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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中西方新城研究回顾及对国内新城发展的启示朱东风;吴明伟TheReviewofPost-WarNewTownStudiesinChinaandinWesternCountriesandItsReferencetotheDevelopmentofChina'sNewTownsZHUDongfeng.WUMingweiAbstract:BysummingupandclassifyingallwesternandChineseresearchesonnewtownssinceWorldWarⅡ,somedeficiencyofresearchesarepointedoutonmechanismofspatialdevelopment,integritiesandproblemsoftransitionalcity.SomeadvisesandsuggestionsareputforwardonthespatialdevelopmentofcurrentnewtownsinChinawiththeideaofScientificDevelopment,basedontheexperiencesandlessensondevelopmentofwesternnewtownsandthepracticesinChina.Keyword:WesternandChineseresearchesonnewtowns;deficiency;enlightenment提要总结了二战以来中西方新城研究成果,并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了相应归类,指出当前新城研究对于空间发展机制、综合性及转型城市问题研究的不足。在借鉴西方新城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立足于国内新城开发的实际,遵循科学发展观思想对当前的新城空间发展提出相应对策思路。关键词中西方新城研究不足启示中图分类号TU98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3363(2004)05-0031-061引言新城(newtowns)是指在城市以外规划用于重新安置人口,设置住宅、产业、公共服务中心的空间单元,是一相对独立的城市社区[1]。经过近百年来的开发实践,新城的内涵得到不断发展,它已不仅仅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自平衡社区,还往往作为城市的副中心(如法国巴黎的德方斯)、新的产业基地(如韩国的茂山工业城)或城市外部区域的新增长极(如美国加州的Irvine新城)等等。霍华德基于社会改良目标提出了“田园城市”理想空间模式,这一理论模式引发了英国人对传统城市“单核”结构的反思,进而成为针对“城市病”的结构调整良方。其后,随着芒福德城市区域思想和沙里宁“有机疏散”理论的渗入,新城思想更趋完善,进而成为二战以来西方城市发展的重要思想模式。作为一种物质性手段,新城模式不仅成为解决城市问题的良方,更成为城市复兴、区域经济增长和战后城市重建的理性选择。建国以来,我国的城市发展大致经历了1950年代、1960~1970年代、1980~1990年代经及2000年以来四大历史时期。在5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尽管城市发展战略与模式不断调整,但在每一个发展阶段,人们都能看到“新城模型”的影子(龚清宇,1999)。无论是早先的“工业卫星城”、“独立工矿区”,还是1980年代以来的城市新区、开发区、大学城、新市区等等,它们无一例外地蕴含着新城发展思想(虽然其间的理念与目标不尽相同)。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中国城市化进入加速发展期(30%~70%),城市空间迅速扩展,相当多的特大城市、大城市纷纷采取另建新城的模式,以适应高速城市化与工业化的需要。然而,中国的“新城”毕竟是本土化的空间模式,在当前的制度转型时期,新城同大都市本身一样需要进行全球化、市场化下新的发展定位。当前的中国城市既不是西方传统的“福特主义”城市,又不能用“后福特主义”来简单解释,既具有“社会主义”城市传统特征,又具有“后社会主义”城市的特质,它是一类特殊的转型城市(FulongWu,2003)。转型时期都市新城空间发展的职能、规模、结构、空间环境有待重新认识。同时,当前的新城开发产生了较多的问题,城市蔓延、侵占耕地、同位竞争、无序发展、交通堵塞、环境污染、社会空心化、非持续性增长等等问题已成为当前大都市发展过程中的结构化矛盾,直接制约了城市空间本身的良性发展,并影响到城市和区域社会经济发展进程。因此,必须借鉴中外新城发展经验,对中国当前大都市的新城发展进行研究,深入探讨其空间发展机制,以解决当前面临的城市问题,促进新城的理性发展。2中西方新城研究进展2.1二战以来西方的新城研究2.1.1问题、目标与新城职能定位新城开发伊始即为问题导向,因此新城的目标首先在于解决城市问题。然而,在新城发展过程中,人们发现新城并未按照既定的理想路线发展,依靠新城疏散人口、疏导交通的目的并未真正实现。对此,WilliamAlonso于1970年发表WhatAreNewTownsfor?一文,质疑1960年代新城建设的目标错位问题。在其后进一步的研究中,学术界发现,在二战后的区域复兴过程中,新城战略发挥了特殊的作用,部分新城逐步成长为区域的新增长极,这一发现使得新城战略在区域开发和区域规划中倍受重视(RogerSmith,1974)。从历史上分析:二战结束后,欧美诸国进入战后经济振兴时期,摆脱殖民主义统治的发展中国家也面临独立后的经济发展问题,世界各国对区域增长和城市发展都非常关注。新城开发不仅在区域增长中发挥了特殊作用,同时也促进城市和都市区本身的经济复兴(John.K.Billingham,1980)。1990年代以后,西方新城基本完成了一个发展周期,为了解决好新城开发与母城发展、区域增长的关系,对于新城进行合理的定位及处理好新城与母城关系成为学术界关注的又一热点(RayTomas,1994)。最近,关于新城战略的现实价值问题,学术界出现了不同声音。SangHyupLee从北美新都市形态及其变革后的交通战略角度,探讨了区域城市增长的容量需求。认为在21世纪前50年的城市发展战略中,北美地区应该更加关注区域中的新城市(NewCities)建设,而不是新城(NewTowns)开发(SangHyupLee,2003)。2.1.2从新城规划到新城开发新城开发与新城规划历来是紧密联系的,因为新城本身就是一个城市规划发展战略。霍华德不仅通过“田园城市”理论奠定了“新城”规划思想,更率先投身于新城开发实践。他早先实践的两个花园新城Letchworth和Welwyn虽未取得成功,却进一步丰富了“田园城市”理论,开创了新城规划建设的先河。其后的城市规划“新城模型”对整个20世纪的规划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PeterHall,1972)。诸多的新城规划开发研究关注规划实施与开发过程研究。J.N.Tuppen通过分析法国此前15年新城规划开发的丰富事例,总结了新城开发过程中的规划作用及其不足(J.N.Tuppen,1983)。RichardB.PeiserandAlainC.Chang在总结英国早期新城建设后发现:很少有新城能够象霍华德的理想那样通过新城开发公司建设取得成功,唯一较为成功的案例就是MilltonKeyens(RichardB.PeiserandAlainC.Chang,1999)。西欧、亚洲诸国的新城规划开发特别强调政府在规划和建设上的投入以及政策上的支持。这其中,特别强调新城开发中政府行为的当属英国、荷兰、挪威、日本等国。与此相反,美国的新城开发则更加强调市场作用。AnnForsyth在分析了美国加州南部Irvine新城规划建设的成功案例后认为:在美国这样一个自由经济和地方高度分权政体下,新城规划实施可以通过私有资本来开发运作,但地方政府要在开发政策和产业政策上给予相应支持,Irvine的成功完全是政府政策和私人投资合作的结果(AnnForsyth,2002)。RogerBiles在总结了美国国会1960年代立法开发的13个新城发现:截止1980年代,那些光通过政府财政拨款给开发商开发的新城成功者寥寥。因而新城规划建设仅靠政府一厢情愿是不够的,必须从内在机制上培育政府、开发商的共同兴趣(RogerBiles,1998)。最近,MichaelJ.Bruton等系统总结了英国在二战以来规划开发的三代新城,认为英国的新城开发主要集中在第一与第三代新城开发上。今天的新城开发已不再像过去那样主要由政府资助,而更多来自于私人部门投资,其开发规模也相应减小至“田园城市”最初倡导的规模(MiChaelJ.Bruton,2003)。伊朗SistanandBaluchestan大学的HassanAfrakhteh在2001年首届世界规划院校大会上提交了题为《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增长与新城规划:德黑兰大都市区案例》一文。文章总结了德黑兰大都市区人口增长历程和新城规划建设史,论述了德黑兰大都市区新城规划是人口扩张、交通拥挤、住房问题的对策选择。认为其新城规划缺乏公众参与,缺乏与大都市区空间结构、城市管理、社会经济的协调,在当前的新城发展中,主要问题在于如何促进产业、生活设施和商业的整体发展。为了促进新城开发和都市区发展,新城规划与公共政策必须作出相应调整。由此可见,第三世界国家的新城规划、开发及面临的问题同欧美国家在某种层面上是比较一致的。2.1.3产业动力与新城发展新城空间发展的动力源于其内在的经济动力,并且,新城战略也是城市与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1980年代,RobertA.Hendersond在苏格兰新城研究中发现,由于新城开发能够得到财政激励并且便于迁址和空间扩张,故新城开发吸引了较多的制造业,制造业的集聚吸引了大量的就业人口,带动了整个城市和区域就业(RobertA.Hendersond,1984)。ChrisGratton也通过回归分析方法对大不列颠28个新城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新城产业分布及发达程度同新城的人口规模之间存在正相关,这表明新城人口增长离不开产业支持,同时产业空间选择更趋向于人口已达一定规模的新城(ChrisGratton,1998)。LainBegg在调查1980年代大不列颠地区高新产业就业空间分布后发现:南部地区的高新技术产业就业人口明显高于北部地区。分析表明,这一空间差异与南北新城开发的差异度有关,新城在吸引高新技术产业方面显现更大的优势(LainBegg,1991)。综上所述,新城往往基于政策和发展空间优势,成为新的产业增长极,能吸引诸多产业特别是新兴产业的集聚,进而通过产业带动人口增长。2.1.4发展中的社会问题相对于新城经济发展研究的不足,国外关于新城社会问题的研究比较丰富。早在1966年,B.J.Heraud就在UrbanStudies杂志上发表文章就新城开发对伦敦住房问题的影响进行了研究。两年后,他又在此杂志上对新城开发中的空间分异现象进行了批评,认为新城不应过多地建设工人新村,以免造成工人阶级住宅的集中化。新城住宅建设应该考虑到社会各阶级与阶层的融合,以便维持社会系统的自平衡,确保社会结构的稳定。为此,新城应多建一些混合型社区(B.J.Heraud,1968)。其后,又有学者针对英国Crawley新城建设导致整个城市社会结构的变迁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就新城开发带来的社会问题表示忧虑(L.Bolwell,B.Clarke,D.Stoppard,1969)。RalphGakenheimer在研究了发展中国家的有关新城建设案例后,对发展中国家新城建设中存在的若干社会问题进行了分析批评(RalphGakenheimer,1976)。MarilynRueschemeyer研究了转型时期的东德新城发现:两德统一后的制度变迁导致了新城社区供给能力的不足,进而造成大量妇女、移民、少数民族等弱势群体的失业。在这些弱势社区中由于缺乏认同感与归属感,社区参与的组织能力显得异常微弱。研究建议维持传统的社会结构以改善其社会经济生活(MarilynRueschemeyer,1993)。2.1.5空间形态与设计研究关于新城空间形态的研究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从城市地理学角度探讨新城地域空间增长与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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