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经济的发展史

英国经济的发展历程英国经济的发展是依据其特定的自然环境所决定的,从15世纪到如今虽然发展曲折但是它是一直走在世界经济发展的前沿,从最早注重国家控制的重商主义，到后来完全依靠经济规律的自主义，再到强调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然后到发挥个体功用的撒切尔主义，最后到“第三条道路”，国家控制与市场作用一边冲突，一边缩小着各自理论体现上的差异，直到融合为“第三条道路”。当然，“第三条道路”也并非完美，英国经济仍将在这种文化物质的影响下继续发展。下面通过不同的方面来进一步的了解英国经济的发展历程.走出重商主义的樊篱英国曾是重商主义的故乡，但斗转星移，当英国完成工业革命，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之后，历史上功不可没的“重商主义”，却成了“明日黄花”。贸易保护主义受到挑战，《谷物法》和《航海条约》被相继废除，英国逐渐成为了自由贸易的国家。15世纪末，航海业空前发展，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欧洲商人为之狂喜。从前，他们只能往返奔波于地中海沿岸，可如今太平洋、大西洋乃至全球，都成了他们做买卖的市场。活动空间的扩大，意味着他们有了更多的机会，去赚取那亮闪闪的黄金白银。英国的海岸线很长，外贸条件得天独厚，伦敦、利物浦成了繁忙的港口城市。美洲的土豆、蔗糖和咖啡，亚洲的瓷器、茶叶及烟草，走进了寻常百姓家；而英国货，也源源不断地卖到了世界各地。1600年成立的“东印度公司”，垄断了中英、印英间的贸易往来，把在印度种植的鸦片，转卖给中国，赚取了丰厚的利润。1610年至1640年，英国的外贸额增长了10倍。商业贸易飞速发展，国家财富增长很快，英国呈现一片欣欣向荣之景。无怪乎，经济学家威廉·配第得出结论：“从业之利，农不如工，工不如商。”贱买贵卖让商人们富得冒油，一个个腰缠万贯，世人对他们刮目相看：追求利润，天经地义；发财致富，世人仰慕。商人们可以通过购买土地，成为贵族，出席议会，在政坛上也有了发言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控制了政权，于是，他们需要一种理论，来说明商业的极端重要性，去争取政府有力的支持。商业的繁荣兴旺，使“重商主义”风靡一时。重商主义者认为，金银是至高无上的，它代表真正的财富，国内贸易不能增加金银，所以应扩大贸易顺差，转从他国获取。如何取得贸易顺差？简而言之，就是奖出限入。一方面，给出口商予以补助，降低出口产品的成本，使其在国际上更有竞争力；另一方面，对进口商品征收高关税，让进口商获利甚少、或无利可图，迫使他们放弃进口。采取这些措施，国家会受益匪浅：日进斗金，不仅可维持王室的开支，改善民众的生活，更重要的是，这代表着更多的舰队、更广阔的殖民地、更大的市场、更丰厚的利润，在这个“良性循环”中，国库会日益殷实。重商主义者构建的“蓝图”，果然让政府动了心，为争做世界霸主，英政府不但接受了“重商主义”的政策，而且还以家长身份，参与世界贸易竞争，庇护本国工商业者的利益。17世纪，为扩大本国的航运市场，颁布了《航海条约》，规定某些国家的土产品只能卖给英国，并且，卖给欧洲的货物，只能由出口国或英国的船只运输。当时，原料出口国的运输能力微不足道，只有荷兰能和英国一争高低，条约的针对性，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对这种霸权主义行径，荷兰并没有“逆来顺受”，50年代，打了4次英荷战争，可都被英国打败，荷兰最后只好就范。在“重商主义”的指引下，英帝国四处伸手，占领的殖民地越来越多，号称“日不落帝国”。然而，斗转星移，当英国完成工业革命，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之后，功不可没的“重商主义”，却成了“明日黄花”。工业革命前，英国是一个农业国，限制外国农产品进口、保护本国农业，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从中世纪起，为了维护本国农民的利益，英国实行《谷物法》，该法规定：除非国内粮食稀缺、价格高昂，否则不得进口，通过高关税，避免与外国农业的竞争。工业革命后，绝大多数英国人从事工商业，《谷物法》对他们并无好处，粮价高，生活费用就高，工人对工资的要求也高，工商业主面临“两难选择”：要么工人罢工，工厂不能运转；要么提高工资，自己的利润减少；英国工业在全球一马当先，产品丰富、竞争力强，迫切要求拓展海外市场，而长期实行保护贸易政策，不利于产品外销。以废除《谷物法》为契机，工商业者要求实行自由贸易政策。但是，在《谷物法》的兴废问题上，英国的两大政党各执一词。托利党（即后来的保守党）代表土地贵族的利益，主张继续执行保护贸易政策；辉格党（即后来的自由党）代表工商业者的利益，要求实行自由贸易政策。经济形势的变化，呼唤新的政策，于是又对理论提出了创新的要求。在此期间，有两位经济学家格外引人注目，他们就是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斯密为支持自由贸易，提出了“绝对成本”学说。他说，人的本性是利己的，都希望用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让人们自由参与国际分工，让商品自由交易，会使国家利益最大化；在此基础上，李嘉图又进而提出了“比较成本”学说，他认为，每个国家都有自身优势，生产本国成本较低的优势产品，然后拿到国际市场出售，大家互通有无，贸易双方便都能以较小的代价，获得各自的需要，可以达到“双赢”的效果。随着国际分工理论渐渐深入人心，废除《谷物法》，已是大势所趋。1839年，反《谷物法》同盟在曼彻斯特成立。不久，皮尔（SirRobertPeel）出任保守党内阁的首相，但他并不坚持保护主义的政策，在任期间多次降低关税，并于1846年废除了《谷物法》，他解释说：“在发明方面，在工作方面，在才能方面……所有方面，我们都站在世界的前面，我们还会怕竞争吗？”这是实情，英国的工业生产占世界的一半，是“世界工厂”。但是，历史却跟他开了个玩笑：保守党不能容忍他的“背叛”，他的内阁被党内人士推翻，“前瞻性”使他结束了政治生命。但是，贸易自由化的潮流浩浩荡荡，不可逆转。三年后，贸易保护主义的另一条约———《航海条约》也被废除，英国也逐渐成为自由贸易国家，自由贸易政策展现出它的巨大功效。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曾在《煤的问题》一书中无不自豪地说：“自由贸易，曾使地球上不少地区自动向我们进贡。北美洲与俄罗斯平原是我们的麦田，南美洲有我们的放牛场，秘鲁赠送她的白银，黄金从加利福尼亚与澳大利亚流到伦敦，中国人替我们种茶，西班牙与法国是我们的葡萄园，地中海是我们的果园……”产业革命一马当先“圈地运动”和殖民掠夺，不仅使英国人积累了资金，而且也为其提供了无限的商机。伴随着工业技术的不断改进，交通运输的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大踏步地向前迈进。到19世纪30年代，英国的产业革命已大功告成。轰鸣的机器、高耸的烟囱、规模化生产，曾是产业革命的象征。因为它，工业、农业、运输业，乃至整个经济社会，可谓日新月异，显现出勃勃的生机。英国的产业革命，发生于18世纪70年代，比起西方其他国家，至少早了半个世纪。一个弹丸之国，为何在产业革命的进程中，能一马当先、独领风骚呢？话，还得从300年前“圈地运动”说起。英国的“圈地运动”，历来为千夫所指，被人文主义者喻为“羊吃人”。但从纯经济学的角度看，它实属必然。16世纪，世界贸易的帷幕，已经徐徐拉开。在当时的国际市场上，羊毛制品大受消费者欢迎。而毛织业，恰好是英国的主打工业，故而在出口上很占优势。可是，作为原料的羊毛，由于需求量大增，供给不足，价格猛涨，一时间，羊毛在世人眼里，贵若黄金，炙手可热。精明的农场主发现，同一片土地，假如用来养羊，会比种植业成本更低、赚头更大。于是，为扩大牧场，他们贪婪地圈占公地、焚毁村庄，使用暴力驱赶农民，大量的农民流离失所、背井离乡。这就是历史上第一次“圈地运动”。可是，到了18世纪，羊毛的供应趋于饱和，而随着人口的增长，粮食需求急剧上升，尤其是到拿破仑战争期间，进口粮食的通道被封锁，供应更显紧张。于是，为了扩大耕地，又发生了第二次“圈地运动”。“圈地运动”，就本质而言，是一场土地私有制的初始界定，它为城市工业的发展，加油添料，提供了劳动力和物质准备。农民失去了土地，那些原本“自给自足”的自耕农，像一颗颗石子，在历史的长河中，悄悄地沉淀了：在农村，人们无以为生，自然就涌向城市，成为工业的后备军。经过两次“圈地运动”，农村的自然经济已不复存在，土地贵族大发横财，积累了大量的资本，他们不再“亲自”经营土地，而是转租出去，坐收地租；农业资本家仿效工业的管理，雇佣“农业工人”，采用先进技术，并一改分散经营的传统，实行机械化作业。这一改变，结果使种植业、畜牧业飞速发展，产量大增，城市所需的粮食、工业所需的原料，也因此有了足够的保证。对宗主国来说，殖民地永远是廉价的原料产地和广阔的销售市场。所以，英国绅士虽然保守稳重、温文尔雅，但是，发财致富的欲望，使他们四处点火，频频发动殖民战争。“日不落帝国”的旗帜，插到了各大洲。英国在殖民地间进行贸易往来，获得了不菲的收入。当时，有一条致富捷径———“三角贸易”：从英国带些工业品，到非洲西海岸交换奴隶，运往北美，再将当地货运回英国。每次往返，可做三次交易，利润惊人。如17世纪时，在非洲，每个黑奴的离岸价是25英镑，而在美洲，每个黑奴可售150英镑，利润率高达500％。除了贸易往来，英国还通过战争、签订不平等条约、殖民统治等政治手段，直接掠夺殖民地的财富。无怪乎，那些频繁往返于殖民地的英国人，回国之后，一个个都富甲一方。商人们的发财梦，在殖民地大都“梦想成真”！英国人素有节俭的传统，他们从殖民地赚足了钱，可并没有像法国人那样，奢侈浪费，大肆挥霍。他们把资本积累起来，用于投资，兴办各类产业，这种品行，曾被拿破仑戏称为“店主人”。其实，“圈地运动”和殖民掠夺，不仅使英国人积累了资金；而且也为其提供了无限的商机。落后的殖民地，对英国的工业品趋之若鹜，需求量极大。工业品奇货可居，利润丰厚。于是英国工厂纷纷加大马力，不断扩张规模。这样一来，原有的产业工人，相对于日益增长的投资需求，就显得不足。要生产更多的产品，赚取更多的利润，资本家不得不考虑，如何用机器去代替人手。于是，一场改进技术、改良机器的创新浪潮，在英伦大地悄然兴起。技术革新，是产业革命的火车头。伴随着工业技术的不断改进，社会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大踏步地向前迈进。在当时的英国，纺织部门是技术创新的排头兵。1733年，约翰·凯发明了“飞梭”，使织布速度加快，布面加宽。织布技术提高了，纺纱相对不足，出现了纱荒现象，为此，1751年，皇家学会悬赏征求“能同时纺6根棉纱的机器”。1764年，哈格里夫斯发明了“珍妮纺纱机”，能同时纺8根棉纱；1768年，阿克赖特以瀑布为动力，发明了水力纺机；1779年，克隆普顿发明了走锭精纺机，进一步加快了纺纱的速度；1782年，瓦特在单动式蒸汽机的基础上，又制成复动式蒸汽机，它的出现，使机器从根本上代替了人力，人类社会由此进入到一个“蒸汽机的时代”。蒸汽机以煤为燃料，制造它需要铁，于是，在重工业中，也发生了技术革新，采煤业、炼铁业的效率大大地提高了。如果把整个经济活动比作躯体，那么，交通运输就是躯体的“动脉”。动脉通畅了，躯体才能伸展自如。同样，原料的运进，产品的输出，都离不开车船与道路。在商品传输途中，倘有闪失，经济的“链条”就会脱节，旷日延时不仅会给商家增加成本，弄不好还会血本无归。为着手解决这一问题，1760—1830年，英国大兴土木，到处架桥铺路，开凿运河。产业革命前，从伦敦走到爱丁堡需10天，产业革命后，只需2天；水运的费用，比陆运更低，从利物浦运煤到伯明翰，运费只相当于陆运的1／4。道路顺畅了，又反过来对交通工具提出了新的要求。蒸汽列车的出现，使车速提高了3倍，不久，铁路以其方便快捷的优势，渐渐取代了水路、陆路，成了运输业的“龙头老大”。19世纪30年代，英国的锻压设备已一应俱全，加工机床也已出现，人们已经可以用机器去制造机器，这标志着历时数十年的产业革命，已大功告成。此后，英国经济一日千里，社会发展开始“起飞”，受英国产业革命的带动，欧洲大陆和北美的一些国家，也相继进行了产业革命，人类文明从此“焕然一新”。伦敦：世界的金融中心伦敦通讯便捷、金融机构众多、员工经验丰富；政府“诚邀天下客”，敞开大门，欢迎各路财神一起竞争；它的金融机构，深得世人信赖。国际上的金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