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地方志概述

中国历代地方志概述（作者黄燕生）方志的起源中国的地方志有着悠久的历史。方志起于何时，渊薮所在，历代学者曾经作过多方面的考辨，并有种种不同的说法。宋代学者王存、程大昌、王象之等人推《禹贡》、《山海经》等古代地理书为方志之祖，同代人司马光、马光祖则认为导源于《周礼》记述的古方国史；还有学者以多源的观点阐释方志的产生，如《隋书·经籍志》的作者以晋挚虞所作《畿服经》为例，称该书合《禹贡》、《周官》例而成。宋代地理学家欧阳忞纂《舆地广记》，序称:凡自昔史官之作，与夫山经、地志，旁见杂出，莫不入于其中。元人黄溍则将方志归结为古地志与古地图的合流。明清以来，溯方志之源于史书的说法较为盛行，章学诚力证《周官》外史所掌四方之志即是当时的地方志，洪亮吉认为，汉晋霸史《越绝书》、《华阳国志》是方志之始。建国以来，对于方志起源问题的讨论，虽未完全统一认识，但方志多源，已为多数学者所接受。地方志内容包罗万象，宋代以前出现的各类名目纷繁的地方史籍、地理杂著、人物传记、诗文选集均与定型方志有着直接或间接的渊源关系，其中，以《山海经》、《禹贡》、《周官》和古地图对方志的定型与成熟影响最大。《山海经》，18卷，分为《山经》、《海经》和《大荒经》三部分。作者不详。全书仅3.1万多字，却包括了地理、历史、神话、民族、动物、植物、矿产、医药、宗教等多方面内容。由于奇谈甚多，西汉史学家司马迁称: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汉书·艺文志》将其列入形法家之首，明人胡应麟称其为古今语怪之祖，清《四库全书总目》也谓其为小说之最古者，并置于小说类；但该书的多数内容涉及山川地理，唐刘知几《史通》以及《隋书·经籍志》等历代史目又置其于地理之属。宋代一些全国区域志的编纂者述及修纂缘起，每每提及《山海经》。北宋元丰间，王存纂《九域志》，朝廷诏秘书省录《山海经》等送职方检阅；政和间，欧阳忞纂《舆地广记》，《山海经》也成为参照之书。此外，《隋书·经籍志》记载南齐陆澄聚《山海经》以来160家以为《地理书》。《禹贡》是《尚书》中的一篇，只1193字。《禹贡》假托夏禹治水之后，将全国划分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并以此为纲，分叙各地山岭、河流，物产、贡赋、交通等项。这是我国现存最古的一部全国区域志。历代言地理者，大都推《禹贡》为祖。元代志家张铉即将此书列为方志源头之一。《禹贡》比之《山海经》，不仅有明确的行政区划作为纲领，其记述内容和形式也更趋近于后世方志。如每州分叙山川、湖泊、土壤、物产，尤详于田赋等级、贡品名目的记述。加之此书较少怪异之谈，记实色彩较浓，因而受到历代方志学家重视。《周官》即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周礼》，是一部记述周代官制的著作。是书多处提到方志一词。《地官》载: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郑玄注:说四方所识久远之事，以告王观博古所识。《春官》载:小史掌邦国之志，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郑玄解释四方之志为春秋诸国史书，如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等。由于定型方志具有地方史书的特征，而《周官》所云古方国史又统称方志，所以自宋代以后，许多人将两者联系了起来。司马光《河南志序》云:《周官》有职方、土训、诵训之职，掌道四方九州之事物，以诏王知其利害。后世学者，为书以述地理，亦其遗法也。清代方志学家章学诚从志属信史的观点出发，也认为《周官》外史、小史之执掌即今之方志。章氏之说在近代极受推崇，故《周官》源流说颇有影响。历代学者论及方志渊源，常常将《周官》所述古方国史与古地图相提并论。南宋方志学家马光祖《景定建康志序》称:郡有志，即成周职方氏之所掌，岂徒辨其山林川泽都鄙之名物而已。元代学者郭晦在《至元嘉禾志序》中也指出:图志之书，古史之笔也，成周职方掌天下之图，外史掌四方之志，事亦重矣。明《嘉靖太平县志》图序分析古地图与方志的关系，说:《周礼》九州之图掌于职方氏，此后世图经之所由作也。志以纪事而先之以图，义亦如此。古代地图除写绘图形外，往往还有许多文字说明，图经即指这些图说而言，图则作绘之名，经则载言之别。(李宗谔《祥符州县图经序》)后来，图说渐众，可单独成书，逐渐由图经发展为方志。方志的定期续修传统，实际上也是从古代定期呈交图经的制度演变而来的。所以，古代地图与近代方志有着直接的因承关系。恰如民国间地图史专家王庸考述的:中国古来地志，多由地图演变而来，其先以图为主，说明为附；其后说明日增而图不加多，或图亡而仅存说明，遂多变为有说无图与以图为附庸之地志。(《山海经图与职方图》，载《禹贡》一卷三期)除上述诸书外，与方志形成有一定关联的书体还有《诗经》国风篇，这是方志艺文志的远源。《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成书约于2500年以前的东周时期，所录诗歌多为周初至春秋中叶的作品，《诗经》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风有十五国风，共有诗160篇，记述当时各地的民歌。宋代以后的方志都收录本地诗文歌赋，或为艺文、文征，或为各类之附录，不少志家以为源于远古时代的采诗以观民风。元代志家张铉指出:古者诸侯置史以纪国政，采诗以观民风，……后世州郡，各为志书，亦此之遗意。(《至正金陵新志·修志文移》)清代志家章学诚也认为文征义本十五国风。(《湖北通志》序)综上所述，先秦时代的各类著述与定型方志都有渊源关系，但在方志形成过程中，它们的作用是各不相同的。《四库全书总目》总结说:古之地志，载方域、山川、风俗、物产而已，其书今不可见。然《禹贡》、《周礼·职方氏》，其大较矣。《元和郡县志》颇涉古迹，盖用《山海经》例。《太平寰宇记》增以人物，又偶及艺文，于是为州县志书之滥觞。这是对方志源流比较全面的阐述。概括说来，先秦各体古书，除《禹贡》初具地理总志的规制风貌，其余诸书皆只为方志的部分远源，即便是《周官》所称古方国史，也只是近似于后世方志的某些特征。因为通常所指方志，不仅有特定的记述内容，还有着约定俗成的体例门目。从专述史、地单类的古代国史、地理书和地图汇为记述广泛、体例完备的方志，不仅有记载内容的不断完善，还有各类书体的逐渐融合，而这一过程，始于秦汉，直到南宋，方告完成。秦汉魏晋南北朝秦统一中国后，舆图地志之作，续有纂辑。《史记》载:刘邦率兵入咸阳，萧何在秦丞相府获御史律令图书，汉王所以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清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拾补》形法类著录有《秦地图》一种，班固《汉书·地理志》征引两处，其一，琅玡郡长广县，注曰:有莱山莱王祠，奚养泽在西。《秦地图》曰:'剧清地，幽州薮'；其二，代郡班氏县，注曰:《秦地图》书班氏。从这两处简短引文看，很象是地图上的附注说明，类似后世图经的内容。因该书早佚，体例已难考辨。两汉时期，郡国地志已成为中央政府的征录之书。《隋书·经籍志》云:武帝时，计书既上太史，郡国地志固亦在焉。又说:司马迁《史记》所述，仅《河渠志》而已，其后，刘向略言地域，丞相张禹使属朱赣条记风俗，班固因之作《地理志》。朱赣撰著的《地理书》是成书于西汉末年的一部记述地理风俗的总志，刘知几《史通·杂述》云:地理书者，若朱赣所采，浃于九州；阚骃所书，殚于四国。斯则言皆雅正，事无偏党者矣。据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拾补》引《宋书》称，朱赣博采风诗，尤为详洽，班固因以为志。说明《地理书》之撰，除循《禹贡》之例，分州叙事，还有《国风》的影响。朱赣《地理书》经班固辑录，收入《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郡国地理之后，其内容除述星野、疆域、物产而外，主要是描写各地风俗，采录先秦诗歌甚多，如述陇西古俗: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故秦诗曰'在其板屋'；又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及《车辚》、《四载》、《小戎》之篇，皆言车马田狩之事。朱氏之后，由班固完成的《汉书·地理志》是以当时行政区划为纲的全国区域志，该志分为三部分，首叙古九州地理，全录《禹贡》；次叙汉郡国山川、户口、水利、关塞、古迹、设官情形，似采录各地《图经》而成；最后述各地风俗，辑有朱赣的《地理书》。《隋书·经籍志》评价是志其州国郡县山川夷险时俗之异，经星之分，风气所生，区域之广，户口之数，各有攸叙，与古《禹贡》、《周官》记所相埒。班固自己也声称是受到上述诸书的影响，他说:先王之迹既远，地名又数改易，是以采获旧闻，考迹《诗》、《书》，推表山川，以缀《禹贡》、《周官》、《春秋》，下及战国、秦、汉焉。(《汉书·地理志》)从该志的结构和内容看，除首尾辑录《禹贡》、《地理书》外，主要是分郡县叙述各地建置，其内容与《华阳国志》所引东汉《巴郡图经》别无二致。溯源推本，无虑《周官》职方、诵训、小史、外史之执掌，《秦地图》之所记。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汉书·地理志》实际上融合了先秦图、志的体例和内容。《汉书·地理志》的记述形式，为历代正史地理志所法，同时，也为各朝代汇纂图经总集、地理总志创立了模式。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全国区域为范围编纂的总志有晋挚虞《畿服经》、陈顾野王《舆地志》、北魏阚骃《十三州志》等，以《畿服经》的体例较为完备。《隋书·经籍志》载:晋世，挚虞依《禹贡》、《周官》，作《畿服经》，其州郡及县分野封略事业、国邑山陵水泉、乡亭城道里土田、民物风俗、先贤旧好，靡不见悉，凡一百七十卷。从其介绍看，该书与《汉书·地理志》同源于《禹贡》、《周官》，但其内容却不止于叙述地理风俗，还增添了先贤旧好等人物事迹，是综括地理书和史书的著作。《四库全书总目》认为，后来方志，必列人物、艺文者，其体皆始于宋人乐史所撰《太平寰宇记》，实际上，成书早于《太平寰宇记》几百年的《畿服经》就已经开创了方志列人物的先例。正因为该书兼备史、地两性，故受到历代方志学家的盛誉。清谢启昆甚至称其实为后世方志之祖。东汉以降，以郡国州县为范围编撰的各类史地杂著名目繁多，刘知几《史通·杂述》列为十流，一曰偏纪，二曰小录，三曰逸事，四曰琐言，五曰郡书，六曰家史，七曰别传，八曰杂记，九曰地理书，十曰都邑簿。研究者普遍认为，这十个流派中以郡书、地理书、都邑簿与后世方志关系较为密切。郡书即郡国之书，多记郡国乡贤耆旧事迹。《隋书·经籍志》载:后汉光武，始诏南阳，撰作风俗，故沛、三辅有耆旧节士之序，鲁、庐江有名德先贤之赞。郡国之书，由是而作。刘知几说:汝、颍奇士，江、汉英灵，人物所生，载光郡国。故乡人学者，编而记之，若圈称《陈留耆旧》、周斐《汝南先贤》、陈寿《益部耆旧》、虞预《会稽典录》，此之谓郡书者也。(《史通》卷十)汉晋郡书，大都散佚无传，据诸书著录，汉代有《沛国耆旧传》、《巴蜀耆旧传》、《益州耆旧杂传记》、《三辅耆旧传》、《鲁国先贤传》、《京兆耆旧传》、《会稽贡举簿》、《陈留耆旧传》、《陈留风俗传》、《南阳风俗传》、《南阳文学官志》、《荆州文学记官志》、《汉中耆旧传》、《兖州山阳先贤赞》；魏晋时期有《广州先贤传》、《汝南先贤传》、《豫章烈士传》、《益部耆旧传》、《襄阳耆旧记》。郡书以人物列传为内容，实为地方人物志。地理书即地记、地志之书，以记述各地建置、山川、道里、物产、风俗为内容。刘知几说:九州土宇，万国山川，物产殊宜，风化异俗，如各志其本国，足以明此一方。若盛弘之《荆州记》、常璩《华阳国志》、辛氏《三秦》、罗含《湘中》。此之谓地理书者也。(《史通》卷十)汉魏时期的地理书或日记，或日志，故有地记、地志之称，两者实无区别。以记为名的，据《中国古方志考》等书考，西汉有王褒《云阳记》，东汉有李尤《蜀记》、朱玚《九江寿春记》、应劭《十三州记》、杨孚《临海水土记》、卢植《冀州风土记》等，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有魏阮籍《秦记》和《宜阳记》、杨元凤《桂阳记》，蜀谯周《三巴记》、僧仁显《华阳记》，吴顾启期《娄地记》、顾微《吴县记》，两晋陆机《洛阳记》、张勃《吴地记》、《太康地记》、裴秀《冀州记》、潘岳《关中记》、顾微《广州记》、顾夷《吴郡记》，罗含《湘中记》、袁山松《宜都山川记》，南朝宋孔灵符《会稽记》、刘澄之《鄱阳记》、雷次宗《豫章古今记》、邓德明《南康记》、盛弘之《荆州记》、郭仲产《荆州记》、山谦之《丹阳记》，南朝齐陆道瞻《吴地记》、黄闵《武陵记》和《沅陵记》，南朝梁任昉《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