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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与模式就西方福利国家的发展历史来看,“福利国家体制”的确不是一个该不该存在的问题,而是以什么方式存在的问题。三种分类—补救型福利与制度型福利(沃伦斯基&勒博)—补缺型、工业成就型、制度再分配型(蒂特玛斯)—自由主义福利国家体制、保守-合作主义福利国家体制、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体制(艾斯平-安德森)沃伦斯基与勒博,1958,《工业社会与社会福利》—补救型/剩余型福利:社会福利机构只有在福利提供的正常结构即家庭和市场不能起作用的时候,福利国家才发挥作用。(美国)—制度型福利:福利国家提供的社会服务被认为是“正当的”和“天经地义”的,是现代工业社会的一项首要职能。蒂特玛斯(1958,1974):福利模式的三种理想类型—补缺型—工业成就型社会福利机构在满足社会价值需要、实现地位差异和工作表现和生产力方面具有显著作用。代表国家,德国。—制度再分配型社会福利的提供是根据需要的原则来提供普救性和有选择性相结合的服务,其目标是平等、社会团结。《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自由主义福利国家保守合作主义福利国家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考斯塔·艾斯平-安德森,1990—盎格鲁·撒克逊自由主义福利国家体制;—欧洲大陆保守—合作主义福利国家体制—斯堪的纳维亚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体制研究对象:OECD国家从1990年以后,“福利模式”理论开始逐渐成为一个学科,进入了大学教科书。关于“福利模式的研究由于艾斯平·安德森的原因而成为一个使用非常广泛的专有术语,成为研究福利国家和福利制度比较的主要概念和工具,甚至开创了一门崭新的学科。”这一分析路径把福利体制看成是嵌入在更深层的社会再生产结构中的部分,从而使得社会政策研究者不仅仅关注“技术”层面,同时关注权力问题;不仅关注制度,而且关注结果;不仅关注政府部门,而且关注更大范围的“福利组合”(WelfareMix):公共部门、私人部门与家庭在维持生计和分配福祉上的互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路径;扎实的实证数据;(8年时间3个大型资料库)雄辩的论证;(回归分析,聚类分析)合理的结论;方法论上的优秀之作;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完成结合的研究什么是福利国家?什么不是福利国家?福利国家划分的标准及原因;福利国家的三个世界;福利国家模式的动力学研究。福利国家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然而福利国家是资本主义的修正抑或是资本主义的强化需要深入讨论。反对教科书式的定义:国家对公民的一些基本的最低限度的福利负有保障责任。理由:回避了福利国家的本质属性。反对不假思索地假定社会福利的支出水平能够充分反映出国家在福利方面的责任。理由:(1)并不是真正对福利国家研究,而是为了验证各种互相冲突的理论模式。(2)福利的支出并不均衡。劳动力的去商品化程度(社会权利)分层效应福利中的国家—市场关系劳动力的去商品化程度(社会权利)分层效应福利中的国家—市场关系理由:社会权利是福利国家的核心概念;福利的去商品化水平可以视为衡量社会权利的基本指标。理由:福利资本主义既已消除社会分层为目标又不避免地产生分层效应;福利国家本身就是一种分层化体系理由:人类基本需要是归于私人责任还是公共责任的对比关系展示了福利国家体制的去商品化、社会权利及社会分层结构的关联,因而是区分不同福利国家体制的重要内容劳动力的去商品化:个人福利相对于其收入之外不受其购买力影响的保障程度。劳动力的商品化,来自波兰尼的概念社会权利的提出T·H·Marshall,CitizenshipandSocialclass,1949;社会权利是从少量的经济福利与保障权利到分享社会发展成果,以及拥有按照当时社会普遍生活标准的文明生活的权利。社会权利的衡量:去商品化支配性的社会政策社会权利水平(去商品化)分层效应代表国家自由主义家计调查式的社会救助及有限的社会保险计划较低少数依靠国家福利的穷人及大部分在私人市场中获得福利的中产阶级的两级分化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保守-合作主义以参与劳动市场与缴费为前提的社会保险制度适中占大多数的就业人口与失业人口之间的区别德国、法国、意大利社会民主主义广泛的福利津贴高最大程度上帮助消除社会的阶层不平等,通过支持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打造了去分层化的福利国家丹麦、瑞典、挪威、芬兰、冰岛自由主义福利国家体制—市场倾向;—家计审查基础上的救济;—去商品化程度低;—两级的分层化;—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收入维持•社会保障•失业保障金•工人补偿金•补充保障收入计划(SSI)•贫困家庭临时救助•一般救助膳食营养•食品券•学校午餐和早餐•妇女儿童特别补充营养计划(WIC)•集体用餐•流动餐车卫生•医疗补助•针对老年人的医疗照顾•公共卫生社会服务•儿童保护服务•社区精神健康服务•对儿童的日间照顾和学龄前教育•就业服务•职业培训•老年人、残疾人照顾•职业恢复(保守)-合作主义福利国家体制—混合经济;—以就业为基础、地位差异的社会保险体系;—去商品化程度居中;—以职业分层为特征的分化;—专制主义、威权主义的国家传统一般制度。包括工业、商业和服务业中的劳动人口,分为社会保险、工伤保险和家庭给付三个部分。(60%)专门和特别制度。专门制度包括部分公共部门雇员,如国铁公司、法兰西银行、军人、神职人员等;特殊制度包括国家公务员、地方公务员、战争遗孀和孤儿等。法国共有120个专门和特殊制度。(20%)非农领薪者制度。包括商人、艺术家、自由职业人士等非农业领域的非领薪者。(10%)农业制度。属于农业人口的专门系统。(10%)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体制—国家福利:普遍主义的福利津贴;—充分就业;—去商品化水平高;—社会平等与团结(Solidarity)—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老年福利•基本养老金•国家补充养老金(收入养老金)医疗•医疗保障计划•医疗现金补贴失业•工会关联方案•劳动力市场支持方案家庭•家属津贴•父母假期•社会援助住房•中央政府住宅津贴•联合住宅津贴•老年人住宅补充津贴在我们所研究的各个国家中,除工人阶级动员变量以外,在其他方面都或多或少有相似之处。而我们在这三种类型中都发现了强大的工人运动与工人政党的因素。体制差异背后的历史动因是互相作用的。它们包括:其一,工人阶级政治结构的格局;其二,政治联盟在农村经济转向中产阶级社会过程中的增效作用,政治联盟结构的问题具有决定性作用;第三,以往的改革对于阶级选择倾向和政治行为的制度化有着决定性的贡献。研究在这三种福利国家体制类型中发现了不同的阶级组合,这种阶级组合不仅揭示了它们的既往历史,也预示了它们的未来前景。没有将家庭的福利功能考虑在内;没有办法将日本与韩国等东亚工业化国家安置在恰当的位置。—激发了东亚福利体制研究。儒家福利国家——关注文化非正式福利体制——关注家庭作用发展主义福利体制关注社会政策的政治经济特征生产主义福利体制代表人物:琼斯;怀特&古德曼;梅志理&邓;权(Kwon);Holliday凯瑟琳·琼斯(CatherineJones1990,1993)认为在东亚占主流地位的儒家文化代表了一种独特的社会发展与福利体制的意识形态,并从一开始就决定了这些国家福利制度的走向。“没有工人参与的保守合作主义,没有教会的社会救助,没有公平的社会团结,没有自由(liberty)的放任主义:所有的都可以归纳为一种‘家庭经济’福利国家——在一个自许的,儒家传统的,扩展的家庭模式下运作。”对文化解释的批评:没有办法解释变化。Midgley(1986)《工业化与福利:四小龙的案例》东亚四小龙中福利制度中存在的“发展主义”,即追求经济目标的倾向。发展型福利的源流可以追溯到俾斯麦的社会保险体制。在那里,社会政策并未触及人类福祉、社会公正、再分配等价值目标,而是作为达成经济政治化目标的工具。东亚福利体制中的“发展主义”概念更囊括了东亚追赶型快速工业化的发展战略下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国家动员口号乃至政治合法性来源。一些学者用“发展型”来描述上一世纪30年代斯堪的那维亚国家以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就业培训为核心的社会政策。(Dahletal.,2001)1966年,联合国经济与社会委员会通过一项决议,强调经济与社会的互动,并将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结合起来。这一决议后来为一群社会政策专家细化,他们主张发展中国家应追求一个统一的社会经济发展计划,批评经济学中存在的在社会现象与经济现象划分界限的做法,把社会发展从经济发展中分离出来。目前仍有一批学者(Hall&Midgley,)及联合国社会发展部门(UNRISD,2001等)致力于振兴福利发展主义,寻求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携手并进的方法,国内近年来受热议的发展型社会政策(张秀兰,2007;徐道稳,2008等)与此路径在理论资源方面密切相关。同:强调社会政策与经济发展的兼容性;经济发展离不开社会政策;社会政策应有助于经济发展;投资于教育、健康等人力资本。异:经济发展是目标还是手段?普遍性、社会公正、公民参与还是选择性、效率优先与官僚决策?核心特征社会投资范围社会政策决策代表地区选择性福利发展主义生产型选择性社会投资威权政治香港、新加坡融合性福利发展主义生产型普遍性社会投资民主治理民主化以来的韩国、台湾社会政策基本特征社会政策服从于经济发展目标社会政策目标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政治合法性社会政策优先社会投资优先;政治重要群体优先贡献型社会保险计划优先社会权利有限的公民社会权利承诺福利混合国家承担有限的救助,主要发挥规制者的作用;家庭是福利的主要承担者,并受政策鼓励福利结果去商品化程度较低去家庭化程度较低分层效应强化生产性要素:资金、技术等生产主义福利体制尽管比较好地适应了东亚国家整体经济发展战略,尤其它对教育等社会投资的重视为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持续的动力。但是生产主义福利体制本质上对社会公平、公民基本社会权利等价值的漠视,对非正式制度安排——家庭福利的倚重,以及可能产生的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等都为该体制的不稳定埋下阴影。政治体制变化或新政治力量的崛起,如民主化进程、公民社会运动,人口老龄化、经济目标变化或经济危机等都将在一定程度上挑战生产主义福利体制的基本原则与主要做法。自由主义自由限制政府的活动,取而代之的应是以市场为基础的服务,并以私人慈善机构为主,以实现最小的国家干预,服务有真正需要的人民。哈耶克、弗里德曼;社会民主主义自由、平等与团结,既是真正民主的前提,也是真正的民主的成果。政府可以扮演积极角色,通过各项社会政策,提供各项福利服务,保障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令人民充分享有社会及经济权利。马歇尔等—自由的价值是至高无上的,不应因为社会平等的目标而有任何妥协;—贫富悬殊和社会不平等在道德上是正确的,应该让它自发地存在和发展;—一些福利国家过去所奉行的平等策略—即用各项社会福利政策进行财富再分配,已达成社会平等的目标,不但会危害个人自由,而且是完全没有道德理据的。自由观:指免受(freedomfrom)外在力量的压迫、饥饿、无知及恐惧的影响,能够自由参与(freedomto),自决命运及个人前途。平等观每一个人都有平等的价值、尊严及权利,有平等的权利去控制自己的生命,去影响社会的运作。团结观人与人之间是互相依靠的,通过互相合作,建立社会,达到共同目标。团结是达致平等的条件,既是民主社会的根本概念,也是福利制度的基本理念。社会政策,作为一个从社会科学多门学科中吸收营养的应用型研究领域,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都深深地植根于西方政治哲学中。其现实根源,则是为了解决市场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所面临的不确定情况下的福利保障问题。第一,有一个合法的国家(alegitimatedState);第二,有一个普遍的劳动力市场,从中人们获得基本生活来源(basisofmanypeople’slivelihoods)。在此,一个没有言明的假设是,存在一个成熟的,完整的,受规制的金融市场,提供保险及储蓄。第三,西方社会政策的核心(nutshell),是假设了一个资本主义的制度且相对自主的国家。它被用来描述那些已转入“
本文标题: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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