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是三分法思维曾仕强

中国人是三分法思维曾仕强中国人是三分法思维美国有一条规则，就是少数服从多数。它表现出来的就是是非分明。中国人却不是这样。世界上思维习惯大致有三种，一分法、二分法、三分法。美国人思维是二分法，中国人多是三分法，日本人大部分是一分法。喝茶还是咖啡？美国人要么选咖啡，要么选茶。中国人喜欢说，随便，其实不是真叫你随便端茶或咖啡，而是要你帮忙选最好的。这表明了中国人与外国人在思维习惯上的差异：中国人不喜欢什么事都说得太明白。日本人看问题是一分法，司令官发令走，部下全部走，他们的团队精神很强。美国人看问题是二分法，不是yes就是no，所以他们适合制度化管理。中国人与以上两者不同，习惯三分法思维，中国人在表达自己意思时，更加倾向于含蓄、内敛和注重情感。中式管理寓人治于法治美国人管理讲“法”，法是死的，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中国人凡事讲理，口头上说依法办事，心里想的是合理处置。法是死的，理是活的，理是活的，法是死的。所以，公司只有总经理，没有总经法。我们是依理来决定，不是依法来办事。因为人是讲理的，在中国要法治真的很难。讲理管理叫管理人性化，法治管理叫管理制度化。中国式管理深究的不是“人治”与“法治”，而是“寓人治于法治”。不能一切照搬制度，而是在许可的范围内，一切尽可能地衡情论理，追求合理处置。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与外国人的不同。中国人看自己和看别人，双重标准。自己升官，认为是自己奋斗努力的结果；他人升官，统统是拍马屁得来的。中国社会没有人际关系，西方有人际关系。中国只有人伦关系，长幼有序，男女有别。西方认为，人生而平等。中国人认为，人一出生就不平等的，人生是不平等的。所以中式管理不能照搬西方。中国人会同时讲两句矛盾的话，如一边说“事无不可对人言”，一边却说“逢人只说三分话”。话里有话，告诉你随便，实则不能随便，自己要考虑清楚。会听话的人会把握“看不见的一把尺”。美国人有意见就提，没意见就说没有。中国人不同，说没有意见的，大多是很有意见的。中国的实际情况，增加了我们管理的难度。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中国社会没有一定的标准。古埃及、马比伦、罗马、古希腊等有固定象特的文化都死掉了。一个文化要是固定下来，它就死掉了。文化就是要在不停地变化，这种文化才有生命力。中华文化就是一直在发展变化中的，没有一样东西可以代表中华文化。“无为而治”的管理你要了解自己，你一定要从《易经》着手。《易经》里面的“变易、不易”是相通的，看似矛盾，实际上却是以不变应万变，原则不变而形式万变。所以，中国人讲究以不变应万变。原则是不能变的，所有表现都需要变。原则只有我们自己知道，别人都不知道。我问过很多成功的老总：你怎么能做得这么好？他说，我就是很有原则。我问他的干部，干部说老板什么都好，就是没有原则。没有一个中国人没有原则，但你看别人都没有原则。因为我们都是内刚外圆。孙悟空的本事最高，但跟着他的人却是猪八戒这类没才能的人，只有唐三藏才能把他们都团结在一起。因此，在中国凡事亲力亲为的不一定就是好老板，这样只会培养出懒惰无能的下属。相反，看似无为而治，让很多有用的人去帮一个“无用”的人，放手让下属各自发挥所长，最后却得了好的结果，这就叫中国式管理。我在大学当校长时，学生可以给我发电子邮件信，我是不会给他们回信的。我会把信分到各个单位去处理。我当老板很久，从来不管下属。管理方式要与当地文化相结合西方式沟通与中国式不同，西方人不在乎你怎么说，只在乎你说什么；中国人不在乎你说什么，而在乎你怎么说。我们很在乎别人怎么说，外国人却不这样。中国式沟通特征概括为三句话：我告诉你，你就不要告诉别人；你如果告诉别人，就不要说是我说的；你如果告诉别人是我说的，我一定会说，我没说。外国人沟通与此不同。看西方的书要经过过滤，他们管理理念是跟我们完全不一样的。我们是人本位的文化，西方是神本位的文化。我们学管理最好是用个案检讨，但你引用的个案应是中国的，而不能引用美国的。美国人是有话直接讲出来，中国人却相反。我们是重理，西方是重法。各位记住，老总少说话，对你是有利的。因为一讲话，就把原则暴露出来了，是没有什么用的。制度只能管好人，永远管不了坏人。中国人不解决问题，西方人一定要解决问题。中国人喜欢把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小事一过就没了。对内要竞争，对外要联合管理是一门艺术，不完全是一门科学，只有生产才是科学。管理方式诸如沟通、奖励都不是一门科学，而是一门艺术。在管理的过程中，技术与人文都是以人为核心和坐标的。因而，管理在本质上是文化运作的过程。大家都有不公平，我们的公平概念跟西方的公平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公司出现的问题，有些干部为了表示自己聪明，反应很快，还没有搞清楚就抢先表明看法，自告奋勇承担责任。这是不负责任的，实际上是鲁莽的。就管理的角度看，老板最不喜欢这种随便开口要承担责任，夸夸其谈的干部，老板最喜欢的是能真正承担责任的人。佛山的瓷器是很有名的，中国历史上就是靠丝、茶、瓷器赚外国人的钱。历史上，面对英国对我国蚕丝的掠夺，胡雪岩奋起抵抗，虽然个人的力量有限，但胡雪岩虽败犹荣。但是，我们现在的企业在外面，却是自相残杀，最后导致了产品贱卖。实际上，业内要竞争，对外却要联合。管理重要的是过程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人生的目的不过是“好死而已”。无论你是否有钱，人生最终的归宿都是一样的。所以，人生最重要的是过程，管理最重要的也是过程。人生并不需要过分重视结果，人生要享受过程，而不是仅看结果。你有什么样的观念，你就会走出什么样的人生；你有什么样的观念，你就会当什么样的领导。你有什么样的观念，你就会经营什么的企业。我们要记住一个人最要紧的是做自己，不要跟人家相比，人生所有的烦恼都是自找的。胡雪岩生前花了很多钱买了一个风水宝地，死后却不敢葬在那里。这样有再多的钱，又有什么用？没谁能保证自己一辈子都有钱或是无钱。历史的经验是“功劳易没，过失易存”。最有价值的，就是把一生的过程做好，在盖棺定论后，能求得好死。管理可归纳为如下三点：管理有没有效，看它能不能跟自己的文化相结合，这是全世界相通的，管理一定要和当地文化相结合才有效；美国式管理、日本式管理等外来的管理不是不好，而是水土不服，要调整变成适合自己的；中国人态度是变化的，不是固定的，最好就是给他面子，中国人最讨厌拍马屁，也最喜欢拍马屁。（在论坛上，曾仕强一一解答了现场听众通过手机短信提出的问题。）问：您说的中国人的传统特点很有道理，但我觉得有点消极。美国人的二分法自有他的优势，比如说效率方面。我觉得三分法很消耗时间比较没效率。答：美国人的效率绝对比我们低。我儿子在美国，我在美国时送给他一套家具，之后我就回国了。半年后，那套家具还没送达。其实中国人是最勤劳的，只不过有个条件，就是“我愿意”。比如傍晚6点下班了，美国人立即停止营业。但中国人不同，只要他愿意，下班时来了客人他照样做业务。效率低的问题不在“三分法”，关键要使你的员工“愿意”。怎么使你的员工愿意奉献呢？就是给他面子。问：如何判断二分法，三分法思维人才如何被发现被认可？答：只要做到三点，“三分法”罹人才同样容易被发现被认可。即对老板的话有意见的，不要立刻反驳，迟些时候或等与其单独相处时提出来，老板可能更容易接受；表达反对意见或提建议时，不要有旁人在，否则可能让老板没面子；老板给予好处时，不要立刻接受而要先推托几番。比如我认为我的老板永远是对的，但这不等于拍马屁。有旁人时可适当“拍马屁”，但和老板单独相处时，要实话实说，做“硬汉”。问：你不觉得中国人的这种处世态度让人很累吗？能不能简要谈谈中国社会发展与这种处世态度的关系？答：人是习惯的动物，习惯形成了就不会觉得累。有话直说的人就是目中无人，这种处世态度在中国会四处碰壁。只要站得住，就不要坐下，只要能坐得住，就不要躺下，不要让自己养成懒惰的习惯。问：怎么做到以不变应万变呢？答：有时候当你变的时候，你老板不变；当你不变的时候，你老板始终在变。那你怎么办？你应该变就要变，不应该变就不能变。人生修炼的目标是可以有话直说，但当你功夫、本领不够的时候，千万不要有话直说，要拐弯抹角使人家受得了。一个人不得不求人，做人最好是一定不求人，实际上没有人做得到。问：您觉得人性化管理如何与制度化管理相结合？答：管理一定要制度化，制度化不是好的管理。在制度许可的范围内，要衡情论理，合理处置。问：你的讲话是否存在误导别人狡猾、奸诈、不正直的意思？答：中国人最讨厌的就是狡猾、奸诈、不正直，我以上所说的理论是对的，使人变得奸诈，还是使人做好管理工作，关键是实践的人怎么应用。正如，我一生不讲笑话，我只是把话讲得很好笑而已。问：你所说的先说先“死”，是不是不该说呢？是不是太不求上进了？答：道理永远是对的，只是你不会用而已。问：中国人智慧并不比日本人低，而为什么日本企业在全球大行其道，而中国企业难有作为？是不是中国式管理不行？答：中国式管理不是不行。日本人也有他们的长处，我们中国人有些做不到。我在日本就看得清清楚楚，日本人早晚摸黑上下班，中国人做得到吗？日本女人不仅嫁给先生，还嫁给了先生的公司。日本人做事拼命，爱动动脑，从早到晚工作态度都很好，一件事情都想得很仔细。问：西方管理和中方管理各有长处？有没有一种中西结合的管理方式呢？答：中华文化复兴，看来不能完全靠中国人了。中国人长期以来对自己没有信心。中华文化复兴，一部分靠西方。德国人正在全心全意引入我们的中药，美国用很大面积的土地在培养我们的中药材，美国人知道今后只有中医才能救得了人命，西药统统都有毒。你在美国感冒等普通疾病，医生不会给你西药吃，而叫你回家休息养病。管理方式为什么相信外国人的，不相信中国人的？问：你有没有用录音或出书的形式把你的智慧固定下来？答：我有灌讲课录音也有出书，我会把我的观点里摘录进录音或书里，大家关键是要灵活运用这些知识。我觉得人生只要做好三件事：一是你要知道你这辈子是要干什么的？你的人生规划是怎么样的？二是你要知道怎么去完成。三是你要不断改善，求进步。问：有一个下属，有时候给他任务，他说那不是他的职责，怎么办呢？答：这在西方无可奈何，但在中国却不是难题。因为国内签的工作合同一般比国外的合同多出一条，即是“其他”。有了这一条，下属就不能说不是他的职责。问：请您讲讲如何处理好情、理、法。答：法是规矩，理是脸，情是面子。一个人只要你给他面子，他就会很讲理，如果不给他面子，他就会蛮不讲理。中国式管理：寓人治于法治“什么是中国？”昨日下午，被誉为中国管理学之父的曾仕强教授一登上全球通商务论坛的讲台，首先向在座的中国人抛出了一个“不可思议”的问题。“阴和阳是不是两样东西？在圆圈中加条曲线是不是太极？如果答错了，那么你不了解中国。”在3个多小时的演讲里，已70岁高龄的曾仕强由《易经》着手，引经据典，横贯中西，向1000多名佛山听众，阐述了中国式管理内涵。“不好明说”的哲学：中国人的“随便”不“随便”“喝茶还是咖啡？中国人说随便，不是真叫你随便，而是要你帮忙选最好的。”在进入管理学讨论之前，曾仕强首先列举了中国人与外国人在思维习惯上的差异：中国人不喜欢什么事都说得太明白。“日本人看问题是一分法，领导说走，下面全部马上走，所以他们的团队精神很强。美国人看问题是二分法，不是yes就是no，所以他们适合制度化管理。但中国人看问题是三分法，除了好和坏还有第三种可能。”“正是这种三分法的思维习惯，使得中国人在表达自己意思时，更加倾向于含蓄、内敛和注重情感。”结合这一文化，曾仕强认为，中国式管理深究的不是“人治”与“法治”，而是第三种“寓人治于法治”。不能一切照搬制度，而是在许可的范围内，一切尽可能地衡情论理，追求合理处置。“无为而治”的管理：孙悟空本事高但不是好领导“孙悟空的本事最高，但跟着他的人却是猪八戒，只有唐三藏才能把他们都团结在一起。”通过《西游记》的案例，曾仕强指出：“在中国凡事亲为的不一定就是好老板，这样只会培养出懒惰无能的下属。相反，看似无为而治，让很多有用的人去帮一个‘无用’的人，放手让下属各自发挥所长，最后却得了好的结果。”这种“不管人”的理论与《易经》里面的“变易、不易”是相通的，看似矛盾，实际上却是以不变应万变，原则不变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