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构形学讲座(王宁)

1前言汉字学从传统“小学”到古文字学，已经发展到一个相当深入的程度，但是，那些研究成果，在教学和普及领域，仍然难以被一般人接受。不论是学习传统“小学”，还是学习古文字学，入门都很困难。深究其原因，实在是因为汉字学缺乏基础理论，没有最基本的理论体系将初学者引进门的缘故。1999年，我们设计了一份关于汉字学基础知识的问卷,在541位中小学老师中进行调查，内容都是非常简单的属于“小儿科”的问题，结果，回答的错误率占到大约68%，有的问题错误率高到92%。为此，我们一直在探索如何从已经发展比较深入的传统“小学”和古文字学中，把最基础的部分抽取出来，给初学者和普及领域建立一种基本原理，以便多数人能对汉字有一个科学的认识。这些年，汉字的应用领域由于缺乏宏观和基础的理论导引，也出现了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迫使我们加快创建基础理论的步伐。我在《我和中国的传统语言文字学》一文中曾经说过：“总结基础理论的确是一种不易被承认的工作。一种现象，初接触时迷惘困扰，脑子里翻江倒海，一旦弄明白了上升到理性，说出来却是如此平淡无奇。凡是总结得成功的规律都是十分平易的，不像解读一个谁也不认识的生僻字那样显得功夫深。”在总结汉字构形基础理论时，我们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总结汉字构形学的基础理论，我是从1985年研究小篆构形系统开始的。历时四年，到1989年，在构形系统描写的基本操作方法确立后，为了考验一些基本的原理和方法是否适用于历代的、各种字体的汉字，我请十几位博士用其术语系和操作程序先后对甲骨文、西周金文、春秋金文、战国楚帛书文字、战国三晋文字、睡虎地秦代古隶、马王堆帛书文字、居延汉简文字、东汉碑刻文字、唐代碑刻文字、宋代手写文字等实际应用的共时汉字，进行了认真地整理，对其构形系统进行了一一地描写。其结果，极大地增强了我对汉字构形具有系统性这一理论原理的信心。为了考验这一基础原理是否适用于应用领域，1997年，我把汉字构形学比较完善的操作方法运用于信息处理用现代汉字的部件规范，证明现代汉字也是具有系统性的。为了考验这些最基本的原理是否平易，能不能被基础教育第一线的老师们接受，1995年，我应《中国教育报》的约稿，用一整年的时间，在语言文字版连载了汉字构形学讲座，同时把汉字构形学的最基本的内容，引进了由我主编的北京市小学教师自学考试的教材《汉字汉语基础》，在此过程中，我收到了许许多多中小学老师的来信，帮助我进一步把汉字构形学的基础原理完善和进一步通俗化。在2000年北京召开的全国小学识字教学研讨会和香港召开的2000年国际语文教学研讨会上，我把《汉字构形学讲座》略作修改，配合我所作的《汉字教学原理和各类教学方法的阶段适应性及评估》的发言，印给老师们征求意见。在得到意见反馈后，我对《汉字构形学讲座》作了修改补充，把它印出来，以便就教于专家与同行。这本《汉字构形学讲座》的小册子，是在《中国教育报》连载的十二讲基础上多次修改补充的，希望用最少的篇幅把在识字教学里能用和比较好用的部分凝缩起来讲一讲，因此，我第一追求的是简要和平易，而不追求高深。汉字问题涉及的方面很多，哪些属于最基础的，很难把握。要简要，就容易挂一漏万；要平易，就难以透彻。还有许多问题，只有在《汉字构形学导论》一书出版时再涉及了。感谢在基础教学第一线的许多老师，他们从1995年至今，一直在帮助我把汉字构形学和汉字教学结合起来，并且告诉我哪些内容还需要增补，使这个讲座从《中国教育报》的2.1万字增加到现在的4.7万字。希望我们的工作能引发更多的人重视汉字学基础理论的探讨,重视汉字学基础理论在教学实践中的运用。2王宁2001．9第一讲汉字的性质如果把新石器时代仰韵文化早期定为汉字起源的上限，那么，汉字已经有六千年的发展历史。即使是从殷商甲骨文算起，汉字也已经不间断地发展了三千六百多年。它书写了中华民族的历史，载负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它具有超越方言分歧的能量，长期承担着数亿人用书面语交流思想的任务；它生发出篆刻、书法等世界第一流的艺术；在当代，它又以多种方式解决了现代化信息处理问题而进入计算机，迎接了高科技的挑战。汉字是中国文化的基石。讨论汉字构形问题，首先要明确汉字的性质，因为，不同性质的文字，构形的依据是不同的，维系字与字关系的纽带也不同，分析它们个体构形与构形系统的方法也会完全不同。不明确汉字的性质，就无法讨论汉字的构形问题。讨论文字的性质要依据下面三个原则：第一，文字是记录语言的，文字构形一定要与语言有一定的联系，才能起到语言载体的作用。所以，文字的性质首先取决于这种文字的形体与语言如何联系。第二，文字有自己的演变历史，有些文字——比如汉字——还有相当长时期的发展历史，讨论文字的性质要看这种文字历史发展的全过程。也就是要看这种文字在发展过程中性质是否发生了改变。考察汉字的性质，应当考察从甲骨文开始，历经两周金文、秦代小篆，直至隶变、楷化，从古至今性质是否发生了根本变化，是否有变化的趋势。第三，文字不是孤立的字符，它的总体是成系统的，是按一定的区别原则和组构手段结合而成的体系。讨论文字的性质要看整体系统，而不应拘泥于一字一符或某一类字符。根据第一个原则，世界上的文字只能有两种体系。费尔迪南·德·索绪尔说：世界上“只有两种文字体系：（1）表意体系。一个词只用一个符号表示，而这个符号不取决于词赖以构成的声音。这个符号和整个词发生关系，因此也就间接地和它所表达的观念发生关系。这种体系典范例子就是汉字。（2）通常所说的“表音”体系。它的目的是要把词中一连串连续的声音模写出来。表音文字有时是音节的，有时是字母的，即以言语中不能再缩减的要素为基础。”我们在这里引用索绪尔的说法，是因为在根本原则上，他和我们的想法一致：他把世界上的文字体系分为两个大类，是从文字记录语言的本质出发的。口头语言有两个要素——音和义，记录语言的文字，只能从中选择一个要素来作为构形的依据；所以，文字形体直接显示的信息只能或是语义，或是语音。世界文字体系的两分法，也正是按照文字构形的依据来确定的。根据这个原则，汉字属于表意文字体系。汉字构形的最大特点是它要根据汉语中与之相应的某一个词的意义来构形，因此，汉字的形体总是携带着可供分析的意义信息。从历代汉字的构形系统考察，各共时平面上的汉字的整体系统，都是按表意原则维系的。拿汉字和英文比较，可以清楚看出二者构形依据的不同。例如，英语book直接拼出了意义为“书”的这个词的声音而成为这个词的载体。汉语“册”则用皮纬穿竹简的形态表达了它所记录的书册一词的意义而成为这个词的载体。需要说明的是，就两种文字记录语言的职能而言，它们既是语言的载体，音与义又是密不可分的语言的两大要素，当然同时记录了语言的音与义，表音文字绝非只记录音而与义无3关，表意文字也不是只记录义而“与词赖以构成的声音无关”。在记录语言的词的职能上，表意文字和表音文字并无区别。表音文字和表意文字一样，它的符号都是“和整个词发生关系”，只是他们连接词的纽带有的是语音，有的是意义而已。为了不把文字记录语言的职能和它构形的依据混淆，更准确的称谓应当说，英文是拼音文字，汉字是构意文字。有些理论认为，世界文字发展要经历表形（象形）、表意、表音三个阶段，从这个理论出发，它们认为表意文字处于文字发展的第二阶段，因此必然要继续发展为拼音文字。这个说法首先是不符合世界文字发展的事实，世界文字大都起源于图画文字，但是并不一定都经历三个阶段，表音和表意是图画文字发展的两大趋势。世界上许多古老的文字，例如非洲的古埃及文字，西亚的美索不达米亚的楔形文字等，都经历过由图画文字向表意文字发展的过程，但是，这些表意文字很快就失去了使用价值，变得不可释读了，它们虽然经历了三个阶段，但是就发展趋势而言，向表音发展是其趋势。汉字也起源于图画文字，但是，延续图画象形文字的发展趋势是表意，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汉字顽强地维护着自己的表意文字特点，一方面又不断地为了适应被它记录的汉语而进行了内部调整，成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具有严密系统的表意文字。象汉字一样的表意文字还有不少，它们虽然没有汉字这么长的发展历史，但也绝不是“三阶段论”所能概括的。我们主张“世界文字发展两种趋势”论，不同意“三阶段论”的观点。根据第二个原则，我们需要讨论汉字在漫长岁月的不间断发展变化中，是否一直属于表意文字，是否有向表音体系发展的趋势。汉字在表意与表音的相互促进中，一直顽强地坚持自己的表意特点，不断地采用新的方式，增强个体符形和整个符号系统的表意功能。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当意义发生变化或符形笔势化以后，汉字常要改造自己的符形和对字义的解释，以创造形义统一的新局面。例如，当汉字所记录的词所指的事物发生变化后，汉字总是及时调整它的义符，使之适应事物的特点。“砲”本从“石”，火药发明后，形体演变为从“火”的“炮”。“快”在唐宋本有从“马”的俗字，写作“駃”，交通发达后，马不再代表最佳速度，就由表示“快感”的意义“快”引申了等等。再如，当原初构形的意图因符形演变而淡化，汉字便采取添加意符的方式来增强其表意功能。象形字加义符的如“纹”、“韮”，会意或形声字已经有了相关的义符再度累加的如“捋”、“援”、“歌”等。这些都说明，汉字总要最大限地在符形上增加意义信息，来坚持自己的表意特点。第二、由于书面语与口语可以即时互相转化(口语被记录，则转化为书面语；书面语被读出或唱诵，则转化为口语)，在此过程中，语音信息一时之间会变得异常强烈，加之有些抽象意义的词因义构形又比较困难，因此汉字在甲骨文时代就产生了一批同音借用字，即，不再为某些词构形而借用同音字为符号。例如：“戚”的本义是“斧子”而借作“悲戚”字，“舍”的本义是“房舍”，而借作“舍弃”字，“介”的本意是“甲介”而借作“疆介”字等等。但是，表意的汉字群体对这些脱离意义的音化符号有“排异”作用，为时不久，它们便加上了相关的义符，分别写作“慼”、“捨”、“界”等，再度义化。正因为如此，汉字中的假借字向形声字转化，成为一种规律。形声字是以义符为纲，并利用声符作为别词手段的。第三，汉字职能的发挥，是两个不可缺少的环节合成的，这就是书写和辩认。就书写而言，人们终是希望符号简单易写；而就认识而言，人们又希望符号丰满易识。然而越简化，就越易丢掉信息，给识别带来困难；追求信息量大、区别度大，又难免增加符形的繁度，给记录增加负担。二者的要求是矛盾的。汉字就在这易写与易识的矛盾中，不断对个体符形进4行调整，以实现简繁适度的优化造型。调节字形的杠杆是汉字的表意性质。汉字总是不断减少构件与笔画，来减少书写的困难和减轻记忆的负荷，但是，这种简化一般是在不影响表意与别词的前提下进行的。汉字在第一次规范的时候作过一次有意识的省减，这就是从大篆到小篆的省减，这次省减主要是省去多余的部件。例如：大篆很多从礜的字，小篆都改从辫大篆“集”作亮，小篆作谅大篆“流”作骀，小篆作骁大篆“涉”作骅，小篆作骈这是一次人为的自觉简化。从古文字到今文字的隶变，是一次自发的简化，简化的力度很大，但是，汉代碑刻的隶书文字经过归纳整理后，表意性尚存的占91％左右，马王堆出土帛书传抄上古典籍的隶书文字，保留表意性的占89％以上。现代汉字形声字已达90％以上，义符的表义能度也较好地保留下来。这些都表明，在历史上，汉字不论怎么简化，都不会把应有的意义信息全部舍弃，决定简化程度的下限，一般是汉字表意特性的保留。在这里，我们看不到汉字向表音发展的趋势，只看到汉字顽强坚持表意性的事实。根据第三个原则，我们需要考察汉字不同类型的符号是否都能列入表意体系。其中特别需要论证的，是带有示音构件的形声字是否仍然可以在表意系统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早期形声字主要有三个来源：强化形声字。象形字构成以后，由于识别的需要，为它增加一定的信息。有的增加声音信息，如象形字“星”加“生”，象形字“雞”加“奚”等。这种用声音来强化象形字的方式，很快就没有能产量，不再用来构字了。另一种强化形声字，就是前面所说的，象形字的象物性淡化以后，加表义构件强化它的意义类别从而使原字转化为声符的形声字。分化形声字。分三种情况：第一种，借义分化，也就是前面所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