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第三章 古书阅读常识

古书阅读第一节古书的注释一、古注对于阅读古书的作用我们学习古文，尤其是学习先秦的文言文，离不开注解。古文的注解，可以分为今人注和古人注两类。从时间上说，清人和清人以前的注释都属于古人注，简称古注。古注比起今人注来要难读得多，但我们不能不读，因为古注具有今人注所没有的特色，对于阅读古书有着重要的作用。首先，古注是阅读古文的阶梯和桥梁。我们今天读不懂古书，障碍大致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语言文字方面的障碍，其中包括古今词义的变化，古书中特殊的语法现象，古书在流传、抄刻过程中的讹误，等等；二是知识性的障碍，由于古书记载的事情离我们已很遥远，我们对当时的社会生活、典章制度、礼仪习俗等各方面缺乏了解。其实，这些障碍古人读书时同样遇到。为了使人们读懂古书，一代一代学者付出大量的辛勤劳动，对许多古书作注释古人作注，大抵从两方面进行，一是对字词句进行训释，以排除语言文字的障碍，二是对古文中所涉及的诸如政治、经济、军事、礼制、名物、习俗等方面的情况进行解说，以排除知识方面的障碍。古人的注释为我们阅读古书架设了阶梯和桥梁，通过读古人注，我们既可以通晓文意，又可以从多方面了解古代社会生活，扩大知识面。例如：我们读《礼记·王制》“天子诸侯无事则岁三田”下的一段注疏，就可以详细了解古代打猎的具体做法和古人关于保护生物资源的具体规定；读《左传·昭公四年》“古者日在北陆而藏冰，……于是乎用之”下的注疏，可以了解古代藏冰的制度以及冰的多种用途；读《诗·小雅·常棣》“傧尔笾豆，饮酒之饫”下的注文，可以知道宗族私宴的细节。其次，古人注释，接近实际，较为可靠。古人注书有其得天独厚的条件，就是他们当时离经典文献成书年代不远，他们生活的社会和前代社会在制度上一脉相承，因此他们对古书所记载的各方面情况有感性认识，比较熟悉。再加上这些注家大多是皓首穷经的著名学者、训诂专家，因而他们作注一般说来切合实际，可信可靠。例如作《春秋经传集解》的杜预，是东晋时代的经学家，深通《左传》，自称有“左传癖”；同时他还是一位军事家，能领兵打仗，人称“杜武库”。而《左传》一书，讲打仗的内容占了很大篇幅，这样的一部书，由杜预这样的人来注，自然翔实可靠，大为生色。再次，古人注是今人注的源头，是今人注的重要依据。翻开今人注本，可以发现今人注的一些说法，并非出自独创，而是来自古注。他们作注时，或把古注径直抄来，或用现代汉语把古人之说复述一下。这样做，当然是可以的。这种情况告诉我们，古注是源，今人注是流，读了古注，我们就能知源而识流，同时可以对今人注的优劣得失做出评判。例如：《孟子·离娄下·齐人有一妻一妾章》：“蚤起，施从良人之所之。”一本《历代文选》注：“施（yí）：延，及，作‘跟踪’解。”按此注，“施”和“从”就是同义的并列谓语，句意是：一早起来跟踪丈夫到他所要到的地方去。这么说解我们看不出有什么问题。但如果翻一下赵岐《孟子章句》就会知其有失。赵注：“施者，邪施（同迤）而行，不欲使良人觉也。”所谓“邪施而行”，就是走路时左躲右闪。赵歧把“施”解释成“邪施”是有根据的。因为“施”的本义是“旗貌”（见《说文》），也就是旗子随风来回飘动的样子。“施”做“从”的状语，十分形象地描画出了妻子钉梢时的真实情景。所以读古人注，可以使我们具有鉴别的眼光，对今人的译注不至于人云亦云。再者，读古注有时比查字典更能解决问题。也许有人认为读古书遇到问题可以查工具书，读古注则大可不必。读古书应该凭借字典辞书，而且有些问题一查即能解决，但有些问题就不那么容易解决。例如《曹刿论战》：“牺牲玉帛，不敢加也，必以信。”句中的“加”作何解释？查《辞源》（修订本）有“增加、超越侵凌、施于、安放、担任”五个义项。《辞海》（修订本）列八个义项，比《辞源》增加了“算法之一、戴上、施及”三个义项。但所有这些义项用在“不敢加也”句里，哪一个也不合适。倒是杜预在这句话下的注解为我们解决了难题。杜注说：“祝辞不敢以小为大，以恶为美。”意思是说：对神灵的祝辞，不敢把小的祭品（牺牲玉帛）说成大的，差的说成好的，一定按实情报告。杜注虽然没有直接告诉我们“加”当什么讲，但他的说解已经说明“加”是谎报的意思。杜预的注解是有根据的。《说文》：“加，语相譄加也。”段注：“譄下曰‘加也’，诬下曰‘加也’，此云‘语相譄加’，知譄、诬、加三字同义矣。”这个例子说明，工具书并不能解决读古书遇到的所有问题。特别是当某个词在句中有具体所指时，查字典更不管用，因为字典只纂集一个词的一般的、常用的义项，管解决大面上的问题，不可能把一个词在各种特定的语言环境里有具体所指都收罗起来。古注则以随文而释为特点，以根据文意，指出具体所指为己任。所以读古注往往比查字典能更有效地解决问题。二、古书注释的发展概况我国古书的注释，开创于西汉。西汉时期，封建统治制度已经确立。为了巩固这一统治，西汉王朝采用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大力提倡学习儒家经典，而先秦典籍经秦火劫难，亟待整理。再者，从先秦至汉，文字、语言发生了较大变化，先秦典籍文字艰深，其古音古义不易为人通晓，急需进行注释。此外，西汉经济发展，文化科学水平的提高，也为古书注释的开展提供了可能。从西汉到东汉，注释古书方兴未艾。两汉注释古书，以解经为目的，所注之书大部分为经部典籍，两汉经常有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分。学派不同，师说家法各异，因而注释古书各具特色。今文学派好阐发“微言大义”，讲谶纬之学，注释往往繁琐冗杂。古文学派重文字训诂，考证名物制度，注释循经立训，简约质朴，不离经空发。古文学派的这种学风，人称“朴学”、“汉学”，为后代所继承。两汉注家林立，注本亦多。注家之中，古文经学派实力最雄，出现了贾逵、服虔、马融、郑兴（曾任太中大夫，人称“郑大夫”）、郑众（兴子，曾任大司农，人称“郑司农”，“先郑”）许慎、郑玄（郑康成，人称“后郑”）等一大批经学大师。两汉儒生，大都专注一经，只有郑玄，意主博通，以古文经学为主，兼采今文经说，遍注群经，融汇古今，集两汉经学大成，世称“郑学”。汉人注流传到今天，最著名的有：毛亨的《毛诗诂训传》，郑玄的《毛诗笺》、《周礼注》、《仪礼注》、《礼记注》，孔安国的伪《尚书传》，何休的《春秋公羊传注》等。经注之外，还有赵歧的《孟子章句》，王逸的《楚辞章句》，高诱的《战国策注》，《吕氏春秋注》等。三国世乱，学术受挫。注家中有名的有王肃、韦昭等人。魏人王肃，治学不分今文、古文，兼收并蓄，曾为《尚书》、《诗》、《三礼》、《论语》、《左传》等书作注，当时列为学官，世称“王学”。可惜王肃注本，均已亡佚。唐人义疏间或称引其说。王肃注经，笃信贾逵、马融、攻诘郑玄。吴人韦昭好学不倦，精通经史，注书颇多，但传于今的仅《国语注》21卷而已。魏晋南北朝时期，古书注释继续发展。西晋永嘉之乱（291~306）以后，经学大师辈出，新说林立，“王学”与“郑学”之争持续不断。南北朝时，北方崇尚“郑学”，注经守东汉经师家法，重训诂章句；南方会采郑、王之学，也兼采玄学，注好借机阐发自己的哲学思想，大谈性命哲理。南北朝时期玄学盛行，佛教大兴。玄学崇尚清谈，佛教聚徒讲经。在清谈和讲经风习影响下，儒生注书开始采用一种既解经文，又释注文的新体式，“义疏”由此形成。这一时期注释范围更加拓宽，除儒家经典外，史、子、集部的古书均有注释。流传至今的注本，较著名的有王弼、韩康伯的《易注》，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何晏的《论语集解》，裴骃的《史记集解》，皇侃的《论语义疏》，裴松之的《三国志注》，王弼的《老子注》，郭象的《庄子注》，张湛的《列子注》，刘孝标的《世说新语注》，郦道元的《水经注》等。这一时期的注疏还扩大到了小学著作，最有名是晋郭璞的《尔雅注》、《方言注》。隋朝注家值得一提的是刘炫。他通天文律数，深研诸经，然生性机敏而躁竞，多自矜伐，所著《春秋左氏传述义》、《春秋规过》、《春秋攻昧》等，专攻前人注释《春秋》之过误。刘炫注本均已亡佚，唐义疏常引其说，并加驳难。唐代学术文化繁荣，注书进一步发展并取得重大成就，是继两汉以后的又一高峰期。在经注方面，由于魏晋南北朝义疏繁杂，歧解并起，莫衷一是，容易造成思想混乱，孔颖达等人奉敕对前代义疏加以整理。他们以南北朝时期的南学为主，兼采北学，按照唐人观点加以裁定，编成《五经正义》180卷。后经两次修改，于唐永徵二年（651）颁布于世。《五经正义》定于一尊，使两汉以来经学派别林立、异说纷争的局面宣告终结，也使众多的魏晋义疏被废弃而亡佚，流传下来的仅《论语义疏》而已。《五经正义》之外，贾公彦还撰有《周礼疏》、《仪礼疏》，徐彦撰有《春秋公羊传疏》，杨士勋撰有《春秋谷梁传疏》，合称“九经义疏”。唐人义疏，解释词句及考证名物制度较翔实，引证丰富，保存了汉魏一些经注旧说。唐疏遵守“疏不破注”原则，每种注本宗汉魏一家之注，并引用材料对经文、注文进行实证性讲解阐述，就注推衍，内容上没有新的发展，有时注文不当，也曲为之说。总的说来，唐人义疏代表了唐代注释的最高成就。除经书的义疏外，唐代还有许多其他的注家注本，其中对后世影响较大的有：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张守节的《史记正义》，颜师古的《汉书注》，章怀太子李贤的《后汉书注》，杨倞的《荀子注》，成玄英的《庄子疏》，李善的《文选注》等。《史记索隐》、《史记正义》与南朝宋裴骃的《史记集解》世称“史记三家注”。大体说来，《集解》以征引广博为长，《索隐》以探幽发微为胜，《正义》以释地理著称。李善《文选注》详于对原文典故来源和词语出处的考释，受到后人推崇。宋人注释古书成就总的说来不及前代。在经注方面，北宋邢昺撰有《论语疏》、《孝经疏》、《尔雅疏》，南宋时有人托名孙奭撰《孟子疏》。宋人这四疏加上唐人九经义疏，在南宋绍熙年间合刻成一书，这就是著名的《十三经注疏》。前人一般认为邢昺疏不及唐人疏，但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伪孙奭疏则显然浅陋。宋代理学盛行，曾兴起疑古标新之风。学者们注释古书，摒弃汉儒训诂章句之学，摆脱古训束缚，直寻经文微言大义，借以阐发理学思想，但有时也能创发新义，提出精彩见解。宋人注家中成就最大的，对后世影响最深远的当推朱熹，撰有《周易本义》、《诗集传》、《楚辞集注》、《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等著作。朱熹学识广博，深通故训又不墨守，注中虽不免有空言理性的毛病，但总的来说较为平实稳妥，注文简明通俗，易于理解。清代学者摆脱宋明理学束缚，重振汉学，在语言文字的研究方面建立了形音义的完整体系，开辟了“因声明义，以义证音”的新路，取得了超越前人的研究成果。随着学术的蓬勃发展，古书注释达到前所未有的鼎盛局面。清儒继承朴学传统，以求实的精神，科学的方法，对历代典籍及汉唐旧注，进行认真的考证，给众多的古书作精审而详尽的新的注释。例如清人对《十三经注疏》不大满意，便起而改作。对于旧注，好的便沿用并为作新疏，不好的则连注带疏一并抛弃，另作新的注疏。从事这项工作的学者从邵晋涵到孙诒让有十余家。清人注在文字的训释和名物制度的考证上工力甚大，成果卓著，纠正了汉唐以来注疏的许多错误，解决了古书中的许多疑难问题。清人注释，有的考证过于繁琐，堆砌材料，不切实用，是较大的缺点。清代注家注本不胜枚举，最著名的如陈奂的《毛诗传疏》，马瑞辰的《毛诗传笺通释》，刘文淇的《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刘宝楠的《论语正义》，焦循的《孟子正义》，梁玉绳的《史记志疑》，沈钦韩的《汉书疏证》，王先谦的《庄子集解》，《荀子集解》、《汉书补注》，郭庆藩的《庄子集释》、王先慎的《韩非子集解》，孙诒让的《周礼正义》、《墨子间诂》等等。此外，清代有些学者还以读书札记的方式，对古书中的许多疑难问题加以研究，并总结出一些通例，对文字的校勘，词语的诠释，提出了许多精辟独到的见解，王念孙的《读书杂志》，王引之的《经义述闻》，俞樾的《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古书疑义举例》，就是这类著作的代表。清代也是小学的黄金时代，注释和疏证小学著作的名家很多，如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郝懿行的《尔雅义疏》，邵晋涵的《尔雅正义》，王先谦的《释名疏证补》，戴震的《方言疏证》王念孙的《广雅疏证》等，在中国小学史上堪称杰作。清代有的学者还开创性地从事经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