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为邦本——黄仁宇《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礼为邦本——读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对于明朝兴亡，不少人持“明朝之衰，始于万历”的看法，但此观点未免流于表面，未能触及明朝衰亡之根本。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于1981年出版的著作《万历十五年》一书，则以公元1587年即明万历十五年为原点，将该年份前后的人事串联，抽丝剥茧，提出了他的个人观点——问题的症结在于中国历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朝而极[1]。尽管此看法未必是唯一正确的答案，但书中详实的史实和分析论证仍不失为明史研究极好的参考和借鉴。一、礼为邦本，本固邦宁中国历来被称为礼仪之邦，足可见礼仪于古代中国之重要性。或者它还有一别名，道德。统治者通过传统道德体系来将天下万民的思想纳入掌控，而这种精神教化具体到现实生活中，便是一套完整繁复的礼仪制度。黄仁宇在《万历》一书中，便描绘出这样一个明朝政治图景：社会不鼓励也不容许创新，百官只需要按照既定规则去推动国家机器运转，或者被既定规则带动运转；皇帝只是一个象征，一个符号，他所需要做的只是守成，而他自身资质与抱负如何并不重要。每个人的言行作为都必须符合礼仪制度，或者说等级秩序的规定，社会才能安定，这正是儒家延续千余年的治国政策与理想。汉初的贾谊在《治安策》中就提出一段“台阶”的比喻，形象说明了坚守礼制之于统治稳固的意义[2]。通过等级森严的礼制塑造一个高高在上的圣明皇帝，一个道德权威，人们绝不会也不能对其正确性产生质疑，同时这个道德权威也是那些对饱受基层官员压迫与剥削的下层民众的心理安慰与寄托。政治权力是建立在道德权威上的①。正因如此，万历和他的朝臣才不辞辛劳地重复各项繁琐枯燥的礼仪，早朝、经筵、亲耕、祈雨……尽管这些形式主义十分令人痛苦[3]，并且对许多实际问题没有任何作用。不同于西方中世纪神权教权的泛滥，在封建及以后的中央集权时代，宗教在中国并未形成世俗权力。事实上，宗教的精神领袖作用，在古代中国早已为传统道德所代替（这或许也是中国人没有真正的宗教信仰的原因之一），这样既达到了思想统一的目的，又避免了中古西欧教权与王权（世俗政权）的矛盾，社会因宗教而动荡。秦以前的封建社会①关于政治权力与社会权威的关系，详参费孝通：《中国绅士》，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39-40页。里，是由大宗带领小宗祭祀，秦以后的中央集权社会，则是由皇帝作上天的代言人。以信仰为政治手段维持社会的稳定，将宗教收归世俗权力的掌控（例如道教的神仙总要经由皇帝封授），儒家的治国方略实在棋高一着。人在心理上需要一个无所不能的依赖对象，崇拜由此而来，仪式更是不可缺少。没有崇拜，这个信仰就什么都不是。于是通过祭祀而敬畏鬼神，通过叩拜而敬畏君主，从而顺服，这就是看来空洞的礼仪的现实性。不知是否孔子早已有此洞见，所以他本人是一个无神论者，却鼓吹大家求神拜佛。“祭如在，祭神如在。”（《论语·八佾》）明知道神鬼（或者祖先）不在，也要假装它们在。这一套思想教化，说白了就是愚民。黄老则更为直接，“酒肉以通之，竽瑟以娱之，鬼神以畏之……可以持天下弗失。”（《淮南子》）[4]道德之于明朝，理论上是万能的，不仅是国家行政根本，同时也是皇帝与官员解决一切问题的万能钥匙。朱元璋废除丞相后，内阁首辅虽在某种程度上是代行相权，但名义上却只是皇帝的秘书长，地位不如宰相，制度上更不正当[5]。这使得首辅不可能像过去的宰相那样名正言顺地施展自己的抱负，而只能曲线救国，按照本朝的规则出牌。这是一件极具讽刺意味的事：张居正有重振朝纲的雄心，却也只能私人函授他的亲信官员该如何向皇帝奏报，自己再票拟批准自己的建议，以权术来弥补建立在道德前提下的制度之所缺。他的引用私人与上下其手最终无可避免地成为反对派攻讦他的理由[6]。许多官员认为张居正之败在于违背了德治的精神，为了避免重蹈这一覆辙，他的继任者申时行便努力扮演和事老，企图用道德去统一和配合制度所不能驾驭的文官集团。然而这正是现实的制度与理想的道德之间绝无可能调和的矛盾，所以申时行亦失败了。文官中真正的儒家信徒视张居正为急功近利，同样也认为申时行首鼠两端。在这些忠信之徒中，最著名的可能是海瑞。黄仁宇给海瑞的评价是“古怪的模范官僚”，确实，从道德要求出发，他堪称模范；但就现实生活而言，他却与现实格格不入。海瑞与申时行有一共同点：企图以个人道德之长来补救组织和技术之短[7]。他的身上也体现了那个时代道德与法律的矛盾。他不相信抽象的道德可作为治国根本，他重视法律，执法不阿，但断案标准有时却仍是传统道德②。即是说，面对道德，法律是妥协退让的。纵使海瑞们不相信，但因他们本人也是脱胎其中，所以仍会将道德奉为治国行政的圭臬。二、不患贫而患不安②海瑞认为地方上十之六七的诉讼可以立刻判明是非，对于少数尚待斟酌的，他自有一套符合“四书”训示的标准。详参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三联书店，2006年，第157页。礼治的思想渊源并非仅仅来自于儒家。“法令滋彰，盗贼多有。”《老子》中的这句话，可说是否定法治的，汉代解读老子的《淮南子》一书则将之进一步阐释为治国要以礼为内核[8]。而老子自身对于“盗贼多有”的对策，则是“绝巧弃利，盗贼无有。”它还有一句近义句：“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大概也可算是传统经济理论的思想源之一。钱穆在谈到中国传统经济时，概括其“制节谨度”，“使富者足以示贵，使贫者足以养生”[9]，但换个角度从上文《老子》中的话来说，便是安于现状，抑制发展③。重农抑商，不鼓励发奋上进，都是源于“不患贫而患不安”这种实质在于维稳的治国目标。保护落后的均衡经济政策自明朝建立之初便已开始实行，即便万历想要有所作为，也是积重难返，他的朝臣，或者说他与他的臣子所身处的制度亦不可能接纳改变。黄仁宇在自序中举例简要说明了明代维稳政策之甚：军需税收不由中央总收总发，而是本地直接供应，官员旅费等其他税费亦是如此（本地自给自足或者由富余的邻地补贴）[10]，这使得交通、通讯等相应基础建设因而得不到发展（事实上明朝政府正是为节省这些方面的费用才会采用短程补给的方式），财政缺乏数字上的统一管理也使中央无法有效控制全国的经济，并根据实际状况作出应有调整。可以说，明朝在经济方面十分失败。洪武皇帝力倡节俭，结果不仅适得其反，导致官员严重腐败（下文会再谈及），农商业尤其一塌糊涂。一方面土地兼并严重，农民苦不堪言，政府却没有增加收益；商业上货币制度和商业法律的匮乏更是惨不忍睹[11]。如果说明朝在政治上以儒家的“礼”为核心，经济上则可以说以黄老的简朴为基础，只可惜过犹不及，一味想令社会回复古时的单纯，而完全脱离了现实。三、阴与阳千里为官只为财——任何君主都不乐意听到这句话，即便它代表了大部分人的真实看法。朱元璋厉行节俭，也花了很大力气反腐，其手段不可谓不狠，例如凡贪赃在八十贯以上的官员都要处以剥皮实草的极刑。但事实上，腐败一直是明朝突出特点之一。对比明朝的实际状况，我们或许可以对西方倡导高薪养廉的合理性有些了解。明朝政府认为官员们应当过简单朴素的生活，薪俸之低以至于许多官员甚至无法维持基本生活，因此官员们弄点灰色收入也就无法避免了。尽管这不能为贪污腐败开罪，但很多官员读书做官只是为了自己及家族的利益，他们并非个个有副圣人心肠天下为公，这是制度设计者以及当权者不得不承认的。申时行将人的私欲一面称为“阴”，而公开的③实际情况中，中国的农民确实也只能维持最低的生活标准，“足以养生”而已，但这已经可以维持社会的稳定。详参费孝通：《中国绅士》，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76-81页。道德标准则为“阳”，整个文官集团正具有着这种双重性格。在公权与私利之间存在着如此难以调和的矛盾和差距，张居正与申时行都力图修补，但正如前文所述，制度上的罅隙注定他们不可能成功[12]④。阴阳对立的难以避免或许是因为德治本身就存在着矛盾。政府通过士绅来领导地方自治⑤，维持统治的稳定，这就要求士绅阶层必须能保有它的经济基础及社会权威，而这二者显然需要通过考试做官来保护和谋取，也需要士绅们组织起来以保证安全。通常情况下，总是由一群人供养一个人考试做官，而且如果这个家庭原本处于下层，那就必须经过好几代人的努力⑥。由于以上原因，一个人对他的家族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必须运用自己的地位和权力为家族以及家乡提供庇护和谋取利益。因此，官员的私欲可以说是传统政治的必然产物。通过做官而获得社会特权以及安全保障，这是大部分官员，甚至可说是社会大部分成员的共识，以至于即便个人对此种行为再是深恶痛绝，也必须屈从现实。陶渊明是如此，李贽也是如此[13]。综观中西方政治制度可以看出，阴与阳应是贯穿整个制度发展轨迹的关键。中国的政治传统历来是贤人政治，而西方却在封建制度衰落过程中将逐渐靠向法治。后者的思想前提是承认包括行政者在内所有人都有私欲以及追求私利的权利，再以法律加以规范限制。李贽也有这样的勇气，在凝滞的道德社会中敢于正视公利与私欲的矛盾，公然撕破申时行等人所苦心弥合的阴阳之间的破绽，对自己以及全国文人的良心提出拷问。承认私欲，应该说是李贽思想最为进步之处，同时也最值得纪念。这无疑是对国家政治根基的质问与动摇，也是更新哲学、政治思想的一次机会，但是很遗憾，李贽对个人自由的追求并没能在一滩死水中激起多大波澜。他提出问题却没有给出解决办法，他破多而立少，他与同时代的其他思想家一样，更多的时间深陷于天人交战的自我矛盾中，致力于理论，却少有真正推动社会的的实践[14]。这或许与李贽本身属于士这个阶层有关——一个非革命的礼教宣传者，只关心秩序与安全的特权阶层[15]。《万历十五年》一书所展现的大明朝就是这样一座悬于道德高空的空中楼阁，始终未能与现实接轨。不同于西方中古时代思想受制于神学，其幸运在于思想霸权并未与世俗权力统一，因此当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寻求个性解放时，能够得到王权的支持。而中国却早已将道德作为行政根本，要打破禁锢何其之难。假如大方承认人的私欲，从根本④事实上政府早已承认了实际行政与道德理想的脱节。详参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三联书店，2006年，第184-187页。⑤实际政治生活中，有一条自下而上，即向上反映民意的轨道，这其中士绅扮演着何种角色以及皇权无为、人民自治之于政治稳定的重要性，详参费孝通：《中国绅士》，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46-56页、116-118页。⑥详参费孝通：《中国绅士》，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19-120页；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三联书店，2006年，第244-245页。上有权利监管与限制的意识，我们未必不能产生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时至今日，当机制仍不能有效监管权力，精神上又完全摆脱传统道德的约束时，后果时人已共睹。今日一味宣扬所谓“爱国主义”等口号，而非倡导个人理性思考，不啻于为民众塑造一高高在上的思想圣典，借以搪塞敷衍对个人权利的追求，亦可说与传统政治一脉相承。我们的国家本质上仍是着眼于政治稳定——稳定固然是需要的，但是为了维稳，最好也是最糟的方法就是禁锢，这与两千五百年前的子产不毁乡校相比，岂非不进反退了？稳定再前进一步，就是停滞，甚至相对的倒退。李贽所代表的明代思想界的苦闷，今人未必陌生。参考文献[1]黄仁宇．万历十五年-自序．北京：三联书店，2006：4-5[2]熊逸．春秋大义-中国传统语境下的皇权与学术．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466-468[3]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北京：三联书店，2006：3-10、52-56、141-143[4]熊逸．春秋大义-中国传统语境下的皇权与学术．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496-503[5][6][7]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北京：三联书店，2006：20-21、73-77、158[8]熊逸．春秋大义-中国传统语境下的皇权与学术．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430-432[9]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北京：三联书店，2008：49-57[10][11]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北京：三联书店，2006：2-3、171-176[12]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北京：三联书店，2006：64-65、105-107[13]费孝通．中国绅士．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