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造身份认同与巩固战略基础--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演进

【内容提要】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是中国对外战略的重要基础。新中国成立后在如何处理与发展中国家关系方面有着复杂的经验和丰富的成果，既经受了意识形态和国家身份认同的矛盾，也为维护国家的战略自主地位做了艰苦的努力。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国力迅速提升为中国在当代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提供了新的平台，在此之上，发展中国家的身份认同仍然是判断中国对外战略的一个出发点，因而推动与巩固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将继续成为中国的战略选择，包括与新兴大国、周边国家及非洲拉美等重要资源国的关系。【关键词】中国对外战略发展中国家国际体系战略基础发展中国家是当代国际体系中的最大群体，也是中国对外战略的基础。[1]“基础”一说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对国际体系的一种认识，即国际体系存在着一种隐性的结构，中国通过与这个最大群体构筑合作关系打造中国外交政策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中国可以推进其战略目标的实现。以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战略目标而言，正确认识中国自身的身份认同与发展中国家在体系中整体地位之间的关系无疑是一个重要方面。中国作为一个战略自主的民族国家，必然要努力提高自身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实现民族复兴，而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发展前景又和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地位联系在一起。本文拟从当代国际体系发展的不同阶段论述新中国对外战略中与发展中国家关系这个方面，并试图从中找出有助于理解未来发展趋势的结论。一．意识形态之争与中国对发展中国家政策意识形态之争是冷战时期国际体系的标志。在这个标志下，几乎所有国家都有被归类的经验，这种归类，自愿或非自愿，代表了雅尔塔体系的成型。新中国成立与国际体系这个进程几乎是同步的，新中国成立后所做的选择则既是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体系对中国在政策和战略的选择上所施加的制约的体现。中国的“一边倒”选择是在新中国审时度势后做出的，这个选择一方面扩展了中国在冷战逐渐走向高潮时在国际体系中运作的战略空间，使西方大国扼杀新中国于摇篮之中的企图完全不可实现；另一方面，这个选择也限制了中国实现完全战略自主的可能，成为苏联领导阵营的一个成员，尽管中国当时在苏联阵营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与其他相对弱小的成员不是一个层面上的问题，但毕竟仍然是苏联领导下的一个成员。这一点对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新中国的战略选择对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的影响，总体来看，不算是很积极的。虽然社会主义阵营在与西方的对抗中努力拉近其与发展中国家的距离，并且客观上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冷战初期大都仍需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但社会主义阵营所代表的意识形态对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吸引力仍然是有限的。在亚洲，以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企图寻找两大集团之间的“中间道路”，以尼赫鲁的泛亚洲主义精神为号召，以至于尼赫鲁甚至在1955年召开的亚非国家万隆会议上公开号召发展中国家既不要参加美国拼凑的“东南亚条约组织”和“中央条约组织”，也应该退出苏联控制的“共产党情报局”。尼赫鲁的这种说法对发展中国家是有影响的，其思想后来也发展成在两极格局之下寻求“第三条道路“的先声，印度成为“不结盟运动”的创始国之一。国际形势的这种发展对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所产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中国的身份认同问题。中国当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与其他刚摆脱殖民统治的亚非国家一样，也饱受帝国主义的欺凌。因此在中国处理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时，中国完全应该将自己列入发展中国家的同一个阵营，但这却不是现实。现实是在意识形态争端阴影下，中国的这个“站队”还有是否被认同的问题。万隆会议之成为中国在冷战初期处理对外关系的一个标杆，其原因也在于此，因为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政策目标在这次会议上得到出色的阐述，周恩来在会议上大力呼吁的“求同存异”精神为解决身份认同与意识形态的冲突问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周恩来个人的杰出外交活动在这次重要会议上发挥了关键作用，既使中国所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得到认同，也使“求同存异”成为指导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原则，为中国与大批发展中国家建立正常外交关系铺平了道路。其次，中国与发展中国家虽然在身份认同上是同一阵营的，但国家与国家之间因利益不同而产生的分歧与争端也同样存在。当这种分歧与争端导致危机产生时，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身份有时令中国处于比较被动甚至不利的地位，例如中印边界冲突后，亚洲部分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看法发生一定的不利于中国的变化；越南战争爆发后，中国成为部分亚洲反共国家的目标。在冷战环境下，意识形态之争在亚洲常常明显地或隐性地纠缠于相关的矛盾之中。中国为团结发展中国家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包括在中国自己也相当困难的时候，就向中国的邻国及非洲国家提供各种援助，目的在于向全世界昭示，决定中国对外政策的并不就是意识形态的同一性。中国领导人通过对亚非国家的访问，彰显了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意愿，这为后来中国与苏联决裂后进一步巩固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奠定了基础。此外，冷战初期西方国家在铁幕理论指导下掀起的反共浪潮对发展中国家的相关政策造成压力，虽然这主要是针对苏联的，但在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对华政策中也有所体现。美国在亚洲建立的对华包围圈有很大一部分成员也是发展中国家，例如“东南亚条约组织”和“中央条约组织”的成员均是这种情况，这使中国在这段时期的外交工作面临着很大的压力，因为中国在万隆会议上提出的努力“求同存异”方针，本来就是针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亚非国家。面对美国领导的反共大合唱，中国既需要坚持与帝国主义斗争的立场，也要推进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这是中国在冷战初期在外交战略上始终面临的一个挑战。评估中国在“一边倒”时期对发展中国家的政策时，一个总的看法是，在国际体系的制约力量下，中国为谋求战略自主地位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是检测中国是否获得战略自主地位的一个重要标志，而中国与印度等首倡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明确了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方针，通过万隆会议，中国在与苏联集团决裂前，已经基本完成了身份认同和战略自主地位的塑造，为接下来一个阶段打开困难局面创造了条件。二．中美苏“三足鼎立”与“三个世界”理论与苏联决裂是新中国外交史上最为重大的举措之一。中国在寻求完全独立地位的进程中改变了世界格局，构成了冷战时期国际体系的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变量。尽管中国当时的国力以及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还远远谈不上所谓“一极”的地位，但由于中国脱离苏联集团，以及美国在1960年代后期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潭，急于寻求变局，这使中国有可能在两极体系之外形成另一个基点，中美苏“三足鼎立”由此产生。在这个基本格局中，中国的独立地位得到尊重，并因此为中国在两极格局下谋求新的战略空间提出了新的可能，中美关系破解是直接体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因而获得了与冷战初期完全不同的地位，其中具有标志意义的事件是中国于1971年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以毛泽东的话来说，是发展中国家把中国抬进去的。这显示了中国在与苏联决裂后与发展中国家关系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中国恢复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以及中国与美国的和解，促使中国重新认识国际体系。尽管此阶段意识形态在中国内外战略中都仍然具有重要地位，但与冷战初期相比则已有质的不同，而在身份认同上，中国更提出了具有前瞻意义的看法，那就是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根据某些西方学者的看法，“三个世界”的理论，实际上是先有“第三世界”这个说法的，而这又来源于法国大革命前法国社会存在的“第三等级”。[2]无论这种说法是否有充足的根据，也无论毛泽东当年提出“三个世界”理论时是否了解这个背景，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在“第三世界”之上的所谓“第一”和“第二”世界确实是雅尔塔体系所确定的那个治理世界的模式。换言之，“三个世界”理论用一种非常容易理解的方式解释了冷战时期国际体系的基本形态，因而在国际政治理论上是一个贡献。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身份认同因“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而清晰化。中国归属于“第三世界”，这以中国的实力而言，当然没有需要讨论的地方，而且因这个地位，中国在国际体系中推行的政策将不再受制于意识形态的区别，中国奉行的和平独立外交政策在脱离苏联集团归入“第三世界”的过程中逐渐成形。值得注意的是，“三个世界”理论虽然有着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但中国所处的“第三世界”却基本是按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而定的，也就是“第三世界”是与贫困落后联系在一起的，与“第三世界”成员奉行何种意识形态或社会政治制度关系不大，这使得“第三世界”事实上是一个十分庞杂的集团，成员的社会形态差异极大，在国际社会中的立场主张常常也没有什么共同点。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在这个时期的关系在冷战初期已经建立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在“三个世界”理论的指导下，中国采取了非常积极的态度，以反对霸权主义为基本原则，强调发展中国家在现行国际体系之下所处的不平等地位，支持广大发展中国家改变不平等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的要求。与此同时，由于这个时期中国与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关系逐渐正常化，中国的国际地位因而有了显著的改变，客观上是有利于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的，并先后与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关系正常化，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中国所坚持的意识形态因素在中国的对外政策中有所弱化，中国进一步强调与发展中国家同心同德，这与中国当时国内仍然十分坚持的意识形态没有很大关系。事实上中国与西方及日本等发达国家重建正常关系的过程就是中国逐渐融入世界体系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身份认同在“三个世界”的理论框架中没有什么困难，中国理所当然成为“第三世界”的一个成员，因而也逐渐成为国际体系中的一个正常成员。其次，中国的反霸斗争使中国对外政策的独立性十分突出，这一般而言，受到发展中国家的欢迎。长期来，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体系中地位低下，虽然有不结盟运动及其他反对两极格局的机制，但在体系力量的制约下作用有限。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以反对霸权主义为号召，形成了政治上的另一种感召力，尽管中国奉行的意识形态，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看，与苏联并无大的区别，中国与苏联的决裂被认为是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争吵的结果，但中国坚决反对苏联的政策和立场使中国在国际体系的范畴内与苏联根本就形成了完全不同的格局，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对苏联一向有疑虑的国家，如东南亚国家等，对此是持欢迎态度的。再者，中国与美国的和解虽然主要是出于大国关系调整的需要而进行的，但在和解的进程中，中国既没有成为美国的附庸，也没有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在几乎所有重大的问题上，中国支持发展中国家的立场都没有因与美国的关系而发生重大的变化，应当说，正是在这个阶段，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有了一个真正的飞跃，以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为契机，邓小平出席1974年联合国第六次特别会议，阐明了中国在“三个世界”框架结构中的地位，即中国是“第三世界”的一员，中国永不称霸，这为中国改革开放后调整对发展中国家战略指明了方向：中国在现行国际体系中的身份认同是与发展中国家联系在一起的，无论国际格局发生何种变动，都不会改变这一点，在这个基础上，中国全力推行的和平独立外交政策必然也是将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视为最主要的方针之一。三．改革开放与中国对发展中国家战略改革开放是新中国历史上最为重大的政策调整。改革开放的主要动因当然是中国国内政治的变化与要求，但对中国的外交战略也同样产生着深远的影响。改革开放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发展道路，包括中国的发展模式，这虽然主要是针对经济发展问题的，但在政治上产生的影响甚至可能更深远，例如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已指出世界大战的危险可能不复存在，这个论断对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对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也同样重要。继中美苏“三足鼎立”在战略上的意义逐渐降低后，中国的实际地位问题成为国际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议题。由于中国在改革开放前30年的内外动荡，中国经济发展的步伐十分迟缓，中国的实际国力在剥去一些不适当的光环后显示出真实的一面，中国的封闭所造成的落后使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实际地位处于非常虚弱的状况，尽管中国已经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也是核武器国家。这种状况因中国走上改革开放道路而实现了根本的改变。从1980年代初到冷战结束的十多年里，中国领先于其他社会主义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