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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农村会消失吗?——读《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曾橙2015.10.17关于作者:温铁军,著名经济学家、“三农”问题专家,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教授,乡村建设中心主任、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农村经济与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学科评议组成员,环保部、商务部、国家林业局、北京市、福建省等省部级政策专家和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副会长。2012年12月8日,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正式揭牌成立。温铁军教授担任执行院长,卢作孚、梁漱溟、晏阳初三位中国乡建运动先驱的后人卢国纪、梁培宽、晏鸿国担任名誉院长。温铁军可能最早在1985年左右提出“三农”问题的研究思路。温铁军强调“三农”问题不是“农业、农村、农民”,而是应该将顺序调换过来,即“农民、农村、农业”问题。“农民在‘三农’问题中是第一位的”,农业问题只是派生的。代表作品:《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我们到底要什么》《四千年农夫:中国、朝鲜和日本的永续农业》。关于内容:中国作为资本主义后发的国家,拥有巨量的人口和土地,以及异于西方的传统意识形态。中国在没有进行西方式的“海外扩张式资本原始积累”的情况下就开启了本国的现代化,因此,中国的问题和模式也不能简单地用西方的意识形态来解释。温铁军认为,共和国自1949年建国以来已经有4次对外引资和连带发生的8次与国家工业化不同阶段特征有关的城市经济危机:改革前后各有3次属于内生型危机,新世纪纳入全球化以来则有2次输入型危机。其与西方特色工业化长期向外转嫁成本最本质的区别在于,在中国特色的城乡二元结构对立的基本体制矛盾约束下,发生的是内向型的制度成本转嫁:凡是能向农村直接转嫁危机代价的,则集中于城市的产业资本就可以实现软着陆,原有体制也就得以维持;凡是不能向农村直接转嫁代价的危机就不得不在城市硬着陆,从而导致整个经济体制的重大变革。因此作者认为,必须重视“三农”问题,它是重要的“劳动力池”和“资金池”。只有农村保持稳定发展,中国才能得以在经济危机时向农村转嫁风险,保证经济在城市“软着陆”。成本转嫁论:西方特色的资本主义在不同历史阶段造成的危机代价,主要是向殖民地和发展中国家转嫁,这是导致发展中国家贫困的主要原因;而中国则在城乡二元体制制约下,对内(即农村和中西部地区)转嫁发展成本和经济危机的风险。1958——1976:工业化初期的3次危机及外资外债背景危机一:1958—1960苏联大规模撤资以后1.发生背景:(1)朝鲜战争爆发,导致新中国第一次对外引资:对苏联的设备引进和对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全面借鉴;(2)1957年苏联撤资,外债压力。(3)1958年起,中央鼓励地方自主工业化,大办“五小工业”(小煤矿、小钢铁厂、小化肥厂、小水泥厂和小机械厂),以地方资本和劳动力大规模投入替代外国资本。地方财政赤字上升。由于缺乏历史经验,出现了没有任何技术与管理的“大跃进”。2.后果:国家财政赤字急速上升,依靠国家投资拉动的工业体系失去资金来源。3.解决:(1)1961年政府不得不实行“休养生息”政策,动员上千万城市人口到农村生产自救(上山下乡),以弱化城市失业的巨大压力,这是集中在城市的国家产业资本得以通过“排斥劳动”来实现软着陆的基础性条件。其中,56年完成的社会主义改造,建成以“城市单位和农村合作社”为基本单元的社会组织体系。(2)政府“部分退出”不经济的农业,允许小农村社制经济部分地推出“集体化”。危机二:1968—1970三线建设的影响1.发生背景:(1)外债:1968年彻底偿还苏联债务。(2)20世纪60年代周边地缘环境紧张,相继发生了“反攻大陆”、中印边境战争、印度支那战争。(3)1965年开始三线建设:宁可遭受损失也得把沿海容易遭受军事打击的基础工业转移到内地,形成国家工业“大三线”(沿海的一线、中部的二线、西部和西北部的三线并存)的战备经济模式。1965-75年间国家投入一半以上的基建资金进行三线建设,却几乎不产生经济效益。2.后果:外债压力和国家加大投资,财政赤字上升,经济增长乏力(国家投资主动力)。3.解决:(1)1968-70年全国千万青年下乡。(2)兵工厂和三线建设少量招工。危机三:1974-1976四三方案以后1.发生背景:(1)美国单方面放弃布雷顿森林体系,同时解除对华长达20年的经济封锁。(2)1972年周恩来提出“四三方案”,引进43亿美元的西方成套设备来调整中国工业结构,1974年财政规模不到800亿,赤字连续突破100亿。2.后果:财政赤字,经济增长乏力。3.解决:1974年不得不再次动员城市过剩劳动力到农村去,数百万青年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上山下乡,靠“大锅饭”活命。(20年内三次上山下乡,农村承担了4000万失业城市青年)。这三次危机都是直接向高度组织化的人民公社和国营、集体农场大规模转移城市过剩劳动力,而政府同时通过加大提取农业剩余来转嫁因危机而暴露出来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代价。中国的“三农”在这种重复发作的社会运动之中,至少三次默默无闻地承载了集中于城市的国家资本主义体制的周期性经济危机造成的巨大代价。1978——1997:改革以来3次内源性经济危机危机四:1979—1980在第二代领导核心交接的时期1.发生背景:(1)“四三方案”和“八二方案”造成70年代政府投资过度积累的财政赤字,中央和地方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加大投资来强化工业化建设,造成更大赤字。(2)中央增加人民福利补贴,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赎买”人心,维护政权交接期社会稳定。两条战线的同时大手笔出击,在没有外部资源输入的情况下,最终造成1979—1981年严重的入不敷出。2.后果:(1)财政赤字,经济增长乏力。(2)知青返城,1980年底随经济危机爆发而产生的大规模无业或失业人口滞留城市,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城市社会治安情况恶化,社会犯罪率居高不下,1981年开始第一次“两个严打”运动。3.解决:(1)农村:农业方面,全面推行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改革,“大包干”,政府退出不经济的农业,把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收益留给农民,同时甩出农村公共管理和农民福利保障;提高粮价;集体化时期的农田水利基本基础。非农业方面,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政府鼓励乡镇企业,农村土地和劳动力资源“自我资本化”,收益归农村所有。(2)城市:企业改制。(3)外贸:对外开放,突破对外借款和合资经营两个利用外资的传统禁区,掀起了争办各开发区的热潮。危机五:1988—1990通货膨胀与激进改革1.发生背景:(1)高通货膨胀。短缺经济的条件下,乡村工业化和经济快速增长带来的消费和投资需求两旺,进而促使货币发行量过多,势必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2)激进的改革措施。政府激进措施引爆制度成本,以价格双轨制改革和一系列市场化价格改革措施为关键。2.后果:(1)滞涨,萧条。产业资本扩张造成了以通货膨胀为基础的经济危机。(2)政治和社会动荡,政权合法性造成削弱(89年的群体性事件)。(3)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华第二轮大规模封锁制裁。3.解决:(1)乡镇企业。国家以“沿海经济发展战略”为名,要求乡镇企业“两头在外”,让出国内的原材料和产品市场。促动了国民经济对外依赖性提升。(2)政府甩包袱,减少开支。较少对地方政府和党政组织、教育和医疗等公共品的维持费用和乡村公共投入。(3)取消票证制度(标志中国真正进入货币化时期),加速劳动力流动。危机六:1993—1994三大赤字爆发和外向型改革1.发生背景:(1)货币化改革。(2)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国同步开放投机性较强的股票、期货和房地产市场的投资,结合经济货币化的进程,造成经济过热以及过高的对外债务。其中,1992年确立建设市场经济新体制的目标,要求将企业逐步推向市场,中央的“政企分开”政策掀起了政府机关大办企业的浪潮,利益集团寻租现象严重;地方也借“南巡讲话”精神,扩大投资规模。2.后果:财政、金融和外汇三大赤字同步爆发,国民经济增长乏力。“四热”(房地产热、开发区热、集资热、股票热)“四高”(高投资膨胀、高工业增长、高货币发行和信贷投放、高物价上涨)“四紧”(交通运输紧张、能源紧张、重要原材料紧张、资金紧张)“一乱”(经济秩序特别是金融秩序混乱)。百姓被迫承受发展成本,社会秩序不稳。3.解决:(1)外汇改革。(2)信用扩张。(3)分税制改革。为了缓解中央政府财政困境,1984年确立的中央与各级地方财政分级承包制进一步演变为分税制。极大地改变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比重,从以往地方财政占比超过70%,变为中央与地方各占约一半。(4)下岗。推行以“管理层收购”为主的国有企业改革,5年被造成国有部门和城镇集体单位在岗人员减少4800万。这次危机是建国以来历次危机中的内发型经济危机和输入型经济危机的过渡期——既是一个因中国产业资本逐步走向过剩而导致金融资本大规模扩张的时期,也是中国开始走向外向型经济,从而受国际经济周期的影响越来越大的时期。1997和2008:中国2次输入型经济危机危机七:1997—1998东亚金融危机之后的影响1.发生背景:(1)经济增长环境不乐观,外有东南亚金融危机,国内又有特大洪水;(2)经济发展体制上,中国从短缺经济进入本质上更符合其他工业化国家一般特征的产能过剩阶段。(3)经济运行方面,由于93年开始了抑制通胀的政策,使得需求总量增速下降,加剧了供求矛盾;(4)97年外贸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44.4%,已成为经济增长第一动力。在这一供大于求且外贸依存度不断上升的宏观形势下,国外的金融危机使得98年的中国经济异常艰难。2.后果:外需下降直接导致了国内发生了以萧条和通货紧缩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危机。3.解决:(1)金融领域改革,强化金融安全。(2)积极的财政政策。大规模增发国债投入基础设施建设以扩大内需。我国基础设施条件弱,尤其是中西部和农村。国家利用此机会加大基建和对中西部和农村的财政投入。1999西部大开发、2001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2003中部崛起、2005社会主义新农村。4.对三农的影响:(1)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村再次承担了劳动力的“蓄水池”,使得发生在城市的大面积失业没有造成大的社会动荡。(2)扩张性财政政策着眼于基建,占用大量土地,引发大量征地纠纷。(3)97年后城市需求下降,粮食价格和农业效益下降,农村经济呈现衰败趋势。(4)制造业产能和宏观政策共同作用下,乡镇中小企业经营状况再度恶化,改制后企业排斥劳动,农村就业下降,且不再承担农村社区福利开支。(5)财政吃紧,而基层政府刚性支出持续,使得政府加重对农民负担。危机八:2008—2009美国金融危机之后的影响1.发生背景:(1)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大循环。中国主动加入了以美国为首的由核心国家的金融资本主导的国际经济新循环。(2)国内经济结构矛盾。劳动力、资本、产能过剩;内需不足。(3)公司化地方政府“以地套现”:城市化主导的“高投资+高负债=高增长”发展模式形成。1994年上收财政权力(分税制)1998年上收金融权力(金融系统市场化改革),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地方政府无法成规模投入劳动力替代资本,因此地方政府唯有土地资源可以利用。(4)三农政策:国家开始向农村投入大量资金,促进农村发展。2006年取消农业税,2008年免学杂费等。2.后果:金融危机,导致输入型通胀;外贸下降导致沿海企业破产,失业人数增加。3.解决:(1)内需:4万亿计划,增加投资,刺激需求。大部分用于民生项目,涉农投资超过三分之一。(2)外需:稳定汇率的条件下,提高出口退税率以刺激出口。4.对三农的影响:(1)支农投入吸收了国民经济中部分过剩的产能和资本。(2)促进在地化非农就业,吸纳剩余农村劳动力。(3)带动农村消费,刺激内需。(4)缓解农村基层社会冲突。(5)征地仍造成冲突。既然是输入型经济危机,就不可能只靠中国政府的国内应对政策化解;如果中国没有参与国际规则的定制权而只能使用国内政策,则势必造成巨大代价。联想最近的TPP:TPP实际上是针对中国的一次美国主导世界贸易规则的行为,目的就是要限制中国的对外贸易。TPP要求成员国家的政治体制必须是尊重自由、民主、法制、人权和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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