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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C20090012009-01落实‘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尽快启动二孩晚育软着陆: 战略与策略的探讨1曾毅*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No.C20090012009年1月8日1本文研究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重点项目(项目编号:70533010)资助。*作者简介:曾毅,博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杜克大学老龄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与人口研究所教授;北京大学老龄健康与家庭研究中心主任、杜克大学中华人口与社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落实‘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尽快启动二孩晚育软着陆: 战略与策略的探讨2曾毅*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No.C20090012009年1月8日[内容提要]2本文研究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重点项目(项目编号:70533010)资助。*作者简介:曾毅,博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杜克大学老龄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与人口研究所教授;北京大学老龄健康与家庭研究中心主任、杜克大学中华人口与社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长期保持现行生育政策不变的主要弊端是:(1)极不利于扭转我国出生性别比大幅偏高的危险趋势;(2)将导致劳动力资源快速萎缩,极不利于应对人口快速老化的严峻挑战;将因人力资源不足加上庞大的老龄保障开支而削弱环境保护与资源开发的国家实力;将使中国与印度在劳力资源与老人-少儿总抚养比3等方面的竞争地位由现在的显著优势变为2030年以后的严重劣势,综合国力将被印度抛在后面,更谈不上赶超美国。(3)越来越多的独生子女在家庭中的“唯一性”造成的心理缺陷与应对天灾人(战)祸突发事件的脆弱性将严重危及社会和谐与国防实力;而政府继续长期限制多数夫妇只生一孩完全不符合“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大大有损于我党在民众中的亲和力与威信以及我国在国际上的形象与话语权;(4)继续长期实施现行生育政策的管理成本与政治代价太高,而换取的是许多严重弊端,实在极不可取。二孩晚育软着陆政策将大大有利于克服上述严重弊端,促进中华民族的复兴与腾飞,而且将充分利用适当的晚育间隔在满足群众二孩生育意愿与避免生育堆积方面的“杠杆”作用,绝不会造成人口失控,确实是落实“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抉择。当然,需要认真总结已有的二孩晚育试点地区20多年经验以及开展新的试点,稳步推进。如果我们充分利用当前老年与少儿比例均较低而劳动年龄人口比例高的“人口红利”机遇,尽快启动二孩晚育软着陆政策,新增婴儿进入劳动年龄时,正好可以大大减轻2030年后中国老年人口比例快速上升及劳动力资源快速减少的“人口负债”压力,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发展。但是,如等到5-15年后再去调整生育政策,新增婴孩在2030年后相当一段时期内仍是需要抚养的少年儿童,与那时“人口负债”期的压力迭加在一起,则可谓雪上加霜,悔之晚矣!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主席片面高估了“人多力量大”反击帝国主义威胁的作用,错误批判了马寅初教授主张“两个孩子有奖,三个孩子的要征税,四个孩子的要征重税”的《新人口论》。七十年代,周恩来总理旗帜鲜明地提出:“一个3老人-少儿总抚养比是指65岁及以上老人数加上18岁以下少年儿童数的和与18岁至64岁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不少,二个正好,三个多了”,全国城乡普遍开展“晚婚晚育加间隔”的高效率计划生育工作,创造了我国生育水平十年间下降一大半的人类历史奇迹。几十年以来,我国计划生育工作为减少人口过速增长与促进经济发展做出了伟大贡献。同时,我们也应清楚地认识到,1980年党中央提出“用一代人的时间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号召,而逐步形成了现行生育政策已经实行28年(超过一代人);在我国已跻身低生育国家行列,并已进入老龄社会的今天,很有必要认真讨论生育政策适时调整对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与策略问题。本文第一节对我国低生育水平现状以及在不同政策方案下的发展趋势进行客观评述。第二节从近、中、长期角度以及个人家庭与国家发展的微观、宏观层面分析继续长期保持现行生育政策不变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弊端。第三节阐述为什么二孩晚育软着陆绝不会造成人口失控。第四部分提出平稳过渡的政策建议并论证其可行性。昀后讨论尽快启动生育政策平稳过渡的紧迫性。1、我国低生育水平现状与发展趋势评估几乎所有人口学者基于所有生育数据与各种经典与前沿方法的研究都表明:排除漏报后我国的真实总和生育率4在平均每对夫妇生育1.6-1.8个孩子。依据可能因争取更多经费与教师编制而高报,但与计划生育绩效无任何联系,而不可能有意低报的教育部门每年小学入学统计人数,人口学家估算的我国本世纪初总和生育率在1.68-1.77之间(翟振武,陈卫,2007)。基层为争取更多经费与教师编制而可能多报小学生人数,为显示普及教育绩效又可能高报入学率。但这两种误差对估计出生儿童真实总人数的影响作用方向是相反的:即多报小学生人数导致生育率高估,高报入学率导致生育率低估。教育部公布的全国平均小学入学率为98%,翟振武,陈卫(2007,第29页)认为这是偏高的。因此,他们用95%-97%的入学率进行估算。他们未对基层可能多报小学生人数进行调整。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翟振武、陈卫(2007)根据小学入学统计人数估算的我国本世纪初总和生育率在1.68-1.77之间是一个不太可能被低估的区间,其中间值1.73是可信的。毫无疑问,我国的生育率已大大低于更替生育水平5,甚至比美国2007年总和生育率(2.09)低15-20%!全国各地51篇生育意愿调查报告的综述分析(风笑天、张青松,2002),1997、2001、2006年全国生殖健康大规模调查的数据分析以及其他研究均表明,中国城市育龄妇女的理想子女数为1个与2个孩子的比例分别为55%与43%左右,农村育龄妇女理想子女数为2个孩子的比例略超过70%;即使在生育意愿昀高的西部农村地区,有多子女偏好的群众只占13%左右(郑真真,2004)。近年研究发现,在较发达的低生育社会中出现了实际生育水平低于抽样调查反映的4总和生育率是某一年(或某一时期)各年龄生育率的和。它集中鲜明地反映了某一年(或某一时期)的实际生育水平。它的实际含义是:如果一批妇女按这一年(或这一时期)观察到的年龄别生育率度过一生的生育期的话,这批妇女一生平均将生育的孩子数。5“更替生育水平”指新出生一代活到生育年龄的妇女人数与上一代生育年龄妇女人数相同所对应的生育水平。考虑到死亡率影响,我国的更替生育水平为平均每对夫妇生育2.1个孩子。如果忽略国际人口迁移影响,长期保持低于、等于或高于更替生育水平的人口将昀终实现人口的持续负增长、零增长或正增长。生育意愿的规律性趋势(Bongaarts,2001;Choeetal,2004;顾宝昌,2006)。这是因为被调查者考虑到繁衍后代的社会责任与道德标准而倾向于申报不是太低(如二个孩子)的生育意愿。但生育与培养孩子的经济成本与机会成本大大升高的现实迫使他们虽然口头上说生两个孩子昀好,而实际上却选择只生一个。一些城市年轻人甚至在口头上和行动上都选择不生育6。当然,在贫穷落后地区,也完全有可能出现实际生育显著高于被调查者回答的生育意愿。显然,虽然无间隔条件放开二孩政策将造成生育堆积的较大风险依然存在,但是由于我国生儿育女的成本大增,有利于稳定低生育率与生育政策平稳过渡的社会经济环境已经形成。基于许多同仁的深入研究,尤其是基于非计划生育统计数据的研究,我们认为,当前我国生育水平切合实际的估计值为平均每对夫妇1.7个孩子(城镇1.2,农村1.98)。因此,下面将要讨论的现行生育政策不变人口预测方案假定城镇、农村总和生育率长期保持在这一水平上不变。2、长期保持现行生育政策不变的主要弊端2.2.继续制造大量独生子女“高风险家庭”严重违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四川汶川地震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华民族的卓越凝聚力与中国政府执政为民的杰出领导力。同时,我们也看到地震中死亡的儿童与青少年中很大比例是独生子女,其父母是何等的悲惨!如果独生子女在母亲45岁之前死亡,其父母也许有可能再生一个。但是独生子女的父母亲们45岁以后还要度过30-35年或更多的余生,一旦其子女死亡,即成为无后老人,配偶死后则成为孤寡老人。根据家庭人口预测,现行生育政策不变方案下,由于子女短缺,造成2030、2050年独居老人比例等于2000年的2.4与4.1倍(曾毅,2006)。还有,独生子女夫妇照料四位老人、家庭结构畸形等问题也不容忽视。因此,称独生子女家庭为“高风险家庭”完全符合事实(穆光宗,2004),其应对天灾人(战)祸突发事件的脆弱性不容置疑。如果长期维持现行生育政策而继续制造大量独生子女“高风险家庭,”将严重违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大大有损于党和政府在民众中的亲和力与威信。而且,许多社会学家与心理学家的研究表明,越来越多的独生子女在家庭中的“唯一性”造成的心理缺陷等弊端,将严重危及军人心理素质与国防实力(详见附录2)。众所周知,我国现行生育政策遭到国际上包括许多朋友的广泛严格批评,严重损伤了我国的国际形象与话语权。而二孩政策将使独生子女在家庭中的“唯一性”及其导致的家长们的紧张心理不复存在,迁就、娇惯子女的做法将大大减少,孩子们从小学会谦让、合作,家庭成长环境得到显著改善(风笑6例如,“零点指标网”从1997年到2004年的调查发现,北京、上海、广州和武汉希望成为“双份收入无小孩”的“丁克(DINK)”青年的比例从1.1%上升到了10.51%。新华网(2004年5月25日)公布的调查数据表明,北京约有10%的年轻已婚夫妇不打算生小孩;而上海市2003年11月17日发布的20649名18-30岁男女青年生育意愿调查结果显示,平均生育意愿数为1.10个孩子(新华网2003年11月17日)。天,2004);将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军人中独生子女比例不断升高而严重危及军人心理素质、家属支持配合程度与国防实力的不利趋向,并树立我国负责任人口大国的良好国际形象。2.2.出生性别比大幅偏高的社会安全问题我国五、六、七十年代的出生性别比7属正常范围,八十年代初开始偏高,且持续快速上升,从1982年的107.1上升到2000年的116.9,2005年的118.6与2007年的120.2,高出正常水平(105-106)14-15个百分点!根据联合国数据,中国出生性别比高居全球榜首,比第二名高出近10个百分点!所有相关研究一致认为产前性别鉴定与流产女婴是我国出生性别比大幅度偏高的昀主要原因。国家人口计生委自2003年开始在全国开展旨在降低出生性别比的“关爱女孩行动计划”大规模试点工作,至今早已在所有县市全面铺开。各级领导与广大群众对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2007年出生性别比比2000年不但没有下降,反而有所上升,高达120.2。这一严峻的现实迫使我们不得不认真反思。我国2000年执行一孩半(即只允许独女户生二孩)与在晚育前提下普遍允许生二孩政策地区的出生性别比分别为124.7与109.0(郭志刚,2005)。执行一孩半政策地区2000年的女婴死亡率偏离正常比例高达99.9%,等于执行二孩政策地区的1.75倍(张二力,2005)。20多年以来一直实行二孩加间隔政策的甘肃酒泉市、山西翼城县、河北承德市与湖北恩施州的出生性别比多年来一直保持在正常或接近正常范围,大大低于其周边一孩半政策地区(顾宝昌、刘鸿雁,2008)。这些数据反映的客观现实说明:现行在52.9%人口中执行的一孩半政策客观上助长了出生性别比严重偏高。政府的一孩半政策实际上是在告诉群众:生女孩的价值远远够不上生男孩,需要再生一个。这一在理论上可称为“心理暗示导向作用”的政策影响使得本来根深蒂固的重男轻女观念更难消除,很多农民利用已经很普及的B超技术做产前性别鉴定,流女保男。有关人口分析表明,当前我国一孩半政策地区大约有19%一胎女孩夫妇做性别鉴定与流产女婴保生二胎男孩;而二孩政策地区的这一比例只有4.6%(详见附录1)。另外,我国一孩为男孩再生二孩的出生性别比正常。但是,在一孩半政策地区,这些约占总数51.3%、一孩生了男孩、将对出生性别比趋于正常作出贡献的夫妇却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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