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两岸政治发展模式的探讨

1对两岸政治发展模式的探讨陈晓晓1（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福建厦门361005）摘要：政治发展是一个国家的社会政治文明走向现代化，走向更高发展阶段的历史进程。作为正向的政治变迁，政治发展是各国各社会在历史发展的每一时期都要面临的重要任务。尤其对于后发型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如何使不发达的政治系统向发达的政治系统变迁，从而推进本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更是一个有待妥善解决的重大课题。而面对两岸扑朔迷离的政治关系，本文拟借鉴东亚国家民主化发展道路探讨两岸政治共同发展模式，以期为两岸政治发展尽微薄之力。关键词：两岸政治发展西方模式东亚模式渐进协商多元模式引言中国政治的民主化已经困扰了数代中国人。在种种追求民主的试验失败以后，不少人对中国这块土地能否产生民主发生了怀疑；但也有更多的人仍然对民主孜孜以求，把民主政治看做中国人应当追求的政治目标，视之为国家政体现代性的象征。随着中国社会和国际社会相互依赖性的增高，中国政治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全球民主化越来越大的压力。虽然在世界性的第三波民主化高潮中，中国并没有完成民主化转型，但实际上这一民主化浪潮对中国政治的影响却是不可低估的。在“第三波”的民主化浪潮中，台湾地区是少数几个转型较为顺利和成功的例子之一。但是，台湾的民主政治运作仍然面临许多困难和问题。本文就两岸之间能否共同构建政治发展的模式，期冀为两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作出有益探讨。一、政治发展概念和西方政治发展研究政治发展（politicaldevelopment）作为政治学的一个范畴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首先在美国政治学界开始使用的。美国于60年代初首先开始了政治发展研究，这是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批新兴民族国家的产生，美国迫切需要在发展中国家扩大影响这一历史背景分不开的。卢辛·派伊在《政治发展的诸方面》一书中指出政治发展包括三方面的要素:一是公民成为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的主体，公民对平等原则的信念和法律观念也随之加强；二是政治体系的能力提高，政令畅通，能满足社会的种种需求，解决社会各种分歧；三是政治体系的组织结构分化，功能高度专门化，各机构之间有较高的一体化水平。①亨廷顿把政治发展定义为获得政治稳定性。他认为，政治稳定性可以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角度考察。静态是指政治制度化，是指组织的程序获得安定和价值的过程；动态是指政治参与的程度提高，并达到一定水平。②阿尔蒙德认为政治发展所概括的具体内容首先是那些有能力在国内外环境中制订并执行集体目标的专门的政治行政领导部门的产生和政府行政机构的兴起。其次是用以表述政党、利益集团和通讯工具这类广泛从事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活动的机构的兴起。政治发展包括三个变量:一是政治结构分化；二是政治文化的世俗化；三是决策能力贯彻能力的提高。③政治发展理论在初期显示了浓厚的“西方中心论”色彩，尤其是20世纪601作者简介：陈晓晓，女，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政治研究所硕士研究生。2年代美国在这方面的大多数有影响的著作，其主流思想都是力图把新兴民族国家的现代化和政治发展引向“西化”甚至“美国化”的轨道。这些研究背后有一个共同的假设：从传统社会过渡到现代社会，从发展中国家过渡到发达国家，只能有一种发展模式，就是西方国家经历过的发展模式和西方式的民主政治。“西方中心论”不仅在理论界强烈地反映出来，还反映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对外政策和发展援助计划中。由于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处在大变革过程中的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而研究者们对第三世界的实际情况又显得那样陌生，因此，这一理论一经问世就引起激烈争论，并一直受到实践的挑战。许多在独立后采用西方民主制的第三世界国家国内动乱频繁，经济停滞，政权不稳定。面对这种情况，西方政治发展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把重点转向了发展中国家政治稳定和政治秩序的研究。但是到80年代研究重点又重新回到向民主制过渡上。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西方发展理论的最大挑战就是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的崛起，这一群体的经验对传统发展理论提出许多新问题并将大大丰富政治发展理论。二、东亚政治发展模式有关政治发展和民主政治的理论一般认为，政治发展抑或民主政治存在于两个基本层面：一方面是对国民权利的保障和自由的扩大；另一方面，则是国家权力的开放和多元共治。而东亚的历史事实与经验则显示，权利保障和权力开放并非同步协调实现的。在东亚政治发展进程中，权利保障和权力开放表现出有规律性的“对冲”现象，即权利扩大和权力集中并行现象。东亚五国一区（日本、韩国、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和台湾地区）政治发展进程具有明显相似性，呈现出从“自由民主体制”到“威权体制”再到“多元体制”发展的规律性特征。但在不同国家的表现亦有所差别，其中以日本、韩国、印度尼西亚最为典型，台湾地区因特殊的政治环境，“自由民主体制”不典型，而新加坡经历了典型的“自由民主体制”和“威权体制”，但尚未完全过渡到“多元体制”，泰国正处于由“威权体制”向“多元体制”过渡的时期。在东亚国家实现民族独立、建立民族国家之初，大都经历了效仿西方建立以追求自由民主为目标的宪政的阶段，被称之为“自由民主体制”。然而，在这一时期，东亚国家大多出现了民粹主义的参与混乱，纷纷出现了体制危机。在此背景下，“威权体制”作为对于民粹主义混乱的制度救济，登上东亚的历史舞台。在东亚五国一区，“威权体制”无一例外地起到迅速地稳定社会，开启快速工业化，改变社会面貌的作用。在经历了一个阶段的威权体制之后，随着工业化的完成，社会结构的变化，东亚五国一区的各个“威权体制”又以不同形式和路径向“多元体制”演化转变，有的发生了激烈的社会对抗与冲突，被称为“民主化”或“民主革命”。④通过考察80年代后期以来东亚民主化的特点，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一）民主化的启动，是发展中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历史必然。一些发展中国家在集权政府统治时期，基本上完成了政治认同转化、政体功能化、制度化、经济增长等现代化任务，在这基础之上，社会分化日益明显，国民素质与参政愿望不断提高，通过民主方式实现政治权力的分化和政治参与的扩大，正是政治发展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然回应，是大势所趋。（二）没有某个民主化模式适应所有社会。由于各国的国情不同，其民主化进程也就呈现出差异性。历史影响、经济状3况、社会结构、政治传统等既是民主进程中所要改造的对象，也是民主进程的现实起点和无法超越的客观条件。因此民主化进程的速度、目标以及实现的方式和手段，都必须与具体国情相适应，盲目跟从或外界强加都是不可取的。（三）稳妥适度的政治改革是民主化进程得以顺利进行的前提。一些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在民主化进程中政局动荡不安，其原因就在于政府在民主呼声和以西方民主为榜样的压力下，让政治参与过分扩大，结果不仅毁了政府自身，也使得民主化无法进行下去。因此，新的民主制度最好是建立在旧的社会秩序基础上，而不是彻底铲除旧秩序。对旧秩序中与民主相对立的成分，只能用渐进的、稳妥的方式逐步加以改造，而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否则只会起到“欲速则不达”的效果。⑤三、台湾政治转型的条件与路径（一）社会分化、精英对立：台湾社会转型的背景与动因台湾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社会结构分化，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国民党“军、公、教”集团与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本省新兴精英集团的对立和冲突，是台湾民主化运动兴起并最终形成政党轮替的基本原因。台湾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了工业化进程，在工业化进程中，以国民党政权为核心的“军、公、教”集团控制主要经济活动，与在工业化进程中广泛兴起的、以本省人士为主的中小企业及相关群体形成了利益冲突和对立。在以部分自由派知识分子和主张台湾独立人士为主体的政治反对派的鼓动和组织下，形成了反对国民党政权和体制的社会舆论和社会运动，最终在各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实现了台湾从“威权体制”向“多元体制”的过渡。政治反对派与台湾本土力量的结合，是台湾民主化运动兴起和壮大的关键因素，它为台湾民主化运动提供了广泛和强大的社会基础。1979年的“美丽岛事件”，就是台湾民主化运动中知识分子反对派提供的“思想力量”与本土势力提供的“物质力量”相结合的标志性事件。上世纪70年代，中美建立外交关系、中国大陆恢复联合国席位、台湾与美国“断交”等一系列事件，以及其他国际环境的变化，造成并加剧了迁播台湾的国民党政权的合法性危机。为应对危机，国民党政权采取了一系列政策调整，如“本土化”政策，旨在进行社会整合，特别是整合本省精英，借以巩固和扩大执政基础，但这种努力没有成功。反对派利用国民党政权政策调整，乘机扩大影响和加强社会运动，迫使国民党进一步退让，进而加剧了国民党内部矛盾，造成执政精英分裂，最终引发了政治转型和政党轮替。（二）基层选举与自由民主论述：台湾政治转型的条件地方自治体制和自由民主论述，是台湾民主化运动存在并逐步发展的重要制度条件和思想文化条件。尽管台湾在20世纪下半叶实行了长达38年的“戒严”体制（1949年5月-1987年7月），但台湾地方自治体制始终存在。这种地方自治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宪政体制因素，为以地方、基层为基地的“党外”民主运动和反对派活动提供了有限的法律依据和合法保障。这一条件为反对派充分利用，以仅停留于形式上的、有限的法律权利为依托展开合法斗争，获得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把那“一张纸”演化出生命，形成了司法制度所无法约束的广泛的社会运动，最终促进了法律制度的改变，迫使国民党当局解除“戒严”。此外，尽管国民党深受苏俄影响，在政治理论上有以“军政、训政、宪政”4为核心内容的创新和调整，但其基本理念和论述形式，仍然不能完全脱离西方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观念。加之，国民党政权出于反共意识形态宣传的需要，在意识形态方面不能公开背弃西方自由主义的基本教义与论述。在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与国民党的以“戒严”为体系的统治实践之间存在着强烈冲突，从而削弱了国民党统治的意识形态教化功能，同时加强了反对派的道义力量。(三)社会运动、法律诉讼、地方选举：台湾民主化路径社会运动、法律诉讼、地方选举，是推进台湾民主转型的三大路径，其中地方选举是最重要和关键的路径。从总体上看，台湾民主转型是以选举为中心展开的。选举推动是台湾民主转型的基本特征。台湾的民间反抗一直存在，但最终促成民主转型的政治反对派凝聚于上世纪60年代。台湾的政治反对派主要由反对国民党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和代表本土族群利益的异见人士两支力量组成。早期以自由派知识分子为主，后期以本土族群力量为主。政治反对派早期以所谓“党外”运动自居，走过了舆论宣传、街头抗争、公开组党等社会抗议运动的三步曲。社会运动的主要功能是制造舆论、扩大社会影响、改变社会意识，同时也可以部分起到凝聚群众、培养反对派骨干力量的作用。社会运动是推进民主化的基础性工作。台湾民主转型过程中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通过有意识、有组织、有策略的法律诉讼，为社会运动和政治反对派提供保护，争取合法空间，为推进台湾民主化起到了重要的辅助作用。台湾民主转型的最基本、最重要、最关键的手段是，政治反对派利用台湾一直存在的基层与地方选举，凝聚和扩大了反对派的力量和阵营。与社会运动和法律诉讼相比，选举具有更为重要和持久的作用。社会运动时起时伏，难于持久；法律诉讼的作用范围有限。对于反对派力量的存在和发展而言，最关键举措是形成稳定的内部激励机制。只有具备这样的内部激励机制，才能聚集起比较稳定的政治派别，不断获得社会资源以推进和扩大运动，也才能形成稳定成熟的反对派精英阶层。而这些正是反对派以至任何一种政治力量形成和发展的必备机制。在台湾，这种机制就是基层和地方选举。一定程度上开放、竞争的基层与地方选举，为反对派提供了合法而有效的活动平台，它一方面可以直接面对基层群众，与利益和情感比较接近的普通民众形成互动，传播理念，扩大影响，组织队伍；另一方面，选举本身是获取经济、政治和社会资源的合法形式，通过选举聚集钱财、聚集人才，形成利益激励机制，以此为基础形成稳定、巩固的反对派精英阶层。反对派每一次选举的胜利，意味着经济、政治、行政资源的扩大，对吸引、扩大反对派力量形成利益导向。不断推进选举的过程，也就成为反对派不断壮大、民主化不断推进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