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科学发展逻辑概要

1第十二章科学发展模式概要现代西方科学方法论关于科学发展的观念，派系丛生，内容殊异而又变幻不定。但就它发展的基本趋势而言，却可概括为先后提出的三大模式，即预设主义的逻辑模式、相对主义的历史模式以及逻辑与历史结合的模式。正是由于这三种基本模式的互相反射与折射，并以不同的强度投射出来，才构成了现代西方科学方法论关于科学发展模式的不断嬗变的画面，它们经历着一个从预设主义的逻辑模式到相对主义的历史模式、又从相对主义的历史模式到逻辑与历史结合的模式的基本过程。这一转变过程是通过各个不同的方法论流派彼此竞争来实现的。逻辑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坚持预设主义的逻辑模式；历史主义则提出了相对主义的历史模式；鉴于这两种方法论模式的演化，实际上都已陷入了困境，拉卡托斯与夏皮尔又创造了逻辑与历史结合的模式。这三种模式构成了当代西方科学方法论关于科学发展的最基本的思潮，考察它们的兴衰、竞争与演变的具体表现，了解科学发展的基本模式，有助于我们理解科学发展的逻辑脉络，可以使我们从中获得不少方法论的启示。第一节预设主义的逻辑模式一、逻辑实证主义1920年代由维也纳学派所倡导的逻辑实证主义，它是上世纪上半叶在西方最为流行的正统的科学方法论。逻辑实证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卡尔纳普（Carnap）、赖欣巴哈（Reichenbach）和亨普尔（Hempel）等。当时，经典力学面临危机，相对论、量子力学刚刚诞生。与此相似的是，逻辑实证主义也明显地表现出世纪之交的思想特征。就它接受传统观念的影响而言，最突出的表现是逻辑实证主义对传统的预设主义方法论观点的继承。传统的科学方法论都有一种根本的信念，即探讨人类的科学事业，总要预先设定某种谈论科学的“元”概念，或科学推理的形式，或评判理论的标准，这些东西在科学研究活动中自身是独立的，它们决不因为科学理论的演变而需要修改或受到拒斥。这种观点被称为预设主义的观点，是对科学方法的一种经久不衰的根本信念。西方科学方法论的预设主义观点，最早来自古希腊学者柏拉图的学说。柏拉图预设了永恒不变的“理念”的存在。在近代，预设主义观点的代表人物是康德。康德预设了先验的悟性范畴，认为正是这些先验的东西规定了人类的科学知识，而这些先验的悟性范畴自身则不会随着科学知识的发展而有所改变。逻辑实证主义者的预设主义观点，则直接来自罗素（Russell,1872－1970）和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1559－1951）。罗素提出了“逻辑是哲学的本质”这一命题，认为“纯粹的逻辑是独立于原子事实之外的”,“纯粹的逻辑和原子事实是两个极端，一个是完全先天的，一个是完全经验的”，维特根斯坦提出了“逻辑的先天性的实质在于我们不能非逻辑地思考”的观点，因此，他认为不是事实去规定逻辑，而是逻辑去规定事实。显然，罗素和维特根斯坦都预设了“超验的”或者“先天的”逻辑。逻辑实证主义继承和发展了它的思想先驱罗素与维特根斯坦的预设主义观点，并把预设主义推广到科学的元概念、逻辑规则和方法。逻辑实证主义提出了科学概念与“元科学概念”严格区分的主张【Meta-元**，意指“在**之后、之上、前置的、后设的”】。逻辑实证主义预设了独立的元科学概念的存在，预设了元科学概念和科学方法的不变性。逻辑实证主义者提出：象“力”、“质量”、“加速度”、“催化剂”、“基因”等概念是在“科学内部出现的”概念，可以叫作科学概念，而象“定律”、“理论”、“假说”、“说明”、“确认”、“证据”、“观察”等概念则是“用来谈论科学”的概念，因此，可以叫做元科学概念。于是，对于象“F＝ma是一条科学定律”这样一个科学命题，就可以分解为科学的概念（“F”、“m”、“a”）和元科学的概念(“科学定律”）这样两个组成部分。在科学研究活动中，科学概念是可以不断更新的，而象“说明”、“理论”等元科学概念的含义，却是固定不变的。因此，元科学概念对于科学概念保持着中立，不受科学概念及科学理论发展变化的影响，元科学概念的意义笼罩着永恒的光环，2它们独立于科学活动的历史变迁。逻辑实证主义关于科学概念与元科学概念的严格区分，依赖于科学-元科学的截然分明的划界，依赖于科学理论与科学方法论的严格区分。逻辑实证主义者主张：科学方法论与科学理论是彼此独立的。尽管科学理论的经验内容是不断变化的。但是，科学推理和理论的评价标准却是不变的。哪怕是在科学研究中出现了全新的方向，也不可能对科学理论的评价标准有什么影响。这是一种规范的逻辑方法论，它不仅对一切学科的理论都适用，而且在科学理论发展的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是保持不变的。因此，人们可以找到一种关于科学方法的最后的正确说明，这种说明不会也不应该被未来的科学理论所更改。从上述的基本预设出发，逻辑实证主义又引伸出以下两个具体的预设：即预设了观察语言与理论语言的严格区分，预设了科学发现范围与辩护范围的严格区分。逻辑实证主义者认为，在科学理论的结构中有两种不同的语言（而不是同一种语言的两种不同的用法）：一种是观察语言，它使用那些标志可观察属性的名词，用来描述可观察的事物或事件，另一种是理论语言，它使用理论性的名词，用来指称一般来说是不可观察的或非观察的对象。而这两种语言是可以并且应该严格地区分开来的。逻辑实证主义还进一步主张科学发现范围和辩护范围的严格区分。科学方法论从古代到近代，一直关心以下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科学知识是怎样产生的？怎样从一些基本陈述出发，经过一定的程序，形成假说，并上升到内容越来越丰富的理论？这个问题就是科学理论发现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构成一个科学理论的基础是什么？一个科学理论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作为基础的证据的支持和确认？这个问题就是科学理论的辩护问题。也就是说，直到近代为止，科学方法论都是以研究发现的逻辑和辩护的逻辑为己任的。但是，逻辑实证主义认为，不存在“发现的逻辑”，只存在“辩护的逻辑”。科学发现范围是科学家在产生新理论、新观念时所发生的心理过程，这个过程是非逻辑的。科学观念的提出全凭天才、灵感、想象和机遇性，那是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研究的问题，而不是科学方法论者的任务。科学辩护范围是指科学家产生新理论、新观念之后，事实证据对它的支持程度，这是对科学理论的验证，这个过程是规范性的、逻辑的。这是科学方法论者研究的对象。而科学理论的辩护过程，乃是用许许多多关于个别的事实命题（观察陈述）去论证一个普遍性的理论命题（理论陈述），这是一个归纳的过程，使用的是归纳确证法。这样，在逻辑实证主义者看来，科学方法论一直所关心的两个问题就只剩下一个问题：它只研究业已完成的知识产品的逻辑结构与评价。科学方法只是辩护的方法，而归纳确证法就是为科学理论辩护的唯一的方法。综上所述，逻辑实证主义所提供的科学发展模式，是一个以科学方法不变性为基础的预设主义逻辑模式。这个模式在逻辑实证主义那里富有自己的具体特点，明显地表现为预设了三大区分：科学概念与元科学概念的严格区分、观察语言与理论语言的严格区分、发现范围与辩护范围的严格区分。二、证伪主义在当代西方科学方法论的舞合上，坚持预设主义逻辑模式的流派，还有波普尔（Popper）的证伪主义方法论。波普尔证伪主义早在1930年代就已提出，但直到1950年代才取得了与逻辑实证主义相抗衡的地位。波普尔证伪主义从它问世之日起，就以与逻辑实证主义相对立的面目出现：与逻辑实证主义者倡导证实相反，波普尔倡导证伪，否认证实，与逻辑实证主义者只注重对科学知识结构的静态研究相反，波普尔注重对科学知识增长的动态研究，等等。波普尔称他的观点是与逻辑实证主义根本对立的，并把自己看成为反逻辑实证主义的斗士。但是，逻辑实证主义者对波普尔证伪主义的反应却与波普尔的自我感觉有所不同。譬如卡尔纳普就认为，波普尔的观点与他们的观点之间的分歧，只是逻辑主义的内部分歧，而不是逻辑主义与非逻辑主义的外部分歧。应该说，从实证主义的意义上，波普尔证伪主义与逻辑实证主义是根本对立的；而从逻辑主义的预设意义上，两者却是一致的。它们所提供的科学方法论模式，都是属于预设主义的逻辑模式。波普尔证伪主义同样认为观察陈述是评价科学理论的基础，认为评价一个理论的根本要求就在于找出科学理论与观察陈述之间的逻辑关系：“一个科学家，不管是理论家还是实验家，总是逐步地提出陈述或陈述系统，然后加以检验，特别是在经验科学领域中，他构思假说或理论系统，并通过观察和实验，用经验检验。”这就是波普尔在其成名著作《科学发现3的逻辑》的第一章中的开场白。可见，波普尔在把经验证据作为评价科学理论好坏的基本标准这一点上，与逻辑实证主义是一致的。波普尔证伪主义也主张发现范围与检验范围的严格区分。他同样把科学发现的范围划给心理学、社会学去研究，认为科学方法论研究证伪的问题。这种证伪方法就是演绎证伪法。波普尔认为，运用演绎证伪法，科学知识的发展就不再象逻辑实证主义所主张的那样，只是一种真命题的累积和递加，而是旧的科学理论被它所不能解释的反例（否定的证据）所证伪，从而用一个新的理论来代替它，如此不断地循环往复，就形成了科学理论的动态发展过程。波普尔把他的这种科学发展观凝缩为一个四段图式：“P1TTEEP2‘P’代表‘问题’，‘TT’代表‘试探性理论’，‘EE’代表‘（尝试）排除错误’，尤其是利用批判性讨论排除错误。”（K.R.波普尔.客观知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298）波普尔关于科学知识发展的动态研究与逻辑实证主义关于科学理论结构的静态分析有很大的区别，但由于波普尔仍然只是从预设方法不变的观点去探讨和总结科学发展的合理性，因此，他所建立的规范的标准的方法论，也是属于预设主义的逻辑模式。波普尔所提供的证伪主义方法论，就其预设主义的特征而言，与逻辑实证主义是大致相同的。预设主义逻辑模式的基本特征是方法的规范性、唯一性和不变性。预设主义逻辑模式与实际的科学活动之间存在很大的差距。然而，预设主义者反倒认为科学家的实际科学活动往往是不合理的。他们认为，需要考虑的并不是科学方法论应该从实际的科学活动汲取些什么，而是科学家的活动应该遵循科学方法论的规则。因此，预设主义者所提供的科学方法论，就象是一张普罗克拉提床，而实际的科学活动则沦落为俘虏：床的长短决不依俘虏个子的高矮而改变，而俘虏的个子却必须适应于该床的长短——嫌矮了就把他拉长，太长了就把他的脚剁去一截。由于预设主义的逻辑模式严重地偏离了科学史的实际，以其为准则势必对科学理论作出严重错误的评价，因此，这种过分理想化与简单化的模式就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到1960年代，它逐渐地衰落了，代之而起的是向正统观点的挑战的相对主义的历史模式。第二节相对主义的历史模式预设主义逻辑模式所面临的一系列困难，促使人们转向寻找新的科学方法论模式。这种革新性探索，便导致创建相对主义的历史模式。提倡相对主义历史模式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库恩（Kuhn）和费耶阿本德（Feyerabend）。他们从对科学的经验基础的怀疑，转而认为观察依赖于理论；从对科学合理性、进步性的怀疑，转而主张对科学采用社会心理学的非理性解释；从对存在着普遍适用的规范标准的怀疑，转而采用相对主义的多元方法论。一、库恩与费耶阿本德对正统观点的批判库恩与费耶阿本德针对预设主义逻辑模式的基本纲领，向正统的观点发起了全面的挑战：第一，向基础主义发起挑战。预设主义者特别是逻辑实证主义者认为，观察语言对于各种理论都是保持中立的，将“观察名词”和“理论名词”严格加以区分。因此，任何理论都可由观察的经验证据给予验证。波普尔的证伪主义也认为：只有经验陈述才是科学理论的判据，理论是被经验判据所证伪的。因此，他们都强调了科学理论是以经验为判据的。库恩与费耶阿本德首先就科学的经验基础问题向正统观点进行挑战。他们认为，不存在中立的观察语言，观察总是要受到理论的渗透和污染的，任何观察都会因理论的转换而导致不同的结果。因此，观察陈述不能成为科学理论的基础。他们还认为，当传统观点把科学理论的评价建立在经验证据和科学理论的逻辑关系上时，就已经犯了一个根本的错误：忘记了历史。传统观点忽视了科学理论、乃至本体论或形而上学对于经验的影响。与古典归纳主义者和逻辑实证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