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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跨国直接投资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贡献度”文献综述(国内现状)本文试图对课题“跨国直接投资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贡献度”相关的迄今为止的国内研究成果进行全面的综述。关于综述的结构,首先,对于诸多学者的各方面研究,本文以FDI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内容进行分类,分为经济增长、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区域经济结构,资本形成和其他等几个部分。其次,在每一部分下,将各种观点分为研究方法、FDI的正负面影响的实证分析结果,影响内容的反作用,产生机制和政策建议等几方面。最后,由于中国东西部经济结构不均衡,一部分以单个省市为研究对象的文献相互间对同一个问题得出了截然不同的实证结果,本文将按照东西部省市进一步分类,以期避免一些简单的矛盾。一.经济增长从文献中可以看出,经济增长在FDI的影响中,处于核心的地位。一方面,在直接考察FD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或多或少要触及到例如产业结构和技术水平等其他影响内容;另一方面,在考察FDI与产业结构和技术水平等其他影响内容的关系时,往往又必须将这些影响内容与经济增长联系起来以考察其影响力。加之与经济增长相关的文献非常丰富,因此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为第一部分。(1)对实证分析得出肯定观点田梦飞(2007)就FDI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一焦点问题,在现有文献基础上进行了尝试性创新,使用OLS法进行回归分析时,考虑了数据的平稳性问题,进行了数据的平稳性检验,并运用科克伦-奥克特(Cochrane-Orcutt法)方法纠正了可能存在的虚假回归现象,从而使估计结果更加稳健,结论也更加合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FDI每增加1个百分点,GDP就增加约0.15个百分点。邓楚雄(2007)和吴永兴(2007)通过运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和回归分析方法等实证分析FDI对长株潭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当年的FDI和滞后3年的FDI是长株潭地区经济增长的原因,且FDI2对经济促进作用显著。李楠,李白,牛爽(2007)主要就黑龙江省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合1985年至2004年的宏观经济数据进行考察,得出外商直接投资对黑龙江省经济增长的贡献显著,但与内资相比,其贡献率仍然较低。董乐,何苗(2006)研究了FDI与湖北省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得出湖北省FDI的增长与GDP增长为因果关系,且国外投资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并认为滞后两年的FDI对经济的增长存在显著的影响。项喜,沈毅俊,陈彦吕(2005)从1985~2002年的数据实证证明外商直接投资对浙江省经济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近年来浙江省的经济增长有1/5来自于外商直接投资的作用。李新安(2006)通过构建外商直接投资集聚效应的内生生产函数模型,实证检验了外商直接投资的集聚效应因素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在经济发达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集聚效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为强烈。单俏颖(2004)在考察了我国在内外资双溢出的情况下,认为FDI在促进我国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比内资更大的作用。沈坤荣(1999)利用各省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量与各省的全要素生产率作横截面的相关分析,得出FDI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每增加一个单位,可以带来0.37个单位的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结论。任永菊(2003)利用协整关系检验,得出FDI与GDP存在协整关系的结论,并认为在中国的GDP增长中,FDI占10.33%。(2)对实证分析得出否定观点刘磊(2007)通过对浙江1986~2005年外商直接投资和经济增长进行协整检验和单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分析表明,经济增长是外商直接投资增长的原因,但外商直接投资增长不是浙江经济增长的原因。王欣阳(2007)用回归方程、脉冲响应和格兰杰因果检验都表明分析长沙市1990-2005年间的外商直接投资(2007)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分析的结果是:作为一种资本或投资形式,长沙市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并没有提高GDP,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没有明显的推动作用,远低于国内资本和劳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3肖德云,王恕立,朱金生(2007)运用回归分析、协整理论和Granger因果检验的方法对FDI与武汉市的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优化和要素生产率做了实证研究,发现FDI对于武汉市的经济增长并未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王飞(2003)的研究结果表明,FDI对中国企业的技术进步没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因为在国内同行业竞争较弱时,FDI不会引入其先进技术。因此,从长远来看,FDI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极其微弱。(3)经济增长对FDI的影响刘磊(2007)通过对浙江1986~2005年外商直接投资和经济增长进行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来分析它们的关系,得出浙江的外商直接投资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较强的相关关系。尽管各自的增长是非平稳的,但它们之间存在一个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浙江的经济增长越快,外商直接投资吸引得越多。禹佳(2007)通过建立协整模型,对我国1983至2005年的FDI与GDP数据进行单位根、协整、格兰杰等计量检验,得出外商直接投资在促进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中国经济的增长又极大地吸引了外商直接投资,两者互为因果,并且它们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4)FDI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机制颜冰,艾云,高长春(2007)从资本形成的感应度、与我国的进出口关系和与有效需求的关系几个角度分析了FD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李楠,李白,牛爽(2007)从资本形成、进出口贸易扩大以及生产效率的提高三方面考察了经济增长。李新安(2006)认为外商直接投资的集聚效应不仅通过要素投入数量的集聚,而且通过要素质量和效率增进强烈地影响经济增长;在经济发达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集聚效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为强烈,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中西部地区市场化引资所面临的路径依赖。沈坤荣,耿强(2000)以历年外资企业的出口额(FE)为被解释变量,以历年的实际直接投资额(FDI)和历年的名义汇率作为解释变量,采用多元滞后分布模型进行经济计量检验,得到有关OLS估计的结果表明:外资企业在中国的出口倾向明显。(5)FDI对经济增长的时滞问题4徐晓虹(2006)利用1991-2003年时间序列和横断面数据,就FDI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从长期效应看,超前两年的区域FDI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超越当年的区域FDI的促进作用的结论。并认为FDI既对区域GDP有短期需求拉动作用,更有长期供给创造和溢出作用。邓楚雄(2007)和吴永兴(2007)通过运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和回归分析方法等实证分析FDI对长株潭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当年的FDI和滞后3年的FDI是长株潭地区经济增长的原因,且FDI对经济促进作用显著,同时他们发现滞后3年的FDI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小于当年FDI对经济的贡献,并认为原应在于长株潭地区消化吸收FDI技术外溢的能力不足,FDI对长株潭地区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其短期需求拉动作用,长期供给推动效应相对较弱。董乐,何苗(2006)研究了FDI与湖北省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认为滞后两年的FDI对经济的增长存在显著的影响,并且滞后两年的FDI系数大于当年的FDI系数,即FDI在两年后对GDP的贡献要大于其当年的贡献,也可以说FDI拉动湖北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是它的长期需求拉动效应。并认为这是由于湖北省近年来经济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其人力资本、技术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使得FDI的外溢效应水平得以充分发挥。沈坤荣,耿强(2000)采用多元滞后分布模型进行经济计量检验,得到有关OLS估计的结果表明,外资企业在中国的出口倾向也具有显著的滞后性任永菊(2003)采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说明在滞后期数不同时,FDI与GDP之间存在不同的Granger因果关系。滞后期数为1~2时,FDI与GDP增长之间互相独立,两者之间没有关系;滞后期数为3~4时,两者互为Granger因果关系;滞后期数为5时,GDP的增长为FDI增长的Granger原因。二.技术进步关于FDI对技术进步的影响,绝大部分的学者都是从技术外溢效应的角度进行考察的。FDI的技术外溢效应能够促进当地的技术进步,提高生产率,加快区域的经济增长。FDI的外溢效应同样是FDI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对于技术外溢效应的效果,文献更多地承认其在不同地区和产业间的巨大差异,而进一步探讨5了影响外溢效应效果的因素。(1)研究方法郑秀君(2007)认为当前关于FDI技术溢出效应实证研究中,忽略了FDI技术溢出效应时滞,经过计量分析时滞为四年。(2)对实证分析持肯定观点邵军(2007)认为,,FDI研发投资对我国国家创新体系的完善发挥了积极作用,对我国技术进步产生了深入而广泛的影响。不过,外资研发机构的进入也可能会带来一定的负面效应,如短期内对于高层次人才的“攫取”、低技术研发路径锁定等,这些都需要我们在引资工作中加以认真对待。单俏颖(2004)在考察了我国在内外资双溢出的情况下,认为FDI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方面成绩更为显著,同时提高劳动生产率。(3)对实证分析持否定观点赵奇伟,张诚(2007)采用我国1997~2004年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的实证结果表明,随着外资大规模涌入,我国要素市场已难以为当地企业提供足够的资金和人才支持,从而造成FDI净溢出效应为负。刘宇(2006)通过对1982-2004年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实际利用额和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前者流入的确促进后者的提高,并且发现从1992年起前者对后者的促进作用下降了。认为这与我国自主科技投入提高相关。肖德云,王恕立,朱金生(2007)运用回归分析、协整理论和Granger因果检验的方法对FDI与武汉市的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优化和要素生产率做了实证研究,发现外资对于武汉市的较低的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整体上来看外资的技术溢出效应较低。王飞(2003)通过研究表明,当某一行业在国内同行业中竞争较弱时,为了维持利润,FDI是不会引入先进技术的,因此真正的外溢效应是十分有限的。(4)溢出效应的效果的差异性张宇,蒋殿春(2007)利用数据包络分析(DEA)以及面板数据模型对FDI流入在不同地区所引发的技术外溢效应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验证了FDI技术6外溢效应在我国不同地区之间具有相当的差异性。赵奇伟,张诚(2007)认为要素市场发展水平滞后是造成我国FDI溢出效应跨区域差异和阶段性变化的主要原因。黄静(2007)通过非参数性方法得到全要素生产率,考察了FDI对我国工业行业技术进步的影响。发现FDI外溢效果在科技含量高的行业中较为明显,在低科技行业中效果较差。并且通过进一步观察发现在外溢效果显著的行业中,技术外溢效果的显著性排名与行业中内资部门的技术进步排名高度吻合。(5)外溢效应产生的影响因素张宇,蒋殿春(2007)从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度、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状况以及地区经济结构四方面对引发积极技术外溢效应的“门槛”水平进行了具体的测算。林吉双,杨继军(2006)认为在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互动过程中,产业关联和市场竞争所产生的FDI溢出较为显著,而由于技术本身的复杂性和跨国公司有意识的控制使得人力资本流动和科学研究所产生的技术溢出有限。赵奇伟,张诚(2007)构建了一个三部门的内生增长模型,其中,要素市场发展水平通过制约本地研发部门获取生产要素的便利程度,影响本地企业获取FDI净溢出效应的大小。分析发现,东道国要素市场的发展有利于本地企业获取正向的FDI溢出效应,从而加速促进区域经济增长。他们还构建了一个包含金融深化程度变量的内生增长模型,通过设定一个金融深化程度函数,并将其引入最终产品部门的生产函数,证明了金融深化程度是FDI技术溢出效应的重要因素。采用我国1997~2004年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的实证结果也表明,金融深化程度是FDI溢出效应的决定因素之一。郭英,陈飞翔(2007)按人力资本高低水平,对广东省1999~2002年的城市样本进行分组回归,认为人力资本水平越高,FDI的技术外溢效应越明显。但广东省人才回流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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