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粮票见证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发展历程

小小粮票见证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发展历程对于许多九十年代出生的孩子们来说粮票这个词已经显得很陌生了，但对许多曾亲身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来说，粮票这个词带给他们的除了感情复杂难以言表外，还有蕴涵其中的苦涩和辛酸，沉重和无奈。一张张联系着千家万户的方寸粮票上浓缩了一个时代的记忆。它是国家在粮食匮乏，商品短缺的特殊年代里为全国人民吃饭问题而印制的粮食供应凭证，它关系着全家人的温饱。从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粮食统购统销的命令到1993年全国取消粮食定量供应，在五十年的风雨历程中，共和国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改革开放三十年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结束了票证时代，粮票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退出了社会大舞台，但作为一段历史的见证，粮票的收藏价值，社会价值却随着时间的流逝更加凸显。伊宁市粮食局退休干部苏育恒是一位热衷于收藏粮票和各种票证的收藏家，目前担任中国收藏家协会新疆票证协会副会长。苏育恒收藏的粮票从一个侧面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历史变迁。苏育恒收藏粮票起源于1993年发生的一个偶然事件，那一年他接到一封从湖北寄到伊宁市粮食局的信件，信是一位素不相识的收藏家写给他的，他不知从什么渠道了解到苏育恒以前在伊宁市粮食局工作过，有机会接触到各种粮票，便将这封信直接寄给了苏育恒。信中写到粮票作为一种特殊的流通证券，已经退出了我们的生活，但对于研究那段历史却具有特殊的史料价值，他希望曾在伊宁市粮食局工作过的苏育恒能为他提供一些已经作废的粮票作为研究使用。接到这封信后苏育恒给他寄去了一些已经作废的粮票。信寄出后，苏育恒却萌生了一个念头，新疆发行粮票38年了，已经发行了多套粮票，为什么自己不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收集全套的新疆粮票呢？从那以后他开始四处收集粮票，同时又通过那位湖北的收藏家与全国各地的票友建立了联系，通过交流，购买和亲友的帮助，十几年的时间中他收集了几千张除海南省以外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行的粮票，而收集最全的就属新疆粮票了。翻看那几大本厚厚的收集册，一张张钤印不同，票面大小各异，图案多样的粮票，仿佛翻开了一幕历史的画卷，新疆各族人民团结一心、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奋斗历程，新疆工农业各条战线上所取得的各项成绩都浓缩到这小小的粮票中，给人一种浓郁的时代氛围，小小的粮票世界展示了不同时代的缩影。这其中有全国普通粮票，军用粮票、大米票、工种专用粮票，购油券，牲畜料票.........几千张各种各样的粮票和票证让人看的眼花缭乱。其中最有意思的就是新疆1960年发行的用公分做计量单位的粮票，而公分是长度计量单位，这在全国都是独一无二的。他收藏的粮票中，票面最小的仅有半市两，相当于现在的25克，最大的有5000斤，也就是2500公斤。粮票的尺寸有横式的、竖式的、齿轮式的，也有无图案且纸质极差的。在一些早期的粮票上，只在纸上用铅印了一些字，文革期间发行的还要加上毛主席语录。越往后期粮票印刷越精美，开始出现了各种风景名胜、民俗风情，其中有西藏的布达拉宫、陕西的兵马俑、广西的象鼻山，新疆的姑娘追等都出现在粮票上。粮票的版式也开始出现了雕刻和水印等版本，并有了防伪标识，大多数粮票上都盖有部门公章，有的还印有编号。这些每个历史阶段发行的粮票上都带着独特的历史印记，经历了新中国粮票从流通领域到收藏领域的全过程，也见证了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发展历程。票证情结折射改革开放30年人民生活巨大变迁全国通用粮票（1965年版）票证是什么？对于改革开放后出生、怀揣信用卡自由自在消费的一代，“票证”却是一个非常陌生的概念，更无法理解这方寸纸片中曾经容藏着的饥饿寒冷和无言期盼的“时代记忆”。如今，票证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的“历史文物”，被收藏者宠爱着。9月30日，一位离休老干部向上海市博物馆捐赠了56枚珍贵的上海粮油票证，其中有11枚绝版的票证。而“十一”黄金周期间，上海世纪公园一角，民间收藏爱好者展出超过1万枚近现代股票、商标、许可证等老票证。一代人说不清的“票证情结”和年轻人对于票证的隔膜，折射了改革开放30年生活的巨大变迁，也反映了中国从计划经济时代到市场经济的沧桑轨迹。自1955年发行第一套全国粮票始，至1993年票证的全面退出，整整39年，小小方寸“票证”见证了多少真实的人间表情；而改革开放30年给老百姓最大的感受之一，就是从此摆脱和告别了票证所代表的物质匮乏时代。方寸票证留存的“时代记忆”婚礼与票证在改革开放初期，票证俨然成为计划经济时代的一个关键词，它近乎影响了黎民百姓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上海市大木桥路古玩城六楼，正在筹备“票证博物馆”的上海春申集藏社经理申健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说了这样一件趣事。1988年，申健筹办婚事。按照老上海的规矩要准备“三大件”：缝纫机、自行车和彩电。经过充分沟通，第一件由女方准备，第二件找了辆半成新的“凤凰”凑和，而搞定一台彩电，却成了他完婚的一大难题。几经转折，申健终于找到“有路子的人”，觥筹交错间对方拍胸脯保证“解决”。可是，就在婚期只剩3天的时候，对方打来电话告知：对不起，没有弄到。顿时，申健沮丧万分。下班途中路过徐家汇新华书店时，看到“买书中彩电”的广告，于是咬牙拿出全月三分之二的工资买书。天遂人愿，果真真的中了奖——一张凯歌电视票。“顿时感觉浑身来劲，当天就把电视机用我的‘老凤凰’给运了回来。晚上，目不转睛看电视到深夜，直到出现满屏雪花。”申健笑着说。他的春申集藏社柜台很小，只3、4平米左右，但里面摆满五花八门的收藏品。包括早期上海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文革年代的户口本等，而其中又以票证居多。“收藏票证，首先是因为对它有感情。”申健告诉《中国经济周刊》，“1969年初中毕业后，我就下乡去安徽的一个农场插队，吃的是大锅饭，挣的是工分，一个劳动日才挣10个工分，只有8分钱，需要家里寄点全国粮票来贴补我的生活。”他回忆道：在农场干活的时候，总感觉“吃不饱”。国家给的每个月定量粮票怎么省，也挨不了大半月。没办法，只有靠父母补贴。“在农场，一天到晚的伙食都是冬瓜，吃上大半个月，肚子里什么油水都没了。每个月偶尔也有吃肉的机会，这个时候农场食堂就特别热闹。我使劲拨开人群，把自己的搪瓷大碗从众多人的脑袋上递过去，才能分得‘一杯羹’。而几十斤猪肉，全农场百十号人分，怎么分也是不够吃的。”“因为1986年政府‘大龄青年回沪’的政策，36岁未婚的我才得以回到上海。”申健笑着说。2001年，年逾50的申健向上海市历史博物馆捐赠了价值达33万元的2000多枚票证。“就是要表达能够‘回来’的感恩之情。”他说。半辈子的“票证生活”结婚经历，使申健对票证有了难以忘怀的记忆，也促使他走上了票证收藏与经营的职业生涯。而对于更多的人，当年的票证，却是整个生活的“支点”。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柴米油盐都是凭户口、凭票证供应；没有票证,意味着无法生存。“1932年出生的我，已经经历了39年票证生活。这可是我的半辈子啊！”家住上海市闵行区张志荣老人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颇为感慨。这位参加过解放战争、今年已经76岁高龄的老人告诉记者：“1953年，我进了县机关。1955年国家开始发行粮票，每月自己的粮食定额是28斤，小孩子7斤。如何让家里人吃的更饱，是我的‘头等大事’。”“为了能让4个年岁差不多的小孩能公平地享有食物，我每天上班前都会把一天吃的东西用秤称好了分给他们。比如一块豆腐乳，会分成很小的四块，放在各人的小碟子里。小孩都省着吃，因为他们知道，吃完了自己的就只能眼睁睁看别人吃了。”说到这里，老人露出苦涩的笑容。老人说，“因为全国各省市发行的地区粮票互不流通，出门要换取全国通用粮票，而全国通用粮票的发行也是受控制的；我们生活不自由，农村的人想出门就更困难了。”“农村里的人去城里走亲访友，会用手帕包上半斤米。因为当时不管农村、城镇都非常困难，不好意思吃亲戚家的，就只好自带着口粮。”他回忆道，“遇到婚丧，也要去镇上的国营饭店。上饭店不仅要付钱，还要付粮票，少了哪样都不行。”票证的“历史功绩”计划经济的“历史见证”方寸票证，记录了时代变迁，囊括中国农业、商业、工业及服务业的发展史，是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历史见证”。“为了满足人民生活的基本需求而采取当时最为有效的方法，就是印发各种商品票证，有计划地分配到单位或城镇居民手中，这就是中国当代票证时代的开端。”2008年7月9日，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计划经济物资不足，需要用票证来控制需求。”随着各种生活物质的不断丰富，在1993年，使用近40年的粮票“寿终正寝”，退出历史舞台。这是目前学界公认的“票证时代”的终结。而在此之前的几年，布票、自行车券、缝纫机券、外汇券等票证家族其他成员，就已悄然“退出江湖”。“是改革开放让人们扔掉了各种票证，远离了商品短缺，实现了从‘解决温饱’到‘基本小康’的历史性跨越。票证历史与中国经济发展轨迹紧密相连，你可以看到由票证描绘出的中国经济发展曲线图。”上海社会科学院学者段钢对《中国经济周刊》说。同是在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就此，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终于确立起来。票证情结折射改革开放30年人民生活巨大变迁泱泱“票证大国”学界对于票据的起端，公认的时间是1955年，是以发行第一套全国粮票为标志。之后，食用油票、布票相继面世。全国2000多个市、县都分别发放和使用了各种商品票证，进行计划供应。此外，一些较大的厂矿、学校等也印发了各种票证。“票证范围之广、地域之宽、品种之全、时间之长、数量之多，在世界上极为少见。除了买‘红宝书’(《毛泽东选集》)不用票,买其他东西几乎都要票。”当时有人这样感叹。军用粮定额支票（大米）（1958年版）军用粮定额支票（面粉）（1958年版）根据上海市商业二局向《中国经济周刊》提供的一份资料统计显示：仅以1962年为例，上海凭票供应的商品从此前的8种增加到62种。包括粮票、糕点票、糖票、油票、肉票、盐票、肥皂票、火柴票等等。据不完全统计，我国从中央到基层发行过粮票的地方约有2441个，品种约有30万，包括农村口粮粮票、工种粮票、补助粮票、知青回城粮票、光荣家属粮票、干部下乡粮票、军用粮票等等。“大多数商品都是凭票供应的，什么样的商品就用相应的票证去购买，对号入座。为了照顾老干部、高级知识分子、科研人员和有特殊贡献的人，也分别发放了一些特供票证。”上海老作家沈寂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对票证的记忆显然是“刻骨铭心”。“几乎找不到不要凭票就能购买的东西。”申健对《中国经济周刊》说。事实上，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社会并不缺乏票据的身影。银票、当票和各种买卖契约，在中国社会的发展中曾起过重要的作用。而这与新中国发行的各种票证明显不同。“建国后最早的票证应当是1950年开始印发的粮秣票，即大米票、马料票、柴票、马草票。”上海真常礼品有限公司经理董鸣向《中国经济周刊》介绍，“同年2月份，政务院出台《全国各级人民政府1950年度暂行供给标准草案》，各大区分别对享受供给制的机关工作人员、解放军官兵和部分企业职工的粮食定量标准作出规定。”但是，《中国经济周刊》采访的大部分专家一致认为，1955年粮票的诞生，才是新中国票证的开端。从1953年10月开始，中共中央决定开始在全国实行对粮食、油料(包括食油)的统购统销政策。1955年8月，国务院颁布《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由此粮票和购粮证作为第一票进入了新中国的票证历史舞台。随后，油票、布票、麻酱票、肉票等相继发放。1961年10月起，全国各省、市、县先后实行了按工资比例，随发日用工业品购货券、购货证的规定，把50余种商品列入凭券供应范围，如搪瓷杯、电池等物，票证种类更是五花八门，有的地方还发放了手帕票、鞋票。随着国民经济的逐渐恢复，到1965年，除粮、布、棉、油、糖、烟等十几种重要票证外，其余票证已逐渐消失。但十年“文化大革命”，又给国民经济造成了巨大破坏，导致了商品的紧缺。商品越是紧缺，票证发行量就越大，而其间发行票证的数量更是空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