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钢铁工业的发展

1抗战时期西部钢铁工业兴衰评述刘萍内容提要抗战爆发后，随着国民政府西迁，钢铁工业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在西部地区迅速发展起来。到1943年，炼钢厂发展到数十家，炼铁厂上百家。在企业性质、产业结构、发展地域等方面都具有战时特点。在经历了战争初期的辉煌后，西部钢铁工业在抗战中期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开始衰落。为了挽救钢铁工业的危机，国民政府采取了各种措施。抗战时期西部钢铁工业的兴衰是战时后方工业发展的一个侧面，也是近代开发西部经济过程中具有典型意义的例子，这当中所产生的影响，所展示出的特征和意义，包含着丰富的历史启示和经验教训。近代以来，开发西部的呼声不绝于耳，但始终是舆论胜于实际。直至抗战爆发，国民政府西迁，西部成为民族抗战的大后方，该地区经济才得到一个空前发展的机会。本文欲以钢铁业为例，具体分析抗战时期西部经济开发的成果及遇到的困难。一、战前西部钢铁业状况及政府发展计划战前我国钢铁工业极为薄弱，西部钢铁业几乎更是一片空白。据经济部统计处的调查，战前全国只有化铁厂8所，最大生产能力不过60万吨，而在1933年调查时，其中三所已经停闭。战前全国钢厂不过七八所，最大生产能力不过10万吨，其中中国人自己办的规模较大的钢铁厂只有汉阳钢铁厂。1934年，全国钢铁实际生产量，铁为15万吨，钢5万吨。1在西部地区，则没有一家现代意义的钢铁企业。不过，由于西部地区铁矿储藏较广，土铁工业较为发达，四川尤为显著。抗战前，四川綦江、古蔺、万源、广元、威远、江北、涪陵等地区每年的土铁产量达到42000吨。2然而，由于土铁铁质较硬，容易脆裂，只能制造一些农具及一般铁器，并且由于没有现代炼钢设备，也无法制造兵工器材及现代机械。众所周知，钢铁工业是重工业的基础，是衡量一个国家工业化程度的标准之一。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即1936年3月，针对我国钢铁基础薄弱的情况，为了应付日益迫近的战争形势，国民政府即由资源委员会拟订了一个重工业三年发展计划，并于同年7月开始实施。该计划中重工业地点尚置于平汉路以西的中部地区，其中包括：在湖南湘潭和安徽马鞍山分别建立一个钢厂，计划每年出30万吨优质钢材，以供给中国一半的需要。同时还计划开发湖南湘乡及茶陵之铁，争取达到年产30万吨铁的规模。该计划预计引进国外成套设备和技术，并于1936年聘请了德、英专家协助建设。但是七七事变爆发后，由于战事进展迅速，湖南、安徽很快面临日军威胁，虽然湘潭炼钢厂的德方设计已经告一段落，平土建造厂房、码头等工作已经就绪，因为地点关系，不得不停顿、拆迁。国民政府将重工业发展计划另作调整，1经济部统计处：《关于战时后方工业统计报告》，《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财政经济（6）第326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2靳树梁：《四川钢铁工业之动向》，载《资源委员会季刊》1941年1卷1期。2重点更向西部迁移。二、战时西部钢铁业的兴盛及其原因（一）抗战初期钢铁工业的勃兴战前中国工业分布大都位于东南沿海一带，但是七七事变的爆发，打破了原有的工业布局。1938年，国民政府拟订的《西南西北工业建设计划》中，确定四川、云南、贵州、湘西为新的工业基地，同时制订了以“军需工业为中心”的战时工业发展方针。随着大批沿海工厂的内迁和新工厂的兴建，与军需工业最为直接的钢铁工业在西南地区迅速勃起。到1943年，大后方拥有铁厂114家（其中公营16家，民营98家），资本约为12000万元，有炼钢厂10家（公营6家，民营4家），资本约1亿元。1从产量来看，1941年前后是钢铁工业发展的黄金期。战前白口铁年产量只有44207吨，1941年达66500吨，比战前增加了1.5倍。战前还不能生产灰口铁，1941年灰口铁的产量却达到28607吨。2另外，土铁仍然是钢铁出产的大宗。1941年，四川、西康、云南、贵州、广西的土铁产量共计70500吨。在后方各省的钢铁生产中，四川的成绩最为突出。到1941年，四川土铁生产已经由战前的年产1万吨，增加至5万余吨，灰口铁由零增加至每日产量五六十吨，市场上已经由求过于供变为供过于求。3抗战时后方历年钢铁产量表4（单位：吨）19381939194019411942194319441945合计生铁4100041466551826683677499700004013020867412980钢90019441500201157937707133611204845264然而，抗战初期，西部现代钢铁工业的起步和发展是以民营钢铁业为肇始的。1、西部民营钢铁工业的起步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在组织沿海和武汉等地大型国营钢铁厂内迁的同时（1937年7月至1940年底为止，三年半时间，完成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工业内迁运动，如果按照厂矿的性质划分的话，其中内迁的钢铁工业占0.24%），也积极协助沿海民营钢铁厂内迁，并努力扶持内地已有的民营铁厂和土铁生产。由于有了迫切的需要及政府的扶持政策，西部民营冶炼业和地方政府投资的冶炼企业得到迅速发展。从1939年至1942年夏，被称为后方民营钢铁业的黄金时代。主要表现在具有一定规模的冶炼厂数量大为增加，生产能力和产量迅速提高。据经济部统计处统计，到1943年5月，已经有民营铁厂98家，民营钢厂4家，每年民营铁厂最大生产能力达到44000吨，民营钢厂生产能力达到19000吨。51经济部统计处：《关于战时后方工业统计报告》，《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财政经济（6）第326页，2《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主要工业品增长表》，国民党政府经济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3朱玉仑：《四川之钢铁》，载《资源委员会季刊》1941年1卷1期。4王子祐：《抗战八年来之我国之钢铁工业》，载《资源委员会季刊》，1946年第6卷第1、2合刊。5经济部统计处：《关于战时后方工业统计报告》，《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财政经济（6）第326—327页。3而这当中，重庆民营钢铁业发展尤其引人注目。据重庆冶制工业同业公会统计，1942年重庆共有会员工厂22家，其中炼铁厂18家，炼钢厂4家，（未入会者2家）至1943年底又增加为26家。虽然只占四川1694家工厂总数的1.5%，但是资金总额达46605.1万元，占全川工厂总资金的17.1%。1此外，经济部又在在四川土铁业较为发达的陵江、大昌、永川、荣昌、上川、清平、永和等地协助当地的土铁厂建立了10余座小型之新式炼铁炉，这些小型炼铁厂，先后在1941年出铁。这一时期，各厂筹建的炼铁炉大多为5吨至20吨左右。这种炼铁炉因为投资少，见效快，很受民间欢迎。同时，这也是为了适应西部各省铁矿储藏特点而建立的。以四川为例，四川虽然铁矿储藏较广，但多系菱铁矿，只有数寸层厚，焦煤也厚不过尺，如果设立50吨以上的铁厂，必然造成原料来源困难，2到1941年四川各地兴建的小型铁炉有21座，每日产量有239.5吨。3在后方所建的民营钢铁厂中，以渝鑫钢铁厂（重庆）、中国制钢公司（重庆）、中国电力钢铁厂（云南）规模较大。其中渝鑫钢铁厂的实力最为雄厚。该厂原名上海大鑫钢铁厂，是内迁民营企业中唯一的钢铁企业，七七事变后拆迁到重庆，并与民生实业公司合资经营，改名渝鑫钢铁厂股份有限公司。厂内拥有5吨平炉1座，1吨电炉2座，1吨贝司麦炉2座，3吨熔铁炉5座，并拥有各种规格的轧钢机，员工达千余人，每月可以生产灰口铁140吨，钢锭150吨，钢品100吨。2、国营钢铁工业后来居上由政府投资迁建和新办的钢铁企业由于规模较大，建设周期较长，到1941年后，方陆续建成投产。到1943年，公营（包括国营和省营）铁厂发展到16家，炼钢厂6家，每年最大生产能力，铁约55000吨，钢20000吨。4国营钢铁厂的产品种类比之于民营企业要丰富很多，除生铁外，可以生产圆钢、方钢、扁钢、八角钢、钢轨、钢板、螺丝、螺母、铆钉等。国民政府内迁重庆后，在西部地区大力兴办国营钢铁企业，其方式一是独资兴建。1938年3月，由资源委员会与兵工署合组钢铁厂迁建委员会，将汉冶萍公司汉阳钢铁厂、大冶二厂、六河沟铁厂及上海炼钢厂设备拆运重庆大渡口，由军政部特先期拨款260万元，建立了大渡口钢铁厂。大渡口钢铁厂下辖七个制造所，分别承担发电、炼铁、炼钢、轧钢、炼焦、耐火材料、五金工具等生产任务。到1940年5月20日，该厂20吨炼铁炉开炉生产灰口铁，1941年炼钢、轧钢设备相继完成开工，1942年2月百吨炼铁炉投产，成为后方钢铁工业之巨擘。钢迁会又于綦江蒲河附近分建大建分厂，1943年开始出铁，该厂成为战时兵工原材料的主要供应基地。在政府兴办的钢铁企业中，规模较大的还有军政部兵工署投资办的兵工署第28工厂，这是后方唯一生产合金钢的工厂。二是充分利用后方已有的企业资源，即收购民营企业或与地方政府合作，组建新的钢铁厂。钢铁生产需要大规模的资金投入，在当时战争环境下，单靠政府投资是不可能的。资源委员会1940年收购位于重庆的民营大华铸造厂，扩充改造为资渝炼钢厂，1943年7月该1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抗战时期内迁西南的工商企业》，第105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2朱玉仑：《四川之钢铁》。3靳树梁：《四川钢铁工业之动向》。4经济部统计处：《关于战时后方工业统计报告》，《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财政经济（6）第326—327页。4厂初具规模。1943年下半年，四川生铁产量已经有过剩之虞，资源委员会为调整产业结构，并救济濒临倒闭的一些钢铁企业，1944年将资渝炼钢厂和资委会与民营合办的资和钢铁公司炼铁厂，与经济部矿冶研究所合办的陵江炼铁厂合并，改组为资渝钢铁厂。1940年12月，资源委员会收购位于四川威远的新威炼铁厂资产，改组为威远铁厂。1944年，资源委员会收购位于重庆的人和钢铁冶炼公司，改组为资蜀钢铁厂。1939年11月，资源委员会与云南省政府合作组办云南钢铁厂，1941年开始建厂，1943年正式出炉生产。1941年，资源委员会又将原来所属的重庆炼铜厂、綦江纯铁炼厂和綦江炼锌厂合组为电化冶炼厂。此外，资源委员会还曾经与西康省政府合办西康会理钢铁厂，并拟在甘肃皋兰筹备甘肃炼铁厂，不过因为各种困难，这两个钢铁厂并没有办成。到1945年时，资源委员会所投资建设的6家企业生产的生铁和钢，已占后方全部生铁产量的46％，钢产量的56％。此外，兵工署于1938年收购原来由四川军阀熊克武兴办的重庆钢铁厂，改名为兵工署第24工厂。三是在民营企业中加入官股。如经济部、财政部等投资于胡子昂兄弟所办的中国兴业公司，以及中国制钢公司。中国兴业公司在战时后方是一个特殊的钢铁企业。1939年7月，由华联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无线电业公司及华西兴业公司矿业组在重庆对岸的相国寺合并成立，股本12亿元，其中官股占91.5%，商股占8.5%。虽然官方将中国兴业公司一直划为民营企业，但是实际上它是官商合办。该厂由傅汝霖、胡子昂先后任总经理，其规模仅次于大渡口钢铁厂。1940年该厂电炉正式开工，次年炼铁炉轧钢机也相继投产，1942年平炉与贝司麦炉也先后出货，每日可产生铁90吨，马丁钢锭60吨，其产量在后方民营钢铁厂产量中占三分之一。产品种类繁多，举凡各类生铁、轻钢轨、方圆钢、角钢、扁钢、工字钢、槽钢、钢板都能生产。该厂还承租涪陵、彭水两个国营铁矿区。（二）战时西部钢铁工业发展的特点1、国营钢铁业虽然起步迟，但发展迅猛，后来居上。无论是从资金、设备、技术或生产能力看，民营企业都无法与国营企业相比。在资金上，国营铁厂平均资本约600余万元，民营厂则不过20万元，资本在100万以上的铁厂共12家，国营即占9家。炼钢方面差距更大，国营厂平均每厂资本1500万元，民营厂则只有80万元。并且只有四川、云南有炼钢厂，且几乎都是国营。云南两个钢厂都是国营，四川8个钢厂中国营占半数，但是资本和动力却5倍于民营。1由于钢业对资金、技术要求比之于铁业要高得多，且投资周期较长，所以民营厂商一般都投资于资金少见效快的冶铁业。从生产能力来看。16家国营铁厂每年最大生产能力约550000吨，而98家民营铁厂每年最大生产能力不过44000吨，6家国营钢厂每年最大生产力约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