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经济学的发展溯源

第1页8/26/2019第1章现代经济学的发展溯源1.11776年以前的经济学思想1.1.1古希腊时期的[1]柏拉图与色诺芬现代意义的经济学理论，公认是从18世纪开始发端的。虽然远在古希腊、古罗马时代，就零星出现—些先哲智者讨论经济学领域里的一些问题，如商品价值的来源问题、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区别问题、劳动分工与生产率等等。但系统地探索价值理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以及经济社会中所存在的各种问题的经济学专门著作，是1776年出版的亚当·斯密的《国富论》[2]，以及在此前后开始出现而被后人称之为“古典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的著作。早在古希腊时期，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和哲学家苏格拉底有两位名气起码不比他小的学生，在被后人誉为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的同时，也完全可以称得上是著名的经济学家。其中一位是柏拉图(Plato,B.C.427-347)；另外一位是色诺芬(Xenophon,B.C.430-355)。这两位唯心主义哲学早期的代表人物，因为坚定地跟随其老师苏格拉底，拥护斯巴达的贵族专制，反对当时作为整个希腊的统治中心的雅典奴隶主的民主政治制度，而长期被迫流亡在外，而他们对经济学的早期研究在当时的思想认识水平之下是超前的。柏拉图在他40岁那年即公元前388年，结束了长达11年的流亡生活被准许回到雅典。他继承先师遗志开办了一所名叫“阿卡德弥亚”的哲学学院，以讲学为生。在他那不朽的著作《理想国》和《法律论》中，阐述了关于农业、交换和货币的观点，较为深入地分析研究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和劳动分工，并从社会分工的角度出发，来论证管理国家的原则。在《理想国》中，他甚至使用生产率的分析方法简单地推算出城市的理想规模是1054人，可说是西方历史上研究经济学的第一人。他的同门师兄Xenophon，虽然同受他们老师苏格拉底一案的牵连，但运气要好得多。Xenophon流亡期间因积极参与雅典的军事远征，并屡立战功，于是不仅获得了赦免，还得到了一处庄园和一大群奴隶作为奖赏。这使Xenophon有条件更多地进行一些理论的思考和抽象。他在《经济论》中首次指出了商品具有两种用途，其一是直接使用，其二是用于交换。所有的史料证明，他是最早提出价格随供求关系波动，同时这种波动将直接影响社会劳动的重新配置的学者。在另一部代表著作《雅典的收入》中，他指出了社会劳动分工有益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他还认为分工程度的高低是与市场规模的大小有直接联系的，此外他还详细论述了作为希腊的中心城市雅典的人口与百业。色诺芬与柏拉图一样，都强调劳动在形成商品价值或价格中的重要作用，算是西方研究价值论的先驱者。1.1.2古希腊时期的亚里士多德与中世纪的阿奎那亚里士多德(Aristotle,B.C.384-322)也是古希腊时期为数不多的研究经济学问题的人之一，是柏拉图的学生。但在理想国家的组织方面，他与其老师有着很大的分歧。柏拉图主张贵族寡头政体，而亚里士多德则主张有限的奴隶主阶级民主政体。与柏拉图、色诺芬不同，他比较强调商品的使用价值，认为商品的价值大小取决于商品为人所带来的效用。因为当时在讨论价值的形成时，劳动价值论不能解释石头与钻石的例子。即：当一个人漫步在南非海岸边时，他可能弯腰就捡起一块儿钻石，而另一个人漫步在北戴河的海岸边时，他即使是弯腰无数次也只能捡起一些石头。虽然他们所花费的劳动是相同的，但是其价值和价格却相差十万八千里。效用价值论除了承认劳动在价值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之外，更强调大自然的赐予。认为花费同等劳动的商品由于其带给消费者的效用是不同的，因而应当具有不同的价值。亚里士多德的主要论著为：《政治论》和《伦理学》，在其中阐述了他的分工、交换、货币等经济思想。古罗马的卡多(Cato)、中世纪的托马斯·阿奎那(ThomasAquinas,1225-1274)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效用价值论，而古罗马的西塞罗(Cicero)和中世纪的奥古斯丁(St.Augustine)、马格鲁(AlbertusMagrus)则继承了柏拉图和色诺芬的劳动价值论。阿奎那是西方中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和神学家，出生于一个意大利的贵族家庭。14岁时就已第2页8/26/2019经把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书籍读得滚瓜烂熟，后来加入道明会做了会士，并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基础上建立了他自己的系统的神学理论。他的第一本著作是《神学大全》，但在讲述上帝故事的同时，其中也不乏经济理论的论述。阿奎那对经济或者说对整个人类社会最主要的贡献是继承并发扬了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观点，认为私有财产是维持人类社会秩序的重要基石，也是维持公众良好生活所必需的工具。为了与教会私有财产是人类罪恶行径的根源的看法相协调，他也主张“在必要情况下实施完全的公有制也是合理合法的”，以及“当一个人在极端需要的情况下，若他发现无人能供给他的需要，那么就可以自行取用别人的物品。这种偷窃是无罪的”。1.1.3重商主义与重农主义重商主义(Mercantilism)是对15-18世纪盛行于西方各国的经济理论与实际政策的统称，其内容涵盖国际经济关系、贸易管制等方面。18世纪，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开始出现“商业制度”(CommercialSystem)一词，用以区分重商主义与重农学派(Physiocrats)的区别。19世纪的德国，人们开始用“Merkantilismus”来形容当时的经济理论与政策，与之相应的英文就是Mercantilism，即重商主义[3]。18世纪与古典经济学派几乎同时崛起的还有重农主义(PhysiocraticThought)，在法国也曾产生过很大的影响。18世纪50年代之前，法国的农业、工业皆陷入严重的困境中，税制系统混乱又缺乏效率，重商主义的政策阻挠了国际贸易的顺利发展，同时也妨碍了农业的发展。因而受到了以奎内(F.Quesnay,1694-1774)、密拉波侯爵(Marquis.DeVictorRiquettiMirabeau,1715-1789)、杜果(AnneRobertJacquesTurgot,1727-1784)等人为代表的重农学派人物的批评。奎内出身贫寒，家中无钱供其接受系统完整的教育，从小便跟随一位游医行走江湖，直到24岁时才自己开业行医。平凡医生做了30年，年过半百时红鸾星动，经上流社会一位叫庞巴杜夫人(MadamedePompadour)的大力推荐，一下子做了路易十五(LouisXV,1715-1774)的御医，并搬进凡尔赛宫居住，得以结识当时的著名学者。1756年，国王路易十五委托大哲学家狄德罗(D.Diderot)负责主编《大百科全书》，在这位经常自己和自己吵得不可开交的反传统大师的约请之下，年逾60的奎内为《大百科全书》撰写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经济学文章《农业家》(Fermiers)，次年再发表《谷物论》(Grains)，这两篇文章的内容顶多是普及水平的，但是由于抨击时弊而引起了人们的格外注意。次年奎内再接再厉，独立成篇地又发表了《经济表》(Tableaueconomique)。《经济表》的发表足以奠定奎内本人在经济学史上的一席之地，因为在19岁便拿下社会学硕士、22岁便获得柏林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的美籍前苏联经济学家华西里·列昂惕夫(WassilyW.Leontief,1906-)，在因投入产出模型而获得197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时公开承认，他的投入产出模型的建立方法受到了奎内的重要影响。有人认为：从卡尔·马克思(KarlMarx,1818-1883)在其《资本论》中关于再生产理论的论述中，也可以发现奎内《经济表》的思想痕迹。奎内的《经济表》在当时的影响力就很大，1758-1759年两年里就再版了三次。1766年，为进一步解释原经济表艰涩难懂的思想，奎内又出版了他的《经济表之分析》(AnalyseduTableauEconomique)，提出其简易范式。他将人口分为四个阶层：占五成的生产阶层和各占二成半的地主阶层和非生产阶层，用一个数字化的表格来揭示社会各阶层的投资、生产与所得的循环流程。奎内关于报酬相对于投入不变的假设被他的学生杜果发展到报酬相对于投入递增和递减的情况，但当杜果后来坐到财政部长的宝座上并开始按照其老师的理论付诸实施时，却受到保守派的阻挠。重农学派认为只有耕种土地的生产阶层才创造财富与价值，反对关税及其他贸易壁垒，主张资源的自由流动和稳定的经济增长。他们甚至注意到消费不足和经济剩余对经济增长的消极作用，因此，在抨击非生产阶层奢侈消费的同时，并不反对生产阶层的奢侈消费和巨额支出(HeavyExpenditure)。从这一点来看，重农主义的经济学思想在今天也是能够找到知音的。1.2古典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1.2.1古典经济学思想的系统建立者亚当·斯密第3页8/26/20191776年，毕业于英国格拉斯哥大学(Glasgow,1740)、曾在牛津大学深造、并在母校担任道德哲学和逻辑学讲座的亚当·斯密(AdamSmith,1723-1790)，在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公爵(DukeofBuccleuch)的慷慨资助下，回到故乡潜心写作，十年磨一剑，终于出版了他的第二本学术著作《国富论》(AnInquiryintotheNatureandCausesOftheWealthofNations,他的第一本学术著作是1795年出版的《道德情操论》TheTheoryofMoralSentiments)，由此奠定了他作为古典经济学派创始人的地位，而且也被公认为现代经济学的发端。虽然在比亚当·斯密早一些的时候，英国的约翰·洛克(JohnLocke,1632-1704)也曾明确地提出过关于商品价值的三法则，而与亚当·斯密同时期的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威廉·配第(WilliamPetty)也曾为劳动价值论做出过初步的贡献，但的确是亚当·斯密系统地讨论了这个问题。关于自由经济的思想，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面精辟地写到：“每个人都在力图使用他的资本，以使其生产品能得到最大的价值。一般地说，他并没有企图增加公共福利，也不知道他所增加的公共福利有多少。他所追求的仅仅是他个人的快乐、个人的利益。在这样做时，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去促进一种目标，而这种目标决不是他所追求的东西。由于追逐他一己的私利，他经常地促进了社会利益，且其效果要比他真正想要促进社会利益时所得的效果还要大。”(参考教材145页)这样一段话所揭示的自由经济体制的实质在于：每一个市场参与者首先要做好自己的事，首先要追求使自己的产品或者服务都能得到最大程度的价值提升。这是一种看似极其功利，实际上又极其公平的原则。其功利性质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推进力是显而易见的，而其公平性则表现在对每个人来说，都有机会达成其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虽然说，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仍然会存在，而产生差别的原因可能只在于其初始禀赋(即初始时的财富)的不同，包括初始资本禀赋(非人力财富)和初始人力禀赋(与家庭经济条件有一定相关程度的身体健康程度以及与家庭经济条件有很大相关程度的受教育程度等)。一个人一生所能消耗掉的财富是有限的，他的能力再大，每天也是三餐饭，每顿饭也只是那几口。如果一个企业家通过努力经营，挣得了巨额的财富，只要他不是将它藏在地窖里，而是将其存在银行，就可转化为投资。根据投资乘数的原理，这笔投资最终会引起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而且增加的数量要相当于该笔投资的若干倍。如果我们假想一个相反的原则：每个市场参与者都本着为其他人“服务”的思想，只要其回报能够维持其最低限度的生存条件即可。那么这样的原则显然不能作为一种体制的基础，因为它不具备使社会能达到均衡稳定的基础，从根本上说它与人类自私自利的天性相违背的。除非社会上所有的人，都能坚持这样一个原则，不然的话只要有个别人不愿按照这样一个原则来行事，就会迅速引起他人攀比，结果会造成整个社会的震荡，因为在这样一个原则之下的经济体系缺乏均衡性质，同时也是不稳定的。1.2.2古典经济学思想的创始人配第和完成者李嘉图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产生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迅速发展并逐渐占据支配地位的17世纪中叶，是在重商主义理论体系逐渐瓦解的基础上为了适应新兴资产阶级反封建的需要而产生的，其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