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转型决定未来我国经济发展

王一鸣：经济转型决定未来我国经济发展中国网china.com.cn时间：2010-12-22发表评论王一鸣，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兼职教授，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理事，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常务理事。1989年毕业于南开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毕业后长期在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工作。1993-1994年欧盟中欧研究中心和比利时老鲁汶大学应用经济系访问学者。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和区域经济，主要著作有：《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重大问题研究》、《“十五”计划时期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研究》、《知识经济与中国经济发展》《中国区域经济政策研究》等。中国经济50人论坛、新浪财经和清华大学经管学院联合举办的新浪·长安讲坛第184期日前召开。50人论坛特邀专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在论坛上探讨了我国中长期发展的诸多问题。他在演讲中表示，未来五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期间的重点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如果转型成功，就能大踏步赶上时代的发展潮流，就能迎来一个经济社会永续发展的光明前景。如果不成功，就很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如果我们不转型，我们的增长成本会越来越高，代价会越来越大，空间会越来越小，路子会越来越窄。我们很难去完成我们的既定目标。所以我们今后一定要转型。”王一鸣说。我国经历30年经济高速增长期王一鸣表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经济高速增长期。1979年到2009年正好30年，中国年均增长率是9.9%。一个大规模的经济体持续这么长时间增长，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说，都是很了不起的成就。一些国际机构，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曾经对我国做过一些预测。比如世界银行1997年做了一个比较大的课题，其中一个主报告就是《2020年的中国》。世行在报告中预计，中国2001年到2010年的年均增长率是6.9%。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2001年到2010年我国的年均增长率达到10.7%，增长要明显高于这些国际机构的预测。“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一下中国过去30年的增长率曲线，我们一般可以把它分为三个过程。”王一鸣表示。第一轮上升实际上是从1981年到1984年，主要动力来自农村的改革。当时农村实行了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第二轮是1990年到1992年，这段期间经济增长迅速从最低点反弹。那一轮增长实际上跟改革的推进和扩大开放是分不开的。特别是小平南巡讲话的推动。第三轮就是本世纪以来，2001年到2007年。“我们的增长率在2001年是8.3%，到2007年就达到了14.2%。2008年金融危机又回落。”王一鸣说。这一轮周期是最长的，而且趋势相对平稳。王一鸣表示，最近这一轮周期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对经济格局的影响是最大的“如果我们从五年规划的角度去看一下，我们在即将完成的‘十一五’时期经历了一次大的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但是我们经济增长的速度，似乎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当然，我们第三轮增长周期的上升期是在这一轮金融危机的冲击下结束的。”王一鸣把五年来的发展和其他时期做了一个比较。“十一五”的年均增长率，尽管遇到了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与过去四个五年计划来比，仅比“八五”时期要低，比“九五”和“十五”时期都要高。如果把经济增长的实际值与目标值来比较的话，我们这一次比原定的目标年均增长7.5%大概要高3.5%左右。“这五年的意义非常大，因为它改变了中国在全球格局中的地位。我们保持这样高速的增长，经济规模扩张非常明显。我国GDP总量2006年超过了英国，2007年超过德国，今年我们一般认为要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我们GDP总量占全球的份额去年大概是8.5%，贸易量在全球大概是1/10，我国去年成为第一大出口国。这些指标都发生在过去五年，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他说。那么过去30年中国经济如此快速增长的原因是什么呢？王一鸣介绍说，世界银行上个世纪90年代发表过一个报道，叫做《东亚奇迹》，里面总结了东亚国家高速增长的原因，总结了四个方面：第一，拥有以世界最大规模人口为基础的低成本劳动力充分供给。第二，由于劳动人口比重的提高，带来了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第三，重视基础教育，这是东亚的特征。第四，宏观经济比较稳定。王一鸣认为这四个原因对于中国都有影响，因为中国具有“东亚模式”的一般特征，但是同时中国也有特有的东西，即我们经常说的中国特色。“比如中国的改革模式，渐进的、增量的改革模式；中国主动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国消费结构的升级所带来的革命性变化，这种革命性变化现在仍然在发生。”王一鸣说。比如汽车。去年中国汽车销售量1364.5万辆，汽车行业协会预测今年中国汽车销售量会达到1700万辆，超过美国历史最高点。然而对于我国来说，这还没有到达峰值，因为现在汽车的消费浪潮正在从大城市向二、三线城市推进，一旦形成浪潮，将是革命性的意义。中国大规模的工业化带来的规模经济值得研究。王一鸣说，我国市场很大，产业可以在国内市场上充分成长以后再进入国际竞争行列。不像新加坡，一做大了马上就要国际化。政府积极有效地参与经济也是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大原因。“当然，这个‘有效’有些人不完全同意。但是要看到，我国各地政府参与经济的特点，在西方国家有一些是没有的。比如说地方间的竞争机制。各地政府谁都不甘落后，这可能是中国经济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动力源。”王一鸣说。“我们可以说，在世界多样化的发展中，中国过去30年形成了特有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主要是表现在两个层面上，一个是在人口众多、人均资源量很少、经济基础很薄弱的情况下，实现了经济的起飞，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工业化、城镇化的路子；一个就是在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上，通过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经济体制。所以我们说中国过去30年经济发展具有经济转型、体制转轨重叠起来的多重特征。”王一鸣说。中长期经济增长面临挑战现在全世界都在讨论中国能否延续过去30年所保持的高速增长。因为从世界经济史上来看，大凡经历过30年高速增长以后，绝大多数国家都经历了一次明显的变化。经济增速均明显下降，多数国家下降到了4%以下。“我的一个基本认识，就是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的潜在增长水平将逐步下调。这是因为，虽然中国经济发展的总体态势没有因为金融危机的冲击而改变，但支撑过去30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外部环境和内在条件都在发生新的变化。”王一鸣说。从中长期趋势看，一个国家可能实现的经济增长率是由潜在增长率决定的。从短期来看，它又受到需求因素的影响，围绕潜在增长率要波动。所谓潜在增长率主要是经济体在最优资源充分配置的条件下所能达到的增长率。虽然有一些年份，潜在增长曲线高于实际增长率，这是由于需求因素的影响，故而会发生短期的波动。但是从一个中长期的趋势面来看，它还是由潜在增长率决定。“我们今后的潜在增长率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我想主要有以下几大因素：外部需求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高储蓄率可能会发生的调整、劳动力的供给、全要素生产率、资源环境对经济增长的约束、其他层面的问题。”王一鸣说。对于外部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王一鸣表示该作用在未来将减弱。他说，中国经济很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出口快速增长，外需的拉动非常明显。2001年到2007年，中国外贸出口年均增长率高于20%。即便是2008年受金融危机影响，中国当年的出口仍然保持了17.2%的增长率。当然这有一定的惯性作用。但是过去这10年时期，可以说是改革开放以来外贸增长最快、最稳定的一个时期。什么原因？因为我们遇到了第三次全球化高潮，2001年又正好加入世贸。发达国家对中国劳动密集产品的关税有了大幅度的下调“这种特殊的环境今后还会不会重现？我们觉得很难。”高储蓄率也可能会调整。王一鸣表示，中国过去30年的增长，很大程度上是依靠高储蓄率及随之而来的高投资率。中国的储蓄率2009年是51.4%，并且过去几年以平均每年0.44个百分点的速度上升。“以前经常说中国的一个优势条件，就是储蓄率高，那这个优势条件会不会发生变化？我觉得也会。因为储蓄率从理论上分析由三个因素决定：第一，人口的年龄结构和居民的消费倾向。第二，周期性的经济因素。第三，体制和政策性因素。我觉得现在这三方面都在发生变化。”他说。谈到劳动的供给，王一鸣表示，过去中国经济30年高速增长，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充足的低成本的劳动力资源和供给，这个是很重要的因素。劳动力充分供给得益于新中国建国以后三次人口高峰。但是现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人口高峰的出生人群已经开始进入或者即将进入退休年龄。同时，农村转移人口速度在下降。现在一般认为农村的转移人口速率，只是劳动力不包括家属，大概是1.46到1.47，这个速率也是下降的。所以劳动力的供需形势也会发生新的变化。王一鸣说“现在大部分机构认为，中国劳动人口将在2015年达到峰值，之后逐步减少。另有学者研究后认为，到2015年，中国15到60岁人口达到9.98亿人。所以我们实际上正在进入一个人口红利的拐点时期。资本供给下降与投资下降，劳动供给下降，未来人口红利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逐步减弱，所以未来经济持续增长，更多的只能是依靠生产力的提高。”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问题，王一鸣表示，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也有可能下降。过去30年，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总体上呈上升态势，但是近年来上升的速率开始下降。王一鸣引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院的计算说，1979年到2007年，我国资本形成、劳动和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为53.5%、25.3%和21.2%。这个计算分了三个子段，1979年到1989年，1990年到1999年，2000年到2007年。根据具体计算可以看到本世纪以来发生的变化：资本形成的贡献是上升的，劳动的贡献是下降的，全要素生产的贡献也是下降的。最后是资源环境对经济增长的约束问题。王一鸣认为，这个约束作用将强化。他说“从总的经济面来说，中国过去30年高增长的一个特征是什么呢？我经常说的一句话叫做‘资源的大规模、高强度投入’。那么现在你再用这种模式，我觉得成本、风险都会越来越大。”现场问答问：近三十年来中国的经济飞速发展，但是在中国也出现了收入差距越拉越大、劳资矛盾日益加深、城乡二元结构依然僵化、农民工进城面临种种困难等问题。这些问题导致了一种担忧：也许将来某一天，中国的经济增长会变得缓慢、停滞甚至下降。到了那个时候，随着经济增长产生的乐观情绪被削减，中国会不会面临动荡不安的局面？答：你说的就是我们在中等收入阶段，到了矛盾的凸显期和风险的积累时期的特征。到了那个时候，由于增长的不平衡，城乡、区域、居民收入差距都迅速扩大，中国在对外贸易中的低成本优势又在减弱，提升创新能力的难度也在增大，我们会面临很多问题。所以你说的确实是一个矛盾的集中爆发期，到那时出现所谓的社会动荡的风险也肯定是存在的。你说拉美为什么那么多国家好多年前就达到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四五千美元，但就是迈不过去了？有很多原因，它出现的矛盾就是你刚才说的，在转移过程中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所以就出现了所谓的停滞，甚至出现各种政治危机。但是我们说我们其实已经认识到了这个问题，而且也在着手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现在经常提包容性增长，要公平发展。就是说中国决策部门已经有这种意识和认识。现在的问题是在战略上和制度安排上怎么去实现决策层的预定目标，这确实是下一步要去做的很重要的一点。包括收入分配，说起来很容易，谁都会说这个事，但是真要做就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我经常说一句话，邓小平说两步走，第一步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这一步中国现在已经基本可以说是做成了。第二步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先富起来的人带动落后地区，带动大家共同富裕，这句话说起来很简单，但是在制度上怎么实现？怎么带动？怎么共同富裕？钱在你兜里，让你拿出来，你拿么？做起来不是那么简单的。所以我们说二次分配，甚至三次分配都需要相应的制度设计。包括收入分配调整，其实现在有很多的研究。比如说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调整，这次《中共中央关于十二五规划的建议》，也提了要推进个人所得税制度改革，还比如所得税存量的调整，房产税的问题。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