能流于公式化。然而只有真实，才能有艺术的生命力和感染力”（《写真实——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生命核心》，《文艺学习》1957年第1期）。邵燕祥也认为：“作者是从丰富纷繁的实际生活里汲取主题下到每一个细节。”（《去病和苦口》，《文艺学习》1957年第1期）而有人则认为，这是一篇“严重歪曲现实”的小说。马寒冰说：“在北京市任何一个区委会中，把官僚主义者，或是具有衰退现象的人，肯地是会有的，但是如此整齐地，从悼词到区委的常委们，从书记到区委的党委们，都是这样的人物，则是完全不可能的。也许这种官僚主义者是满天飞的，干部的衰退现象到处都是的党的区委会，在离开中央较远的地区，或是离开其直接上级领导机关较远的地区，还有若干可能性，但在中共中央所在地的北京市，果然有这样的区委会，中央和北京市委居然不闻不问，听其存在，这是不能相信的，也是难于理解的。”（《准确地去表现我们时代的人物》，《文艺学习》1957年第2期）李希凡一方面承认小说“具有一定的真实性”，但又指出“在典型环境的描写上，由于作者过分的‘偏激’，竟至漫不经心地以我们现实中某些落后现象，堆积成影响这些人物性格的典型环境，而歪曲了社会现实的真实”（《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1957年2月9日《文汇报》）。周培桐、杨田村、张葆莘在《“典型环境”质疑》一文中，批驳了李希凡的观点，他们认为李希凡“用社会学的一般法则，代替了文学艺术的独特规律”。他们反问道：“如果不强迫作者硬在这个短篇小说中搞出一个完整的社会缩影的话，那么，作者又在哪里歪曲了‘我们时代的典型环境’，‘歪曲了社会现实的真实’了呢？”（1957年3月9日《光明日报》）也有人对于作品反映的真实性并不怀疑，但是认为在对真实的把握上也有不当之处。杜黎均认为：“作品接触到的许多落后现象，孤立的看，都是真实的。从整个作品来看，真实性却是不深刻。”从整个作品来看，真实性却是不深刻的。“（《作品的真实问题》，《文艺学习》1957年第2期）长之也认为：“是有自然主义倾向的”（《可喜的作品，同时是有严重缺点的作品》，《文艺学习》1957年第1期）。二、关于作品的思想倾向李希凡认为作品有“隐射”之嫌。他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激烈地批评了一个党委机关，一直具体化到北京的一个党区委，甚至在它隐射的锋芒上，还不止于此。”小说作者“把我们党的工儿，党内斗争生活，描写成一片黑暗、庸俗的现象，从艺术和政治的效果来看，它已经超出了批评的范围，而形成了夸大和歪曲”。（《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1957年2月9日《人民日报》）萧殷也认为：“在这篇小说里面所展开的一系列的活动和关系，以及由这些活动和关系所构成的总的印象，是不健康的。”（《动机与效果为什么发生了矛盾？》，《北京文艺》1957年第3期）林默涵既充分肯定“王蒙是怀着同旧事物斗争的热情来写这篇小说的”，同时又指出：小说“给人一种感伤、忧郁的情调，使人觉得好象有一种什么硕大而无形的暗影压在人们头上，叫人喘不过气，感到一种无可奈何的哀愁和迷惘”。因此他得出结论说：“小说比较深刻地写出了消极的事物，却没有写出真正能够战胜旧事物的积极力量，这就是小说的两面性。否定了小说不应当否定的东西——揭露生活中的消极事物，或者赞扬了不应该赞扬的东西——美化了青年身上的缺点，这两种评论都是片面的。”（《一篇引起争论的小说》，1957年3月12日《人民日报》康濯也认为：小说“有着揭发官僚主义的和表扬知识青年的热情、勇敢的好的一面，也有着衷情歌颂小资产阶级而不能令人同意的一面。艺术上也有形象真实的一面，但也有似是而非地说肯定不肯定、说批判不批判的一面”，所以这是“一篇充满矛盾和片面性的小说”（《一篇充满矛盾的小说》，《文艺学习》1957年第3期）。三、关于林震、赵慧文的形象塑造有一些人对林震、赵慧文这些年轻人形象给以肯定，认为“林震是我们的榜样”（唐定国：《林震是我们的榜样》，《文艺学习》1956年第12期）多数人对林震、赵慧文的形象持批评态度。李希凡认为：“娜斯嘉（苏联小说《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中的主人公——编者注）式的匹马单枪地‘英雄战斗’，小资产阶级对于‘现实’不满的偏激情绪，和交织着悲喜剧矛盾的爱情冒险，这一切就是作品歌颂的‘纯洁’和‘美好’的林震、赵慧文的性格。”（《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林默涵在谈到林震这一人物时指出：“整个组织部，除了与他意气相投的赵慧文，他不同任何人来往。他们把自己紧紧包裹在孤独的天地里，低徊叹息，觉得周围全是庸俗、肮脏的，只有他们才纯洁无瑕，与众不同。他们不但不想从自己编织起来的孤独的网子里脱出身来，走到群众的广阔世界中去，相反地，却在欣赏自己的孤独，以孤独为美丽。”“作者真实地描写了还没有无产阶级化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通病，但却抱着同情和欣赏的态度，把他们的缺点也当作优点加以爱抚和赞扬。”（《一篇引起争议的小说》）艾克恩说：“林震对于我们现实的看法，对于生活中某些缺点的看法，以及他对这些缺点所采取基本态度和表露出的情绪，即是相当片面的、不健康的。”（《林震究竟向娜斯嘉遮掩了些什么？》，《文艺学习》1957年第2期）邓啸林说：“在他（林震）身上与其说是看到青年人所具有的不怕官僚主义者的斗争，毋宁更妥当地说暴露了没有生活基础的知识青年按照书本子处理实际问题的弱点。”（《林震及其他》，《文艺学习》1957年第2期）艾之说：林震“一心按照‘娜斯嘉的生活方式’来生活”，但他“没有学到娜斯嘉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最大特点：‘从关心和维护群众利益出发，和群众紧紧地站在一起，坚决地相信党，依靠党取得胜利’”（《林震赵慧文及其他》，1957年3月14日《中国青年报》）。四、关于刘世吾的形象有的人认为，对于刘世吾，“作者歪曲了他”，“把老党员老干部，都写出得一钱不值，一无可取”（增辉：《一篇严重歪曲现实的小说》，《文艺学习》1956年第12期）。但多数人对王蒙所塑造的刘世吾这一个革命意志衰退者给予了肯定性的评价。林默涵认为：“刘世吾的精神衰退现象，像一种看不见的细菌，它们隐蔽地、慢慢地腐蚀着一个人的灵魂，而他自己和别人都不容易察觉。正因为这样，它的危害就更可怕。”（〈一篇引起争议的小说〉）（秦兆阳认为：“刘世吾不是反面人物，而是两面人物，多面人物，是一个性格复杂的人物。”（《达到的和没有达到的》，《文艺学习》1957年第3期）唐挚指出：“刘世吾是一个双重悲剧式的人物：首先他是灵魂里害上一个双重悲剧式的人物：首先他灵魂里害上了与我们勇猛锐进着的生活相对立的病症——无爱无憎的高度冷漠症。而可怕的还在于他自信地把这一切看作是自己在精神上已经成熟的表现，或者半解嘲、半自慰地认为，这仅仅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职业病’而已。”“作者能写出这一性格，是凝视生活、探索生活、忠实地描写生活并且勇敢地干预生活的结果。”（《谈刘世吾性格及其他》，《文艺学习》1957年第3期）关于《青年人》的创作，王蒙曾多次作过说明：第一、关于写作目的。“最初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时，想到了两个目的：一是写个有缺点的人物，揭露我们工作、生活中的一些消极现象，一是提出一个问题，像林震这样的积极反对官僚主义却又常在‘斗争’中碰得焦头烂额的青年到何处去。”（《关于〈组织部新来青年人〉》1957年5月8日《人民日报》）第二、关于“影射”。“我当时还不懂得什么叫影射，嗅不出这两个字后面的血腥气味。我的小说就是写了缺陷、阴暗面，而且是写的一级党委的组织部门，大胆直书，百无禁忌，影射于我，何用之有？”（《〈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琐谈》，《读书》1979年第1期）第三，关于林震。“我不想把林震写成娜斯嘉又与娜斯嘉有相当区别的林震式的人物，林震式的‘斗争’，林震式的受挫。甚至于，我还想通过林震的经历显示一下：一个知识青年，把‘娜斯嘉方式’照搬到自有其民族特点的中国，应用于解决党内矛盾，往往不会成功。”（《关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第四，关于刘世吾。“在与林震对立的一方，刘世吾是主要人物，我着重写的不是他工作中怎样‘官僚主义’（有些描写也不见得宜于简单化地列入官僚主义的概念之下），而是他的‘就那么回事’的精神状态。”“至于刘世吾在工作上，不少地方是正确的、可敬的，我一点也不‘憎恶’他。可惜，他运用自己对于工作规律的掌握来保护、掩盖自己的冷漠，他的优点和缺点是联系着的。”（《关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围绕《青年人》的争鸣以及由此开展的文学批评，王蒙也谈了自己的看法。第一，他充分肯定了这次争鸣给他的帮助：“对自己的思想改造提出了新的课题”，“对提高自己的文艺思想有好处”。但同时，他又反对那种“对作者本人的政治面貌”“下了判决”的批评和“过分地喜欢给创作泼冷水”的批评。（《王蒙同志的一封信》，1957年4月16日《北京日报》）第二、创作上要反对教条主义，坚持自己的风格。他说：“文艺本身就是一种十分复杂的意识形态，任何硕大的理论，多半只能使‘方向’取得一致，而不可能精确地概括文艺问题的各个方面，可是有些人以为一切不同思想都是阶级斗争的反映，硬要以方向的一致性抹杀不同的观点、风格、爱好的存在。（其实，‘方向’问题也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