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与中国

社会学研究风险社会与中国 ——与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的对话贝克邓正来沈国麟提要：这次对话集中讨论了风险社会的诸多特性，如启蒙功能（开启各种替代性现代性的空间）、沟通性的世界主义逻辑（全球语境下的公共协商）及想象的世界主义共同体（通过大众传媒消解想象的“他者”）。正在经历“压缩的现代化”的中国面临着第一现代性和第二现代性“双重强制”的共时性困境，风险社会或许能够提供一种替代性的社会图景。风险社会通过相互依附性催生了新的革命性力量，并赋权了国家和公民行动。对于社会研究而言，风险社会的意义在于帮助我们了解“方法论国家主义”的局限而代之以“方法论的世界主义”，从而推动社会科学的世界主义范式转换。关键词：风险社会启蒙功能世界主义替代性现代性一、风险社会 邓正来等：尊敬的贝克教授，首先感谢你接受我们的邀请，在你访问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前，就你所提出的有关世界风险社会理论中的一些问题与你进行对话。众所周知，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你就和著名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教授（AnthonyGiddens）等人一起提出了有关“风险社会”(risksociety)的概念和理论，你还专门出版了《风险社会：迈向一种新的现代性》（RiskSociety:TowardsANewModernity）、《风险时代的生态政治》（EcologicalPoliticsinAnAgeofRisk）、《世界主义观》（CosmopolitanVision）、《风险中的世这篇对话实际上是分三个阶段完成的。一，我们所提出的问题论纲是在贝克教授访问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之前以书面形式寄给他的，他进行了阅读和思考，并在把他的演讲稿寄给我们的同时告诉我们愿意就这些问题展开讨论。二，贝克教授来华以后，我们又根据他的演讲向他提出了新的问题并就整个问题论纲中的问题与他进行了讨论。三、贝克教授回国以后，即刻针对我们的问题论纲进行了详尽认真的书面回应并对我们的问题论纲及其顺序做了些许调整，后经翻译和整理，遂成此稿。我们想借此机会再次感谢贝克教授的支持。——邓正来、沈国麟1社会学研究界》（WorldatRisk）等论著。当然，你的一些论著也被翻译成了20多种文字，中文世界也出版了《风险社会》（2004a）、《全球化时代的权力与反权力》（2004b）、与安东尼•吉登斯、斯科特•拉什合著：《自反性现代化》（2003）、《世界风险社会》（2004c）和《全球化危机》（1999）等译著，并引发了相当广泛的讨论。邓正来教授在博士生研讨班中也指导过他们研读过你的论著，甚至在他自己的研究中还专门讨论过你的相关理论和观点。在这次对话中，我们很关注的第一个问题是：“（世界）风险社会”的概念虽说在揭示第一现代性的自反性方面有着独特的意义，但是为什么这个概念对于理解21世纪初社会和政治的动力和转型有如此关键的重要性？贝克：这恰恰是因为风险的积聚——生态、金融、军事、恐怖分子、生化和信息等方面的各种风险——在我们当今的世界里以一种压倒性的方式存在着。就我们所经验的风险无处不在而言，我们只可能做出如下三种反应：否认、漠视和转型。第一种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植根于现代文化之中，但它却忽视了否认这种态度所具有的政治风险；第二种态度屈从于后现代主义当中那种虚无主义式的论调；第三种态度引发了我的世界风险社会理论所提出的议题：对人为未来(man-madefutures)多样性的预期及其所具有的风险性后果是如何影响和转变现代社会的认知、生存条件和制度的？洞见到未来不可逆转的开放性以及理性化（rationalization）这一特殊现代需求乃是至关重要的。我的预设是对理性化的需求增加了不确定性。因为工业社会所造成的不确定性并不必然造成混乱或灾难。更确切地说，不可计算的不确定性(incalculableuncertainty)还可以成为创造性的一个来源，亦即成为允许意外情况和实验新事物的理由。因此，与当前到处弥漫着的那种末日感格格不入，我想追问的是：全球风险是否也具有一种启蒙的功能（enlightenmentfunction）以及它会采取何种形式？邓正来等：在“启蒙”面对后现代主义而遭到解构的背景中，你在这里所谓的全球风险“启蒙的功能”又是指什么呢？贝克：全球风险已经成为公共领域和个人领域的一个核心的组织性范畴。在这样的世界里，有许多理由到一个“外部的”王国（即某个与处在风险之中的世界相隔绝的地方）去寻求避难。然而，全球风险的一个主要效应就是它创造了一个“共同世界”（commonworld），一个我们无论如何都只能共同分享的世界，一个没有“外部”、没有“出口”、没有“他者”的世界。因此，我们不得不承认，无论我们2社会学研究以多么聪明和多么尖锐的方式批评“他者”，我们都注定要与这些“他者”共同生活在这个风险的世界之中，而且由于这个世界处在风险之中，所以我们不仅会受制于它所具有的各种支配性权力，而且也会受它所具有的那些伤害自我的危险、腐败、苦难和剥削的污染。让我们放弃所有能够使我们继续留在外部的有关政治纯洁性和“更高价值”的梦想吧！然而，这种消极认知却只是我们通往建构一种替代性项目之道上的一个站点而已。这就是我的主要观点：对全球风险的意识创造了各种替代性未来(alternativefutures)即各种替代性现代性(alternativemodernities)的空间！世界风险社会迫使我们承认世界的多样性，而这种多样性则会为国家观（nationaloutlook）所忽视。全球风险开启了一个道德和政治的空间，它可以孕育一种超越国家边界和冲突的公民责任文化。当然，也是为了一个人的自我生存，这种每个人都易受伤的创伤性经验以及由此所产生的对其他人的责任，乃是相信世界风险的两个面向。邓正来等：的确，我们也赞同你的这个观点，即在世界性风险社会中存在着一个新的道德和政治的空间；套用你以日常语言对第一现代世界（工业社会）与第二现代世界（风险社会）所做的明确界分：“阶级社会的驱动力可以概括为这样一句话：我饿！另一方面，风险社会的驱动力则可以表达为：我害怕！”（贝克，2004：57）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即使在这样的空间中，阶级问题依旧存在。就此而言，无产阶级对于工业化资本主义来说意味着什么？是转型的革命性主体吗？贝克：不。当然，全球风险也不是主体或行动者。这些风险是工业决策和行动的副作用，是人们不需要的，常常还是看不到的。它们破坏了现存秩序的稳定，但也可以被视作通往建构新制度和跨国网络的关键一步。全球风险有力量把各种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机制混合在一起，并为（世界性）政治行动开启这些机制。你们还记得非典（SARS）吗？中国并不能单靠自己的力量解决非典问题。当时，为了找到解决这个棘手问题的答案，中国需要同许多国家紧密合作。因而昀终，中国的神圣主权并没有受到伤害，而是得到了增强，因为向其他国家开放并把其他国家包括进来这一根本的变化，乃是重新稳定现存秩序的不二法门。在一个具有不可调和之差异性的世界里，每个人都以各自的轴心为依凭；在这样的世界中，世界风险乃是人们进行沟通和合作的惟一不需要的、非意图的强制性媒介。因此，公众对风险的认知迫3社会学研究使那些原本并不想与其他人发生任何关系的人进行沟通。这种认知把义务和代价强加给了那些抗拒它们的人，甚至法律也常常给予这些人以支持。换言之，大规模的风险突破了文化、语言、宗教和体制的自足性，就如同突破了国内和国际的政治议程一样；它们颠覆了国内和国际政治议程的先后顺序，并且在各种阵营、党派和争吵不休的国家之间创造了行动的语境，而这些阵营、党派和国家原本并不相互了解，而且还彼此拒绝和对抗。邓正来等：我们知道，你在1992年出版的《风险社会》（RiskSociety:Towardsanewmodernity）一书中指出，世界风险会影响所有的人，而不论其财富、阶级和性别如何。当被生产出来的风险不断地加重和广泛传播、又随着分配的轴心围绕安全而不是平等而运转的时候，风险地位（riskpositions）便会使阶级地位过时（Beck，1992：38）。但是，阶级地位却不可能被风险地位所代替。这两种地位是互相联系的，在避免风险的时候尤其如此。例如，在生态危机中，上层阶级（如商业老板和富人）可以通过搬离受污染昀严重的地区或者比无产阶级享受更多的赔偿来规避这些灾害或社会弊病。结果，当整个社会进入风险社会阶段的时候，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分裂并没有因此而被各种群体和部门之间的风险性冲突所取代，而恰恰是植根于各个群体和部门之间的风险性冲突之中的。在一定意义上讲，安全并不能取代平等，反过来平等却可以产生安全。在我们看来，你所谓的有关风险的定义关系（Relationofdefinitions）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以阶级地位为基础的。对安全的诉求只有在以平等为根据而被提出的时候，才会变得更为有效。不知道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贝克：这里有一个严重的误解。我当然不否认权力、支配和正在加剧的社会不平等在世界风险社会中日益增长的重要性。相反，我对于社会不平等是如何成为面对风险的不平等实是非常关注的。因此举例来说，2004年海啸灾难的电视形象，把世界风险社会的第一部法则——即大灾难的风险缠着穷人——带入了每个家庭。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做出预测说，气候变化将特别对世界上的贫困地区造成毁坏，因为在这些地方，人口的高增长、贫困、水和空气污染、阶级和性别之间的不平等、艾滋病流行和腐败的威权政府等诸多问题都是重叠在一起的。但是，我的关键观点是：对于把握世界风险社会中社会不平等所具有的新的激进性（radicalness）和复杂性来说，“阶级”乃是一个太“柔软”且“过时”的概念！4社会学研究邓正来等：这个说法很有意思，也很关键。是否可以请你把这个问题再阐释得更明确或更具体一点？在认识世界风险社会中的社会不平等时，“阶级”这个概念真的太“柔软”且“过时”了吗？贝克：风险的权力结构植根于它的逻辑之中。风险是以一项决策（进而一个决策者）为预设的，并在下面两种人之间制造了一种极端的不对称：一种人是那些承担风险、定义风险和从风险中获益的人；另一种人是那些作为风险目标的人，他们在无力参与决策进程的前提下不得不直接经验他人决策的“看不见的副作用”，甚至还要为此付出自己的生命。风险与权力的关系，亦即风险与不平等的关系，就处于这种分裂之中。潜在的收益和好处都倒向了决策者的“我们”，但却撇开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正是根据他们社会权力的地位，他们才有能力做这样的决策。相反，作为“活的副作用”（livingside-effects）的“我们”，则源自于和表明了一种双重性的排除：这些人被排除在这种决策的潜在收益以及做出这种决策所依凭的那些条件之外，而且甚至还常常被排除在与对他们的健康或生存机遇具有影响的那些因素（他们对此实在无助）有关的信息之外。阶级范畴根本就无法把握这一特殊的支配逻辑。这种逻辑是一个跨边界、跨国界的概念，旨在理解和分析气候变化和金融危机之世界中日益爆发的不平等现象。再者，不借助于“社会易受伤害性”（socialvulnerability）这个概念，我们是不可能理解气候变化所具有的社会和政治风险的。有种观点认为，自然灾害和社会易受伤害性乃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这种观点对于那种视气候变化的后果为副产品的思维方式来说实是一种颇为相似的智慧。然而，在昀近几年中，社会易受伤害性已经成为人们对世界风险社会进行社会不平等分析的一个关键的面向：各种社会过程和条件使得人们以一种不平等的方式去面对各种很难定义的风险，而由此产生的各种不平等必须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国家和全球语境中权力关系的表达和产品。社会易受伤害性转变了“阶级”并使它更激进了：它是一个总体概念，它超越了个人、社会或整个人类为了应对或者逃避气候变化（或金融危机）的威胁而可以随意使用的各种手段和可能性。对易受伤害性的社会学理解，不仅肯定与未来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而且也有着历史的深度。例如，源自殖民时代的“文化创伤”（culturalwounds），构成了人们理解跨边界气候冲突之背景的一个重要部分。可获得的经济和政治机会越边缘，该特定群体或人口就越容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