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政治思想史》教案

1《西方政治思想史》教案史纪合第一讲、绪论——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几个问题一、西方政治思想史的界定什么是西方政治思想史，西方政治思想史都包含那些内容？为此，我们必须首先明确“西方”这个概念。我们课程中的“西方”，既是一个地理概念，又是一个文化概念，同时它还是一个政治概念。作为一个地理概念，西方相对于东方，因为它处于我们的西方。同时按照世界的经度来讲，它主要处于西部。作为一个文化概念，它主要是指源于古代希腊罗马文化的欧美文化。作为一个政治概念，西方主要是指当代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上述三个概念的外延，不尽相同。它们的交汇构成了我们所说的“西方”。所以，虽然非洲的经度与欧洲大致相同，但我们从来不称非洲为西方。英国移民的殖民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虽然地处东半球的东方，但在文化上却是西方国家。土耳其虽然一直自称是欧洲国家，但其文化无论如何也是东方的。西方政治思想指的就是源于古代希腊罗马的欧美政治思想。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就是这一思想的渊源、形成和发展过程。应该指出的是，作为历史概念的“西方”及其文化，在地理位置上，其重心和范围是不断变化的。古代的希腊罗马是处于东南欧，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西方主要是指中西欧。十八世纪期，俄罗斯成为西方家庭一员，不久美洲，尤其是北美也构成了西方的一部分，甚至在二十世纪后期成为西方的重心。相反，一些历史上曾经是西方文化源头和重心的地区，却不再包括在当前的“西方”之内。比如，爱琴海沿岸的小亚细亚地区，曾经是希腊文化最发达的地区。①而西方文化发展史上重要的希腊化，主要发生在西亚和北非，其中最重要的亚历山大里亚②位于现在的埃及亚历山大港。甚至我们会经常忘记最重要的基督教神学家奥古斯丁出生和主要活动地区是在北非，现在的突尼斯和利比亚一带。二、西方政治思想的几个主要问题西方政治思想史主要围绕以下几个问题探讨。1、正义问题是西方政治思想的形而上学前提。正义的字面含义是“应当、正当性”，这在西方和中国古代的思想中是一致的。问题是什么才是应当的呢，什么才能构成正义的标准？不同的人出于自己的利益和地位考虑，总会给予不同的认识。所以在一个社会中，正义问题应该有一个主流话语权的问题。一般来说，作为一个社会比较公认的正义概念，应该反映了这个社会中大多数人的共识，并反映统治者的“公共利益”，并且往往以全体或整体利益的为标榜。正义问题与利益是挂钩的，但又是超越于利益的。③正义概念，应该具有形而上学的先验性，具有崇高的价值意义，成为一个社会中那些崇尚超越的价值关怀的人的最高追求。正义问题不是宗教性的问题，但其超越性和崇高性却具有宗教的意义。当然，正义的内涵会随着社会发展而变化，前一个时期的正义，在后一个时期会变成不义。所以，每一个时期的①希腊文化和哲学中早期的米利都学派就是位于这里。波斯帝国兴起，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受到波斯人的压迫，大批文化精英才逃往雅典，促进雅典文化的繁荣。其实一直到二十世纪，这一带都居住着希腊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新生的土耳其国家通过与希腊互换国民，把百余万希腊人驱逐。②著名的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和亚历山大里亚灯塔所在地，在希腊化时期形成亚历山大里亚学派。基督教早期，亚历山大里亚是基督教神学的重要中心。③正义的超验性，正是由于正义是以整体利益自居的。整体利益（或集体利益）不是组成整体的个体的具体利益之和。个体的利益是具体的，可以用经验来检验的，但是整体利益却往往是无法用个体的经验来加以检验和界定的。他往往来于个体的经验，但最终又超越了具体经验，或者成为一种非感性知觉或非感性经验。“经验变先验，历史见理性”。2政治思想家都在不停的探讨正义问题，并赋予其时代意义。2、自然法则原理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探讨问题的理论起点。在西方，自然法则成为一种先验的共识。它本身虽然是不能验证的，但却又是不能怀疑。自然法就是人的理性法。人之成为人，与动物区别，在于人有理性，人类社会与动物群的区别在于有自然法。自然法是人们行为的根本准则，是“正义”的判断标准，是人为法律的制定依据。在古希腊政治思想中，自然法是自明的，它是人之为人的必备条件，它是至高的准则，也是自我完善体系，不需要其它的支持和验证。但是基督教怀疑人理性的局限性，认为只有上帝才有至高和完善性。于是，自然法丧失了至上性，处于至高与完美的神法之下。但是，神法是天国的法律。基督教政治神学家们考虑世俗政治问题，仍然要推崇自然法。他们认为，人的自然法是上帝赋予的，正是上帝赋予人理性，人才成为人，人类社会内部的最高原则仍然是自然法。他们虽然把自然法置于神法之下，但更强调了它的先验性和不可质疑性。近代早期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并不怀疑自然法的先验性①，但是，他们的重点发生转移，由从依据自然法原则维护现有政治秩序的合法性，改为依据对自然权利的强调批判现存制度，为资产阶级革命进行理论论证。3、权力的分配与制衡是西方政治思想的核心问题。在西方，从古希腊起，思想家们就不断的探讨各种政体问题，核心就是权力的分配和制衡问题。权力的首要问题是权力归谁所有，是在少数人还归多数。古希腊思想家围绕是民主政治还是贤人政治展开激烈争论。在古罗马，为了建立独裁或维护共和，恺撒和西塞罗都付出了性命。虽然屋大维成为了奥古斯都②，建立帝制，但在西方，东方式的专制制度却从未出现。西方的封建制度发展为严格的等级制度，贵族们为了维护封建权益，限制并抵制王权。③近代早期，西欧国家加强王权，一度建立绝对君主制④，但资产阶级思想家很快提出了新的限制王权和行政权的分权制衡理论。从洛克到孟德斯鸠，到1787年美国宪法，权力制衡成为共识。民主与专制的辩论进行了几千年，终于，民主大获全胜，专制成了过街老鼠。但具体的民主参政形式，是直接民主还是代议制的间接民主，仍是一个争论的话题。同时，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问题也成为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三、西方近代思想史的发展脉络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大体可以分为四个时期：古希腊罗马时期、中世纪、早期资本主义时期、现代资本主义时期。每个时期具有自己的特色，并给西方政治思想添加了有益的成分。1、古代希腊时期的政治思想，是西方政治思想的源头和基础，以后政治思想的发展就是建立在对希腊政治思想的继承与批判之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永远成为后世政治思想的渊源。古希腊的政治思想家从理性的角度思考政治问题，考虑政体的合理性、法的价值以及人与共同体的关系，提出了正义与自然等命题。他们强调城邦政治的整体性，个人只有投身于城邦政治才有意义。希腊的政治思想家没有谈论权利问题，这点在罗马给予了补充。在罗马共和国时期，平民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不受贵族的非法侵害，进行了持久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是不仅设立了具有否决权的保民官，而且把公民权利写成明文，刻于铜牌，悬挂于议会。这就是《十二铜表法》。后来，随着罗马帝国扩张，为了调节和规范人们的民事行为，又制定了《万民法》。罗马人对权利的明确和法律制度及法律思想成为罗马对西方政治思想的巨大贡献。2、中世纪历史上曾被称为黑暗的中世纪，但是现在人们发现中世纪对近代社会的遗产其实是很丰富的。首先是基督教。人们一般把西方文明称为“两希文明”⑤，足以表示基督教对①对先验的自然法前提的否认是由十八世纪的英国思想家休谟完成的。此后，政治思想家们考虑问题的理论基础从先验的自然法转向功利。但是在实际政治层面，自然法的理论和言辞仍然由于其道德诉求而具有深远影响。②第一公民的意思。③比如英国1215年的《牛津条例》和1265年的自由大宪章运动。贵族对王权的抵制导致神圣罗马的衰落和东欧强大的波兰的灭亡。④绝对君主制是相对于中世纪有限王权的相对君主制（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主张削减贵族权力，国王在国土内具有绝对权力。如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提出“朕即国家”。⑤希腊（Hellene）和希伯来（Hebrew），西方称为两“H”。现代英语称希腊为Greece，拉丁文是Hélène3西方文化影响之重大。基督教的神学对政治思想的影响也是巨大的。首先，基督教提出了爱和平等的思想。在希腊最民主的国家，平等也只是公民之间的平等，奴隶和外邦人是不平等的①。基督教提出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是近代资产阶级平等与博爱的思想的来源；基督教发展了自然法原则，认为上帝的赋予。这成为近代政治思想家主张天赋人权的思想的基础；早期的基督教会为了从世俗统治者那里争取权利，提出政治权力与精神权力的分离，这打破了希腊政治思想家的“人是城邦的动物”的整体主义政治观，对后来社会与政治的分离，以及市民社会思想都产生了影响；基督教对现实世界与神圣世界的区分，认为现实政治国家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恶②，强调对国家行为的监督和控制，这些对近代政治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其次，人们往往只看到日耳曼人入侵对罗马文化的摧残，使西方文明后退了1000年。但是日耳曼人在入侵罗马过程中，正处于由氏族、部落向国家过渡阶段。大量氏族观念的残留，在中世纪欧洲产生的权利和义务的观念（领主与农奴、封主与封臣之间）以及这种权利与义务的法律形式——契约。正是对这种权利和义务的契约关系的理解产生了近代的资产阶级革命社会契约理论。同时，正是由于欧洲封建关系建立于权、利分明的契约，对王权构成有效限制。近代早期，国王加强专制王权的努力首先遭到了贵族们的反对，诱发了急风暴雨似的资产阶级革命。③3、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可以以十八、十九世纪之交分为两个时期。之前是以自然权利和社会契约理论反对封建制度，鼓吹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时代，之后是资产阶级政权已经基本建立，考虑如何进行政治活动，治理国家的时期。也就是按有些学者所说即由由谁统治的问题（“who”）向如何统治的问题（“how”）转化。④近代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核心是个人主义，个人主义作为政治思潮在古代希腊是没有市场的，它是中世纪神学的发展，尤其新教改革的产物。建立于个人主义基础之上，近代资本主义政治思想的中心就是自由主义。近代的自由主义是一种消极自由主义，即建立于保障了人身自由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础上的国家不干涉主义。国家的职责是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维护社会秩序。在这些基本权利包括人身自由、法律平等，私有财产不可侵犯是最为根本的。为了保证国家在行使其职权时不超越权限，侵犯公民自由权利，要建立民主政体，实行代议制和三权制衡。近代的民主政治与古希腊的民主政治不可同日而语。古希腊，尤其是雅典的民主政治既是公民的权利，更是一种义务，义务是占主要的成分。它规定公民必须参加公共事务，在产生问题分歧是不可以采取中立立场等。在古希腊国家与社会同一，城邦以外没有社会，个人的任何社会生活，比如看戏、参加田径比赛等都是城邦的政治生活的一部分，甚至在斯巴达，个人的婚姻也是政治性的，目的是为国家生育健康公民。但在近代，政治与社会彻底分离。公民的主要社会活动场所并不是政治，而是实业，不是国家政治，而是市民社会。近代公民参与政治不是义务而是权利，而这个民主参政权力，是除非个人觉得必要，否则完全可以不行使的。近代公民的参政一直不是热情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传统的自由主义失去政治操作性，资本主义进入危机阶段，如何克服资本主义的危机，政治思想家们提供了三个解决办法，一、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共产主义。这是根本解决，也是资本主义无法接受的解决。它既要以社会生产的公有制取代资本主义的根本特征“财产的私有权”，又要以集体主义取代个人主义的价值基础。二、法西斯主义。以高度集权代替个人主义，以极权主义和独裁政治代替自由主义和民主政治，但其目的是保护财产的私有制。这是行不通的。三、现代福利国家。保留私有制，但要加以限制和形式变化，维护个人①亚里士多德主张公民的政治平等，但是他却称奴隶为会说话的工具。②近代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政治思想认为政治是一种恶，但它又是为了避免“人人互为豺狼”的无政府状态所不可缺少的。所以，政治应该越小越好，除非不得已，否则少参与政治，因为它会败坏人的德行。这与古希腊思想家要求人们积极投身城邦政治正好相反。③英国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都有很强的贵族成分。英国贵族反对国王对圈地的干涉。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诱因是贵族控制的巴黎高等法院对国王非法滥用权力，侵害贵族权益的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