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广研究述略

第37卷第6期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11月Vol.37No.6JournalofTangshanNormalUniversityNov.2015──────────收稿日期：2015-04-26作者简介：王福栋（1980-），男，河北宣化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学。-50-李广研究述略王福栋（淄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人文科学系，山东淄博255130）摘要：学界关于李广的研究开展很早，这些研究成果的主要研究方向有关于李广生平的考证、李广悲剧的分析研究，以及有关《李将军列传》的创作研究和文学作品中李广形象的接受研究。关键词：《李将军列传》；李广；研究综述中图分类号：I207.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115(2015)06-0050-04DOI：10.3969/j.issn.1009-9115.2015.06.014AStudyonLiGuangWANGFu-dong(DepartmentofHumanSciences,ZiboNormalCollege,Zibo255130,China)Abstract:TheacademicresearchonGeneralLihasalonghistory.ThemainresearchincludesthelifeofGeneralLi,theanalysisandresearchonhistragedy,thecreationofBiographyofGeneralLiandtheacceptationontherenderedimageinliteraryworks.KeyWords:BiographyofLi;LiGuang;study李广是我国几乎家喻户晓的一个著名的汉代将领，“冯唐易老，李广难封”①已经成为形容仁人志士不得志的固定说法。古今关于李广的研究也有很多，本文现对近些年来关于李广的研究状况做一扼要阐述。学术界关于李广的研究多从史学和文学两个角度出发。关于李广的史学研究最常见的就是考证类的文章，以及探讨李广形象在古代诗文中的形象的文章，而后者数量则远大于前者。关于李广的文学研究相对于史学研究则要繁荣很多，既有专门分析《史记》中李广形象的文章，也有阐述李广形象接受史的文章；既有分析《李将军列传》艺术特色的文章，也有这对李广和其他人物形象进行对比的文章；既有零星的小文章，也有一些学位论文专门研究李广形象。总之关于李广的研究，角度很多，风格各异，不一而足。下面笔者将逐一对这些文章进行归纳和阐述。一、关于李广生平的考证类研究历史上的李广和史书中的李广以及文学作品中的李广并不是一个人，而最根本的当然是历史上的李广。关于李广的考证，文章不多，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李广生平的某些考证，一类是关于历史上真实的李广的探讨。前者如赵满海的《李广两任上郡太守考论——兼论〈史记〉、〈汉书〉互校》[1]算是其中比较优秀而且具有代表性文章。“司马迁与班固都认为李广在汉武帝时曾担任未央卫尉，但前者认为李广是由上郡太守转任此职，后者认为李广在出任该职之前担任陇西太守，为此他将《史记·李将军列传》中‘徙上郡’三字略去。后世学者大多吸收了班固的看法而放弃了司马迁的观点。”这篇文章的作者通过考察“徙上郡”的意义和讨论汉代一个人是否能够不连续地担任同一官职，并结合其他学者的观点，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支持司马迁原来的说法，认为李广可能先后两次出任上郡太守，一次在平定七国之乱后不久，另一次在景帝中元六年前后，并在第二次任上郡太守时转为未央卫尉。这篇文章对我们了解李广生平是有益处的。关于李广之死的真实原因，多数学者都认可司马迁的说法，比如聂石樵就认为以卫青为代表的统治阶级是造成李广之死的罪魁祸首，是卫青对李广的排挤和打击造成了李广的自杀[2]。张小锋的《漠北大捷与李广之死》[3]则与此相反，他非常认可汉武帝对李广在最后一战中的安排，而且结合杨生民先生的意见认为卫青也是王福栋：李广研究述略-51-无辜的，把李广之死的主要原因归于李广个人的素质和性格。并且进而分析了多数学者同情李广的原因在于司马迁抱着一颗同情之心描写李广，因而描写方法也就带有倾向性。二、关于李广悲剧的分析研究“李广难封”是对李广悲剧命运最简洁的概括了，正如丛月明先生所言，“李广难封”已经成为了一个文学命题[4]，甚至已经突破了李广单个人的命运悲剧，成为了一种社会普遍的现象，值得很多人去思考。所以关于李广到底为何“难封”的原因就有诸多的推测，2007年李丽女士一篇《20世纪80年代以来“李广难封”问题研究》[5]以及巩宝平先生《李广难封之因诠释》[6]基本上捋清了现当代学者对“李广难封”问题的各种代表性看法，这些看法大致可以归为内外两方面，一些学者认为“李广难封”的内因是其自身性格上和能力上的缺陷造成的，当然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是西汉的制度及统治者对李广的态度等外部因素造成了“李广难封”，部分学者还认为是外部原因加上李广自身的缺陷造成了李广最终的“难封”结果。性格决定命运是人类社会的一条普遍规律，所以关于李广悲剧性格的分析就显得很必要。一般的分析文章都是这样总结李广的悲剧性格：心胸狭窄，多勇力而少智谋，自负而无自知之明。还有一些文章依据《李将军列传》的文字，提出了新的观点，例如郭庆林的《试析“飞将军”李广的弱点》认为李广少文才而不善与人沟通，依据是李广治军时多依靠行为感动士兵而不是法律条文（这点与程不识相比，尤其明显）[7]；王群的《一曲悲歌唱尽，无限惋惜在心——李将军悲剧的性格因素》[8]还认为李广缺乏政治斗争经验，其主要依据是李广接受了梁王的将军印，而没有考虑当时的政治形势；吴汉林的《李广的遗憾》[9]还认为李广缺少反省而将失败归咎于命运，这点说得很准确，因为李广让王朔算命就很能说明李广少反省，与项羽一样把自己的失败归咎于命运而不从自身寻找原因；古春梅在《正视性格缺陷完善人格培养——〈史记·李将军列传〉中李广悲剧命运的启示》[10]一文中论述李广心胸狭窄的时候认为李广性格还有残忍的一面，因为李广不仅杀死了尽忠职守的霸陵尉，还诱杀了800羌族降卒。以上分析文章比较全面地总结了李广性格的缺陷，非常便于我们理解他悲剧命运的原因。杨宁宁的《从汉匈战争中认识真实的李广》[11]比较有新意，她对李广总的认识同上面张小锋先生的观点比较接近，也认为是司马迁的倾向性使李广博得了后人的同情。杨宁宁用表格的方式对比了卫青、李广、霍去病同时参加的战争的结果，这个结果可以让我们非常直观地看到李广并不是一个战绩很突出的将军，反而是卫青、霍去病在战争中的表现更好，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得出李广军功甚少是他“难封”的直接原因的结论。张清改的《从儒墨文化冲突的角度看李广、岳飞的人生悲剧》[12]一文，如其题目所示，这篇论文从思想角度对“李广难封”做出了新的解释，认为李广和岳飞一样都秉承着墨家平等、节俭、勇于承担责任、侠客思想等精神，而这些恰恰与社会上层所崇尚的儒家统治思想格格不入，这是导致李广和岳飞悲剧命运的深刻的思想原因，这篇论文立论及结论都比较新颖，耐人寻味。王传武把西方理论引入了对李广悲剧命运的研究，他的《李广的悲剧与“意外后果”》[13]认为，主观客观的分析似乎都没能解释“李广难封”的原因，通过对李广一生军事活动的考察，他认为“李广难封”是一种“意外后果”，意即与李广悲剧有关的人物“任何一方对自己的行动有所改变，李广的悲剧都将不至于发生，这就是意外后果，尽管这种后果的责任不能归之于与之有联系的任何一方，但却又与之有着密切的联系。”作者认为李广之死是在所有与之有关的人的“意图之外”，而不是“意料之外”。作者想“通过分析这种偏离（李广的悲剧）去关注个人命运与时代其他个体行为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在追寻这一关系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把事情与事情之间真实的联系清晰地呈现出来。”应该说王传武的这种分析方式是具有一定启发性的。针对“李广难封”问题的深入研究还促进了对于李广性格及家族悲剧命运的研究。史庭宇的《万古悲风——解读李广家族悲剧之谜》[14]在分析李广个人悲剧命运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李广家族的悲剧原因，指出当时的社会形势是李广家族悲剧形成的重要原因。当时诸侯势弱而专制渐强，李广家族都有国士风度，他们并不适应当时的社会状况，这是其一；当时裙带盛行，重用外戚蔚然成风，这是其二；军功制度不合理也是一个原因；最后，史庭宇还认为当时的大臣和将领普遍谗贤妒能、争宠倾轧、贪功诿过，这同样是造成李广家族悲剧的重要原因。这些在更深一个层次上挖掘了“李广难封”悲剧命运的外在原因。贾江伟的《司马迁笔下的李广家族》同样就这个问题进行探讨，他也认为当时的任人唯亲风气和李广家族的国士性格是造成李广家族悲剧命运的重要原因，但他同时指出“李广、李陵的悲剧是由汉武帝奉行的严刑峻法政策造成的。”这种看法很是新鲜，但作者并没有对此进行详细论述。三、有关《李将军列传》的创作研究鲁迅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②，这是对《史记》至高的一个评价。司马迁没有把自己定位在一个普通的史官身份上，所以他的《史记》也就突破了单纯写人记事的限制，而走向文学创作，尤其在写第37卷第6期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11月-52-人上面甚至做到了令后世文人都望尘莫及的地步，所以探讨《史记》塑造人物形象的方法就显得非常重要。《李将军列传》是《史记》中的名篇，因而针对《李将军列传》创作方法的研究就很有意义。在这方面做得比较早而且好的当属黄永堂先生，他的《论〈李将军列传〉》[16]认为司马迁通过四次战争就基本概括出了李广性格的所有重要方面，李广传记最后的“太史公曰”对李广的赞颂同样对李广形象的树立起到了重要作用；其次还有寓论断于叙事方法的运用也很重要；文章还点出李广列传的全篇眼目是“善射”和“数奇”，全文正是围绕这两个词而展开的；文章还认为映衬和对比也是司马迁着重运用的描写方法；最后黄先生还认为《李将军列传》朴素、自然的语言也对李广形象的塑造起到了重要作用。与吴先生同年出版的关于《李将军列传》创作特色分析的文章还有韩兆琦先生的《〈李将军列传〉赏析》[17]一文。此文在归纳司马迁塑造李广形象使用的方法时提出了三点内容：一是选取最典型的材料、最生动的场面来多角度、多层次的表现人物；二是在行文中把叙述、议论、抒情、描写等结合在一起；三是笔法曲折含蓄，于恍惚迷离中表现着作者对汉代统治者摧残人才，迫害李广的无比愤怒。所论缺乏新意。顾庆文的《〈史记·李将军列传〉的选材特色》[18]后出，他的这篇论文专门对《李将军列传》的选材进行了分析。本文认为司马迁在叙事过程中非常注重细节的刻画和琐事的选择，这种独特的选材角度使得《史记》中李广的形象全面而生动。陈潇的《〈史记·李将军列传〉研究》[19]是最近几年专门针对《李将军列传》进行研究的一篇学位论文，其中一些论述不乏新意。这篇论文第二章的第二节对李广传记的创作手法进行了分析，主要包括：出场定型法，即文章一开头便告诉读者李广善射、勇猛；在三次重要战争中表现李广的英勇善战；对于细节描写的重视以及描写中对于人物形象对比的恰当运用；“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等。此文对于《李将军列传》塑造人物形象方法的概括比较全面，然而可惜的是未进行更深入的探究。分析司马迁如何描写李广而非常深入的当属吴小如先生的《读〈史记·李将军列传〉》[20]。这篇论文认为阅读传记文需要作“理头绪”的工作，即需要回答三个问题：为什么要给这个人物立传?这篇传里有多少人物出现?全篇有多少故事情节?这篇文章针对《李将军列传》逐一回答了这三个问题，在回答第二个和第三个问题的时候尤其能够看到吴先生独特的视角和真知灼见。吴先生把李广传记中的人物分为四类：第一类是从属于李广而出现的人物；第二类是与李广命运有关的人物；第三类是李广的陪衬人物；最后一类是只有社会关系而没有活动的人物。吴先生把这些人物一分类，司马迁描写李广时对人物形象安排的用意一下就非常清楚了——司马迁在安排人物是否出场、如何出场以及何时出场的时候始终围绕着李广，并不是随意而为之，真可见司马迁之用心创作与吴先生之细心分析。吴先生把《李将军列传》中除“太史公曰”一段外的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