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政治文化与政治发展

第二章政治文化与政治发展•政治文化与政治发展途径产生于比较政治学领域。政治发展中会产生各种政治文化形态。第一节派伊及其政治文化理论一、派伊生平及代表作•卢西恩·派伊（又译：白鲁恂）（LucianWilmotPye），1921年出生于中国的山西省，长大后返美，在卡莱顿大学、明尼苏达大学完成高等教育。二战后在耶鲁大学深造，从事中国语言和文化研究，1951年获博士学位。1954年入普林斯顿大学国际研究中心，并参加了比较政治委员会，从事亚非拉地区研究。1960年后，任教于麻省理工学院，兼该校国际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兰德公司和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中国季刊》编委，亚洲基金会理事，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大学服务中心理事会成员，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比较政治委员会主席。历任美国政治学协会会员，亚洲学会会员（执行委员会委员）。主要著作：《政治文化与政治发展》、《政治、人格与国家建设：缅甸寻求认同》、《中国政治的精神：对政治发展中权威危机的文化心理研究》等。二、政治文化的内涵与理论功能•关于政治文化的内涵与理论功能，派伊认为，在每一个活动着的政治系统里，都存在一种有秩序的、主观性的政治领域，它构成政体的内容、机构的规则、个人行为之间的社会联系。这表明，社会的各种传统、公共机构的精神、公民的情感和集体理性、领导人的风格和行为规范在历史经验中交织在一起，形成可感知的社会关系网络。派伊认为政治文化是政治系统的整个历史的产物，是组成政治系统的所有个人的生平经历的产物，所以他同时植根于公共活动和个人经验之中。作为一种新兴的理论工具，政治文化及那个沟通政治科学的行为方法中的微观分析和宏观分析的鸿沟。三、各国政治文化的共同特征•派伊认为，各国的政治文化呈现出一些共同的特征。可以分三个层次：一是政治文化的结构和形式。在所有的体制之下，都存在一种根本的文化分野，即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在一个政治系统当中，由于两种文化的同质程度不一，每种文化内在的同质程度也有差别，所以政治系统相差甚远。二是文化变迁的模式。较多接受现代方式教育的人们，与更多采取传统生活模式的人们，他们之间的关系与相对隔阂是制约民族发展全部过程的决定性因素。三是传统在政治文化现代化中的地位。传统在每个国家政治现代化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四、政治发展中的基本价值观冲突。•在政治发展过程中，政治文化的核心内容是四对特定的基本价值观的冲突。一是信任与怀疑。各种政治文化的差异全在于人们的信任与不信任模式。而普遍的不信任感出现后，会严重阻碍各种类型的公共组织的建立。二是平等与等级制。传统社会强调等级关系，而发展既需要有效的领导，又包含对平等的情感因素。三是自由与强制。民主论喜欢强调自由，而当代某些民众又相信强制可以创建国家能力。四是忠诚与认同的层次。人们从狭隘的地区意识，过渡到比较普遍化的、对整个政治系统的认同意识。五、对中国政治文化的研究。•派伊认为，要理解推动中国现代化的动力，需要了解中国的儒学。儒学有几个特点，如，它是世俗的，它被认为对一切人，从皇帝、官僚、地主到普通的臣民所接触的问题来说，都是切实地和实用的；政府的行为要遵循伦理准则，而要掌握这些准则靠的是学习，入仕靠的是个人的品德和竞争制考试中的成绩；政府位居文明的中心，人最高的职责是治理正常和公平的政府；政府从根本上说是一个伦理形象，君主应该通过自己异乎常人的道德行为力量作为榜样，来进行统治。对改革开放中的当代中国政治文化，派伊也作了专门研究，后面我们还将具体谈到。第二节亨廷顿及其政治发展理论•政治发展是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在比较政治学领域出现的新兴分支学科。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是政治发展研究的一个高峰时期。这期间出版了一系列专著：派伊的《沟通与政治发展》，拉巴隆巴拉《官僚体制与政治发展》，柯尔曼《教育与政治发展》、艾伯特《现代化的政治》、派伊和维巴的《政治文化与政治发展》、本杰明《政治发展的模式》等。这期间，最有名著作一个是摩尔的《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1966），一个是亨廷顿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1968）。•亨廷顿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剖析了当代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政治衰败现象，认为政治体制发展相对滞后于社会动员是其中的主要原因。书中归纳了衡量政治制度化水平的表转，考察了政治变化中的政体，探讨了革命与改良、政党制度、知识分子、农民问题等。亨廷顿在《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1991）对1974至1990年发生的世界范围的政治民主化现象作了概述与总结。一、亨廷顿的政治发展理论•S.亨廷顿，1927年出生于美国纽约，1951年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自50年代起长期担任哈佛大学政府学讲座教授，同时积极参与军事、外交和政治咨询活动。•亨廷顿指出,在亚非拉许多进行现代化的国家里,存在着一种政治不稳定现象，即经济上的不发达常常伴随着政治上的不发达，表现为政治暴力与骚乱频仍、政府的合法性削弱、民众的情绪低落、政治体制不能为公共利益提供任何指导等。总的来看，这些国家缺少政治上的一致、高效、权威与合法的政府，主导这些国家局势的是政治衰败而不是政治发展。造成政治不稳定的原因主要是期望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期望是社会动员造成的要求，现实是经济发展所能满足的要求。在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如果社会的流动机会较小，就会刺激人们的政治参与。如果政治参与的水平高，而政治制度化水平低，那么就会造成政治动乱。他用三个公式概括了这几个因素之间的关系：社会动员÷经济发展=社会挫折感；社会挫折感÷流动机会=政治参与；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政治不稳定。•亨廷顿认为，出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面临的另一个难题是腐败。腐败就是“公职人员为实现其私利而违反公认规范的行为。”产生腐败的主要原因是：第一，现代化引起了社会基本价值观的转变，而这种新的价值观会把某些传统行为视为腐败；第二，现代化开辟了新的财富和权力来源，而这些来源于政治的关系在该社会的传统规范中没有明确的界定，界定这些关系的现代规范也没有被该社会内部具有政治统治地位的集团所接受，结果就助长了腐败行为。第三，现代化涉及政府权威的扩大和政府活动的增加，这必然导致法律的增多，而一切法律都会使某个集团处于不利地位，这个集团为了自己的私利最终会变成潜在的腐败根源。•亨廷顿认为，对于许多进行现代化的国家来说，“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创建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因为，“人类可以无自由而有秩序，但不能无秩序而有自由。必须先有权威，然后才能对它加以限制。”建立稳定的政治秩序是进行现代化的重要条件，为此，首先要建立统一的、有权威的政治制度。亨廷顿指出，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使社会上各种社会力量猛增并多样化，这些社会力量有民族、宗教、地域、经济或社会身份的团体，还有职业、阶级和技能团体。同时，社会动员、经济发展以及由此造成的种种社会问题又刺激了他们参与政治的热情。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政治制度不能容纳这种参与，或者说不能把这种参与合法化、制度化，就会造成政治动乱。因此，对于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来说，建立统一的、强有力的政治制度，是一个不断把政治参与制度化的政治发展过程。•亨廷顿把政治发展的标准规定为政治制度化。他认为，政治制度是一套解决社会冲突的程序和组织结构，而政治制度化是组织及程序藉以获取价值和稳定性的过程。其水平由四个标准来衡量。一是适应性，指的是政治组织及其程序面对环境挑战的应变和生存能力。一般来讲，制度受到环境方面的挑战越多，生存的岁月越长，适应性就越强。二是复杂性，指的是政治组织分支单位的多元性和组织单位形态的分化。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通常是那些相对简单的政治系统遭到破坏，比较复杂的系统比较有可能适应新的要求。三是自主性，指政治组织在社会内部和外部的各种压力和影响面前所具有的相对独立性。高度发达的政治系统整体性强，在某种程度上不受非政治团体和程序的影响，前发达的政治系统缺乏整体性，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四是内聚性，指的是政治组织为维护自己的独特精神和形态所具有的团结精神，也就是政治组织对它的职能范围和解决在此范围内出现的争端所应遵循的程序，应有实质上一致的看法。亨廷顿指出，政治制度化之所以是政治发展的标准，其根本原因是，制度性的利益和公共利益是一致的。政治制度衰弱的社会，必然缺乏控制私人狭隘欲望的能力，并缺乏界定及实现共同利益的方法。实现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之间的某种平衡，是在现代化过程中维持政治稳定的关键。要实现这种平衡，亨廷顿认为，最重要的是建立政党和政党制度，因为政党和政党制度既是政治参与扩大的手段，又是使这种参与制度化的手段。亨廷顿认为革命和改革是政治发展的两条途径。三、亨廷顿论第三次民主化浪潮•20世纪90年代初，亨廷顿重点探讨了70年代以来的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这两大浪潮。其中，政治改革是从威权政体向民主政体的转变，经济改革则是从过去的计划经济向经济的自由市场化方向转变。•政治改革的浪潮使历史上的第三次民主化浪潮。它始于1974年的南欧，即葡萄牙、希腊、西班牙等国，然后扩展到拉丁美洲、亚洲、非洲和东欧地区。到90年代初，总共大约有40多个国家从威权主义政体过渡到现代民主政体。在历史上，其他两次民主化浪潮分别发生在1828年至1926年间和1943年至1962年间。•亨廷顿在《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探讨了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亨廷顿把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发生的原因归结为五点：一是威权体制的合法性危机日益加深；二是60年代空前的全球性经济增长，三是天主教会从保守的政治势力转变为经济发展和政治改革的拥护者；四是以欧盟、美国和苏联为代表的外部行为者在政策上的变化；五是借助新型的国际沟通手段，民主的“滚雪球”和示范效应。•亨廷顿认为，民主是个好东西。第一，政治民主与个人自由密切相关，如果把自由当作终极的社会价值，那么民主政治运作的长期后果可能是扩大和加深个人的自由。第二，民主政体有利于政治稳定，在现代世界中，民主体制为表达不同意见和反对意见提供了被认可的渠道，也为改变政治领袖和公共政策提供供了定期机会，它们比不民主体制更容易避免社会暴力。第三，民主的扩展有益于国际关系，从19世纪初到1990年，民主国家（除极少数几个例外）没有同其他民主国家打过仗，只要这种现象继续下去，民主在世界范围内扩展就意味着和平的区域在世界范围内扩展。•结合民主化过程的出现、巩固与持续，亨廷顿总结了民主派的诸原则。第一是改革威权体制，涉及民主化的支持者与保守集团的对抗策略。第二是推翻威权政权，包括选择攻击点、扶植民主派领袖等。第三是就政权变革进行谈判，主要是巩固民主成果，善于进攻与妥协。第四是处理威权政体的罪行，注意在惩治与宽宥之间选择一个适当的限度。第五是节制军方权力，促进军队职业化，同时加强文职人员政府的权威与民主派政治组织的机动性。•亨廷顿还讨论了民主化持续所需的条件和可能障碍等问题。他提出，需要培养民主政治文化，主要是提高新建立的民主政府的绩效与合法性，表现为提高领导精英处理社会问题的能力，公众也要学会区分体制与当前领导人的能力是两回事。有利于民主化的条件还有：较长与较近的民主经验，高度工业化的现代经济，支持民主的外部国际环境等。进一步民主化的障碍涉及政治、文化与经济上的诸多因素，例如，政治领导人对民主的信念薄弱以及贫穷等。第三节国外政治发展研究现状•政治发展本是人类政治生活始终面临的基本问题，但自觉的政治发展研究则始于本世纪50年代，国外政治发展研究的进程分为酝酿期（50年代）、活跃期（60―70年代中期）和低速期（70年代中期以后）三个阶段。国外政治发展研究对我国民主建设也具有若干启示。•所有的文明社会都或多或少地存在发达程度不同的政治遗产与现实政治结构，因此，无论是就历史还是现实而言，作为一个基本的社会事实，政治发展乃是与人类的政治生活相伴随的。于是，人们对于人类自身政治生活的历史与现实的各种观察、分析和研究，在事实上也就是一种政治发展研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政治发展问题乃是人类政治生活始终面临的基本问题，而政治发展研究也就很自然地成了政治科学永恒的主题。然而，在政治科学当中，真正有意识地对“政治发展”问题进行专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