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政府时期顾维钧修约外交的策略及特点分析

00第32卷第1期玉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Vol.32No.12011年JOURNALOFYULINNORMALUNIVERSITY（Philosophy&SocialScience）历史学北京政府时期顾维钧修约外交的策略及特点分析□唐金权（广东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公共基础部，广东广州510520）  [摘要]北京政府时期，顾维钧是修改不平等条约外交的主角。顾维钧在具体的修约中采取了联美外交和个别交涉的策略。顾维钧修约外交的特点是：注重情报收集、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中庸的政治理念、杰出的外交才能。顾维钧的修约外交，打破了列强在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体系和特权。  [关键词]顾维钧；北京政府时期；修约外交；策略；特点  [中图分类号] K25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4671（2011）01-0100-04维钧(1888-1985)，字少川，英文名wellingtonKoo，江苏省嘉定县(今上海市嘉定区)人，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外交家，被誉为“民国第一外交家”。1912年，顾维钧从美国回国，在中国外交部任职，从此投身于修改不平等条约外交。从1912年顾维钧回国进入外交界到1928年南京政府成立为止，顾维钧是修约外交的主角。北京政府时期是顾维钧修约外交最辉煌的时期。一、策略北京政府时期，顾维钧代表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第一次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要求。华盛顿会议上，中国收回了山东主权，签订了《解决山东悬案条约》。中苏谈判中，顾维钧坚持中国对外蒙古和中东铁路的主权，最后迫使苏联让步。中英谈判中归还威海卫租借地，顾维钧坚持包括刘公岛在内的原则，英国最终做出让步。1926年，中国终止《中比旧约》，接收了比利时的天津租界。顾维钧在具体的修约外交中采取了联美外交和个别交涉的策略，维护了中国的权益。（一）联美外交，实施统战顾维钧一向认为“在列强对华掠夺初期，美国并未达到其他西方主要列强那样的程度。”[1]北京政府时期，顾维钧主张“联美制日”，选择借助美国的力量来抵制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有其合理性。在反对日本的二十一条过程中，顾维钧认为“唯一能给中国以外交和道义的支持是美国”，“中国保护自己的唯一手段是尽力争取盎克鲁撒克森国家的支持，让华盛顿了解二十一条内容，也应告知伦敦”。[2]他把中日二十一条内容通知给美英后，美国出面干涉，最终迫使日本让步，抵制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顾维钧在主张中国跟随美国参战给北京政府电文说：“远效美尚足以制近逼之日本”，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乘西方列强无暇东顾，扩大对华的权益，中国此时以美国来制约日本，实为“远交近攻”策略。顾维钧主张中国跟随美国对德国宣战，这样中国就可以在战后以战胜国身份收回丧失的权利。顾维钧在美国参战后的第三天，就向北京政府发电，“英之于西藏，俄之于蒙古，日之于山东，葡之于澳门，均属未了问题。我进与之接近，亦难持久，而美对于我无阴谋，待我以至诚，我正可赖美为助”。[3]1921年11月16日，在太平洋远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中国代表在解决“中国问题”提出的十项原则中的第二项，就是中国赞同门户开放，即与[收稿日期]2010-10-11[作者简介] 唐金权（1973-），男，湖南省常德市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广东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公共基础部讲师。研究方向：当代中国国家安全与发展研究。顾0历史学缔约各国在华一律享有工商业机会均等原则，中国承认该项原则，并实行于中华民国各个地方，无有例外。[4]顾维钧认为“国际间对中国的有效支援，关键在华盛顿。”[5]中国政府根据顾维钧的建议，正式承认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以美国门户开放政策来遏制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以达到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的目的。华盛顿会议上中国能解决山东悬案和签署《九国公约》，可以说是“联美制日”策略的胜利。统战外交的本质，就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获得最多的同盟者，利用敌人之间存在的裂痕来战胜敌人。1917年，美日签订《蓝辛石井协定》，顾维钧竭力警告美国、日本对华居心叵测。他向美国官员“表示失望”，指责美国牺牲中国的做法。在巴黎和会上，中国利益被美国总统威尔逊出卖后，顾维钧严正指出：“山东问题如果得到公正解决，远东至少有半个世纪的和平；而如果以英法与日本间的条约基础来解决，那就是在播下死亡的种子”，还向新闻界发表了声明：反对和会有关山东问题决议。宣布如果巴黎和会如果不对有关条款进行修正，“中国全权对于该项条款不得不声明有保留之义务”，表明了中国“对山东条款的保留态度”。[6]尽管顾维钧对美国的侵略本质认识不清，但他选择“联美制日”是正确的，这对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有利。美国支持中国的根本目的不是对中国的保护，而是企图束缚日本在中国的扩张，因而对中国的支持也是有限的。历史证明，日本是当时中国的最主要敌人，抵制日本侵略正是当时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联合当时世界最强大的国家——美国，借助美国的力量来抵制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实行“联美制日”的策略是正确的。（二）个别交涉，各个击破北京政府的修约外交先后经过了一揽子解决、先提原则再个别个体解决、与各国分别谈判解决三种策略转换，有时甚至采取了异乎寻常的外交行动。从总体上讲，这些外交策略既便于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又可避免列强各国联合起来反对中国的修约外交，易于争取主动权，易于取得成效。[7]北京政府意识到了“以中国一个处于被压迫的弱国地位，与多个甚至十数个压迫中国的国家于一室谈判修改不平等条约，无异于虎口索食。”[8]针对各国不同的情况，北京政府采用了与列强各国单独交涉的策略来修订不平等条约。苏俄发表对华政策宣言后，北京政府持观望态度，随形势变化采取了相应的对策，1920年9月23日，总统徐世昌颁布大总统令，宣布停止承认俄国驻华公使、领事，并对原俄国与中国所订条约采取了一定措施，收回俄租界及领事裁判权。1922年8月，北京政府与苏俄使团谈判，双方在中东铁路和外蒙古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未能达成协议。1924年初，中苏重新谈判，5月31日签署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及《中俄关于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根据国际法，条约上规定的条约期满，条约就失效，一方或双方可以依据一定的理由提出修约的要求。北京政府展开了与期满条约国家的修约活动。中比修约交涉为北京政府外交中最可骄傲的事件。1926年，北京政府照会比利时公使，声明《中比通商条约》于1926年10月27日期满60年，要求“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缔结新条约”。[9]在中比交涉中，由于旧约有效期限问题上的争议以及英国等列强多方作祟，谈判没有进展。11月6日，北京政府采取强硬的立场，声明废止1865年《中比旧约》。二、特点北京政府时期，顾维钧的修约外交有如下特点：（一）注重情报收集顾维钧还在担任外交部秘书时，就建议“设立档案科”，“送档案科归档，编制索引”，纠正了以往档案保存中存在的问题；又“成立翻译科”，“把外国报纸中有关我国的新闻报道剪下来，译成中文存档”，[10]然后向外交总长、次长以及总统府和内阁报告。巴黎和会之前，为了给中国争回失去的权利，顾维钧在中国驻美大使馆里“毅然成立了一个小组来收集各种资料”，对资料进行研究分析，以确定中国的应对政策，还“研究对中国具有特殊利益的问题”。[11]在巴黎和会上，顾维钧正是利用这些资料发表了令中外瞩目的演说，第一次向列强正式提出了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正义要求。他还有理有据地提出了山东问题说贴、对德奥要求条件、废除1915年中日说贴和中国希望条件四个重要文件。（二）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顾维钧在外交谈判中总是坚持维护国家利益的唐金权                        北京政府时期顾维钧修约外交的策略及特点分析0玉林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历史学原则。他认识到“我们是个弱国，处理外交事务确实困难；唯一的办法是坚持维护国家利益，谈判中在原则问题上不屈服。”[12]巴黎和会上，顾维钧坚决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断然拒签对德和约。中苏谈判中，顾维钧险遭炸弹袭击，但他仍然没有改变坚持外蒙古和中东铁路的主权属于中国的原则，维护了中国主权。在同英国谈判归还威海卫时，顾维钧坚持包括刘公岛在内的原则，并把主动权掌握在中国手中。废止中比不平等条约，是他坚持原则的体现。1927年，张作霖以威胁政府安全为借口，搜查苏联使馆，逮捕中共领导人李大钊。深谙国际法的顾维钧对这种公然违反国际法原则的行动表示不满：“我的确是会反对这种行动的”，“在我任职期间，我尽力使中国政府给人以井井有条的印象，尊重法律和惯例”。[13]表明他是遵循民主宪政和国际法原则的。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常因时势之推移，环境之变易，利害之取舍，国势之强弱有所不同，有所选择，一切均可随机应变，可强可弱，可主可从，可得可舍，其目的不外乎达于立国求存之大本。”[14]顾维钧考虑到当时的中国还不具备争得所有的国家主权的实力和条件，认为中国必须做出必要的妥协和让步，才能争取到最大的胜利。顾维钧认为“任何外交谈判中都不会百分之百地如愿以偿”，与日本的谈判，“中国所获已超过百分之五十”。如果“不接受这个方案，会议势必破裂”，加上“中国无法对日本施加压力”，谈判必然中断破裂，[15]权衡利弊，只有做出必要的妥协和让步，才能保全国家利益。他还认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做法并不适用于外交。“如果每一方都坚持百分之百的成功，那么任何谈判都不会有成功的可能”。谈判中取得的成绩“超过百分之五十稍多一点”，就是“取得谈判成功之道”。[16]在华盛顿会议上，中国关于山东问题的协议有合理的妥协。在中苏谈判中，中国有用赎金赎回中东铁路的妥协。都具有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特点。（三）中庸的政治理念北京政府时期，顾维钧先后担任王宠惠、高凌霨、孙宝琦内阁的外交总长，颜惠庆内阁的财政总长，两次代理总理兼外交总长，一次总理兼外交总长。顾维钧长期与北京政府各派系打交道，他始终保持着中庸的政治理念，力争不卷入政治纷争而专注于外交。他指出:“当办理交涉时，唯一影响你的考虑的应当是民族利益，而不是党派和政治利益，更不能考虑个人得失。”[17]他还强调内政与外交要分开:“中国公众的爱国之心，自十九世纪以来，又经过世界大战的激励，形成了一种新生的精神力量，力争恢复丧失的权利，维护中国的主权不受侵犯。国人何人何政党派争斗，应与对外交涉无关。”[18]北京政府时期，内政纷乱，统治者更换频繁。具有国家元首职位的先后有12人（总统5人，执政1人，军政府大元帅1人，摄政5人)。内阁先后组阁44次，总理及代总理29人。在纷繁复杂的北京政府时期，顾维钧能在各系掌权时超越派系之争，并受到重用，他都能以最大的精力投入到修约外交中。（四）杰出的外交才能外交官，应当以国家利益为重，不应该计较个人得失。顾维钧开始在外交部工作时，有位同事告诉他官场秘笈：“多做事，多犯错误;少做事，少犯错误；不做事，不犯错误。”顾维钧并不赞同这种观点：“我受教育的目的是做个有用的人”，“只认为凡是对国家有利的事，从有协助处理把好办好”的义务。[19]巴黎和会时，北京政府把顾维钧排在前面，但他为了有利于工作，主动向陆征祥提出将自己的排名放到最后，陆征祥让王正廷、施肇基排第二、三，把他降到第四位。陆征祥请示北京政府，北京政府为了与美国密切联系，又把顾维钧排在第二，引起代表团内部的分裂。最后，北京政府还是同意了顾维钧将自己的排名放在后面的请求。在华盛顿会议上，顾维钧顾全大局愿意排在后面，让施肇基作首席代表。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往往通过外交家来实现。外交家的形象直接代表一个国家的对外形象。外交家在外事活动和国际交往中的风度和水平，都对一个国家的对外形象产生重大影响。外交官不但要掌握本国的国情国策，还要洞察国际形势；既要坚持原则，又要能随机应变；既要善于辞令，又要擅长谈判；既要能办公事，又要能交朋友。顾维钧学贯中西，以其堂堂的仪表、渊博的学识、雄辩的口才、良好的外语，具备了外交家的先决条件，为他成为杰出外交家创造了条件。在巴黎和会上，顾维钧代表中国就山东问题进行答辩，“言谈得体，人情法理，随口说来，皆能语惊四座，加之他那一口英美外交家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