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社会发展趋势与中国社会的结构转型

当代社会发展趋势与中国社会的结构转型邴正/钟贤巍2012-10-2821:52:44来源：《北方论丛》(哈尔滨)2004年05期第6～15页【作者简介】邴正，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哲学博士，博士研究生导师；（吉林长春130012）钟贤巍，吉林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吉林长春130012）【内容提要】在当代，全球的社会发展呈现出社会活动节奏加速倍增化，社会活动方式信息一体化，社会活动性质利害两重化，社会活动群体全球协同化四个大的发展趋势。而在全球一体化背景下展开的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的结构转型，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从工业社会转向信息社会，从匮乏型社会转向发展型社会，从计划经济社会转向市场经济社会。【关键词】社会/发展趋势/结构转型四年前，我们迎来了人类历史上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公元2000年的到来。一个人一生跨越一个世纪，已十分难得。一个人一生跨越一个千年世纪，更是千载难逢。何止是千载难逢？人类历史虽屡经沧桑，悠悠数百万年，但自有公元纪年以来，这样的机遇也仅仅出现过两次。丹尼尔·贝尔告诉我们，随着2000年的到来，“后工业社会即将来临。”阿尔温·托夫勒告诉我们，“第三次浪潮来了！”约翰·奈斯比特则大声疾呼：“我们即将迎来一个新的时代。”“未来的10年，又将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10年，因为它的结尾是2000年——本千年岁的终点。”[1](p.1)罗马俱乐部的专家们则断言：“人类处在转折点”[2]（扉页）。假如一切真如他们所言，那么我们正站在人类命运的十字路口！我们都是历史选中的一代，注定要完成这一跨越千年世纪的壮举！跨越2000年，全球的社会发展呈现出以下四个大的发展趋势。一、社会活动节奏加速倍增化跨越2000年，人类社会的第一个发展大趋势，是社会活动节奏的加速倍增化。所谓加速倍增化，是指社会活动成果数量以越来越快的速度成倍地增长。人的本质活动是实践，实践是一种有目的的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实事求是地说，某些聪明的动物，特别是人类的近亲黑猩猩，也能制造简单工具，对自然界加以“改造”。但人类实践的另一特质，即人的存在方式——文化，却是任何聪明绝顶的动物都可望而不可即的。文化是人的实践成果及其积累、传递的方式。仅有改造自然的活动而没有文化行为，改造自然的任何成果都不能存留下来，传递下去。和老鼠相比，我们人类并不处处都比它们强，恰恰相反，在许多方面，我们在老鼠面前自叹不如。凡是人能到的地方，老鼠都能留下踪迹，而老鼠能生活的地方，人类则常常无法适应。然而，对老鼠们来说，最大的悲哀莫过于“动物只会学习，但不会教”。老耗子日积月累，学会不少生活经验，但他们一无语言二无文字三不会办学校四没有图书馆，这些丰富的经验对小耗子们来说等于零。于是，新一代小耗子们只能从零出发，重蹈一遍老耗子们的覆辙，如此循环往复，距离人类的活动水平就越来越远。假如老鼠有文化能办所学校，这个星球上谁是主人恐怕很难预料！人之优越仅在于人能实践且有文化。文化作为人类积累、传递成果的载体，形成了人类社会不断扩大和增长的积累趋势。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每一代人都必须在前一代人留下的生产方式条件下开始他们创造历史的活动。”[3](p.32)由于文化的作用，每一代人得以承继前一代人创的成果并以此为基础继续创造文化，由此形成了社会活动不断扩大，节奏不断加快的趋势。人类实践的积累趋势可以表述为这样一条规律：实践积累的基数越大，增长的节奏和速度也越快，这便是人类社会活动节奏的加速倍增化趋势。依据这一规律，人类社会从远古走到今天，活动节奏加速倍增，呈现越来越快的趋势。下面，我们取公元前2000年、公元1830年、1980年三个时间点，比较人类社会的行走时速、制造业产值、人口、知识四个变量的变化，现代社会的定量倍增化就一目了然。表1社会活动节奏的加速倍增化趋势时间公元前2000年公元1830年公元1980年社会类型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制造业产值0343043知识1种书／年1700种书／年200万种／年人口1亿10亿48亿行走时速15公里100公里17000公里（乘马）（火车）（航天飞机）从上表看，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4000余年间，人类社会的行走时速提高了近7倍，制造业产值提高了34倍，知识提高了1700倍，人口增长了10倍；从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的150年间，人类社会的行走时速提高了170倍，知识提高了110倍，人口增长了5倍。与古代和近代相比，现代社会的发展速度既不是走，也不是跑，而是在飞！现代社会活动节奏的加速倍增化给全球社会带来一系列的深刻影响。第一，社会变革的频繁化。加速倍增的社会活动节奏使原来几代人经历的社会变革浓缩到一代人身上，甚至一代人在一生中须经历多次。从全球发展看，自20世纪以来百余年间，人类社会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冷战、原苏联解体等一系列重大政治变革；经历了20世纪初的电力革命，20世纪中期的核能、航天、电子计算机革命等重大科学技术革命；经历了全球性的工业化浪潮和以第三产业、信息革命为主导的后工业化的浪潮。变革，已经成为20世纪的代言词。这一切恰如梁启超所言：“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第二，代际冲突的普遍化。代际关系是指不同年龄之间的关系。每一代人都是他们所处时代的产物。如果社会变迁放慢，不同年龄段之间的社会背景大体相同，彼此之间基本上没有冲突，代际关系比较稳定。如果社会变迁加快到每隔几十年、十几年，甚至几年更新一次，每一代人之间的社会背景相差甚远，普遍的代际冲突就会发生。整个20世纪就是青年一代不断揭起反叛旗帜的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法两国军队在法国境内的索姆河畔展开决战，交战第一天，战场上就倒下了6万名法国士兵。冷酷的军官们认为这些士兵太笨，只知道挺直身体一排排在炮火中送死。而英国思想家戴维·科尔比却另有高见，他在评价这次战役时说：“索姆之战的伤亡者中之一是世界向善论；还有一个就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历史观——把世界看成是‘一个连贯的时间流，从过去经过现在，直到将来’（法舍尔用语）的历史观，已经永远被弄得支离破碎了。”[4](p.116)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工业革命造成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乐观主义情绪和古典资本主义的传统道德。战争揭示了人性阴暗的一面，邻人之间嗜血般地自相残杀，几乎把所有新的科学发明都用于杀人，飞机、坦克、潜艇、贝尔塔巨炮、毒气弹，等等。战争撕裂了人们的心灵，战后崛起了海明威笔下的“迷惘的一代”，他们苦闷，彷徨，孤独，充满被嘲弄感和失望。他们之中有人向左转，选择了共产主义道路，也有相当多的人向右转，成了法西斯主义信徒。接踵而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又把一批青年一代抛入历史大转折的游涡。法西斯主义虽然被粉碎了，但5000万人死于非命，半个地球成了废墟。大战废墟中长大的一代在60年代不约而同地举起了反叛的旗帜：在中国，青年人戴上了红卫兵袖章，冲上街头横扫上一代人留下的一切；在法国，大学生们和青年工人掀起了“红五月风暴”，传奇英雄戴高乐总统被迫下台；在美国，青年人拒服兵役，占领校园；在北爱尔兰，共和军分子拿起了武器；在捷克斯洛伐克，青年人卷入了自由主义的“布拉格之春”和随之而来的反抗苏军占领行动；在拉丁美洲和亚洲热带丛林，年轻人模仿毛泽东，追随古巴英雄切·格瓦拉展开丛林游击战；在日本，青年人由抗议美军占领发展到到处扔炸弹的“赤军运动”。狂飙过后，理想乌托邦的废墟上出现的是绝望的“红色旅”恐怖分子和以“嬉皮士”为代表的“垮掉的一代”。玛格丽特·米德对此评价说：“六十年代的动乱分别是由于变化的速度快得令人目眩，家庭的崩溃、资本主义的衰败、没有灵魂的技术的昌盛以及在否定一切的浪潮中，既成权力体系的最后崩溃等原因造成的。在这些原因的背后，有着两代人之间的一种更根本性的冲突。”[5](p.67)第三，文化矛盾的明朗化。代际关系频繁、剧烈的冲突，根源在于社会加速发展造成的“文化断裂综合症”。这种综合症的表现之一是传统的断裂。加速发展，在文化上的表现是传统和现代化的冲突。社会发展加速倍增，在短期内造成活动成果的急剧膨胀，使前人留下的成果比重急剧下降，传统的魅力亦随之黯然失色。美国社会学家詹姆斯·马丁告诉人们，90%的知识是你出生后才创造出来的。这一巨变使传统无法成为对应现代社会挑战的主要依据，从而挑动了青年一代对传统文化的离心倾向。表现之二是本土文化的断裂。加速发展的社会必然不断与其他社会接触、碰撞、交流，导致文化的普遍开放。越来越多的外来文化带着新鲜与奇特的魅力涌入国门，与本土文化在加速发展的大锅里不停地混合搅拌，形成了以多样化、无主体为特征的“后现代主义文化”。传统文化与本土文化的断裂，无异于人们失去或日益远离自己熟悉的精神家园。人们不得不去努力适应日新月异的、陌生的变化，从而加重了心理和文化的压力，个人人格也随之或扭曲变形，或总体转换。这不禁使我们想起美国新弗洛伊德主义思想家弗罗姆说过的话，既然失去了乐园，以及与大自然的和谐，他就成了永远的流浪者。社会发展速度越快，对发达国家越有利。社会加速发展的根源是高技术发展所致，而高技术是发达国家的技术特权。他们有资金、有人才、有应用条件，于是，一种富者更富、穷者更穷的“马太效应”愈演愈烈。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资料，1977年，全世界国民经济总产值达96250亿美元，人均2300美元左右。然而，仅占世界人口13.65%的发达国家，占有80790亿美元，是全世界国民经济总产值的84%；占世界人口86.4%的不发达国家，仅占有15460亿美元，是全世界国民经济总产值的16%。人口和财富的比例恰好颠倒。在“马太效应”之外，还要加上“齿轮效应”。为了弥补差距，后发展国家奋起直追。但是，大齿轮转动一圈，小齿轮也许要转许多圈，这要看二者齿距齿数究竟相差多少。1989年，46个最不发达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330美元，比1975年增长了几乎整整1倍；而发达国家则增至18280美元，比1975年增长了2倍！二者差距不是在缩小，反而越拉越大。1989年，发达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之间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差距为55倍，比1975年足足扩大了20倍！这个世界是越走越快了。走得越快，矛盾就越复杂，冲突就越深化。二、社会活动方式信息一体化跨越2000年，人类社会的第二个发展大趋势，是社会活动方式的信息一体化。所谓信息一体化，是指以现代化信息手段为主体的覆盖全球的信息网络，可以表述为如下公式：CTS（信息一体化）＝C（电脑）＋T（电视）＋S（卫星）由电脑、电视和卫星联为一体的信息网络，其第一个特征就是信息传播的高同步性，或者叫“全球同时知道”。这一系列可以跨越地面任何地理障碍，使纳入该系统的任何地区都可以同时接收到同一信息，从而使“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成为现实。第二个特征是信息传播的全方位性。它把声像、色彩、活动、文化融为一体，使人们能够从视听一体化的角度接受信息，看不懂文字可以听懂声音，听不懂声音可以猜懂画面，从而大大拓展了信息的可接受性。第三个特征是高精确性。电子计算机在记忆、存储、分析、检索、运算诸方面大大超过了一般人脑活动的信息数量和速度。电视卫星系统可以从多角度多重复性反映某一信息。第四个特征是大众化。信息一体化可以直接面对所有的微机操纵者和电视收看者，这种直接传播必然造成信息传播的综合性和日常性。同时，它又是可以反复重复、强化灌输的，因为其覆盖面广，方法直接，又带有很强的商业性。上述特点给社会造成了深刻的影响。第一，时空距离缩小。在信息一体化的时代到来之前，人们的生活空间是分离的，甚至是互相隔绝的，高山、大海、沙漠、丛林成为难以逾越的障碍，“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就在200年前，绝大多数中国人不知英国为何物；而对英国人来说，中国不过是马可·波罗的神话国度。当英国首任赴华使节马戛尔尼受英国女王派遣，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时，双方既不了解又缺乏信任。中国从皇帝到平民都坚信洋夷不远万里来朝，一定是仰慕中华礼仪之邦的风采，敬畏天朝大国的威严。于是，在乾隆皇帝的亲自过问下，从广州到承德，一路上盛情款待，体恤有加。但当马戛尔尼来到承德行宫，朝廷却坚持要求马戛尔尼按中国礼节对中国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