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约瑟难题”视野浅谈中西科技发展比较

从“李约瑟难题”视野浅谈中西科技发展比较1从“李约瑟难题”视野浅谈中西科技发展比较摘要：随着“李约瑟难题”越来越引起世人的关注，中西科技发展道路上所呈现出的相反状况也备受关注。本文基于探究的视野，对中西科技发展的差异进行了全方位、深层次的思考，通过比较中心科技发展的共性与个性来揭示中西科技发展速率差异之谜，从而对中国的科技反展研究问题有新的切入点。关键词：“李约瑟难题”中西科技比较综观中西科技发展，可以看出双方所走的道路渐行渐远。观照、对比近代的西方和中国，就会明晰地看到双方在这方面的巨大反差。近代的西方洋溢着科学发展的旺盛的“文化驱动力”，科学活动的主体勃发出前所未有的创造性，而在近代中国，科学发展的“文化驱动力”完全陨灭，其直接影响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中国人很少像欧洲人那样有浓厚兴趣获得科学革命所必须的人力资本”1本文想从比较史学的角度，对这一现象进行分析概括和总结：西方史学界对比较史学存在着四种不同的认识，一是认为这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比较历史学家所作的工作主要是把不同社会中出现的类似的制度和观念在仔细定义的基础上，进行系统的比较研究，二是认为比较史学是一种特殊的历史解释或研究方法，它通过把一个社会中的历史现象与另外社会中的历史现象相比较，从而以比拟的方式对这个社会中的历史现象做出解释，三是另一些学者把比较史学定义为是一种研究逻辑或方法论，这种方法论指导历史学家系统地收集历史事实，然后运用这些历史证据去检验历史解释理论假设的正确与否。2换句话说，假如历史研究者把某一个社会中出现的A现象归结为是B社会状况的结果，那么他可以考察其他社会中A现象的出现是否伴随B社会状况，从而对自己的理论假设作出验证，四是有的学者也把比较史学理解为是一种使用类比来说明不同时空中的历史现象的研究倾向。因此，比较史学可以被看作是建立在对两个以上社会进行比较的基础上的对过去的研究。这四种说法都有非常合理的成分，从不同层面和内涵上阐述了比较史学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在中西科技发展的历程来看，正如李约瑟强调的：“中国技术学的发明，在第1到第13世纪中，好像流水一般，不断地输进欧洲，正如后来欧洲的技术输入中国一样前后一辙。”如果深入研究这一领域，就要综合运用比较史学的研究方法，从横向和纵向入手，探讨其中的原因，越来越多的史学工作者尝试运用比较史学方法来处理和解决历史研究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并且取得了一系列成果，推动了中国史学研究的发展。本文试分析下中西科技差异的缘由。1吴彤：《从自组织观看“李约瑟难题”》，《自然辩证法通讯》，1997年3月。2WilliamSewell,/MarcBlochandtheLogicofComparativeHistory0,inHistoryandTheory,6(1967),p.217.从“李约瑟难题”视野浅谈中西科技发展比较2一“李约瑟难题”给世人提出了一个很大的疑问：为什么中国古代科学技术胜过欧洲，而近代科学革命却没有在中国发生？该难题的核心是在问世人，中国近代科学技术与西方近代科学技术渐行渐远的深层次的原因。李约瑟博士将中国中世纪的科技成就和西欧文艺复兴后的科技成就进行对比,在研究中国科技史的发展进程中,极其自然地提出了他的“李约瑟难题”：我们最初的问题是:“为什么近代科学只产生于文艺复兴后不久的西欧?但是请注意,一种事物能被另一种事物所掩盖!我们认识到在这背后,有一个甚至更有兴趣的问题,即为什么中国在前十四个世纪,在获得科学知识并为人类造福方面,均较欧洲更有成就?”3纵观世界文化发展史，古代中西方的科学技术有两峰对峙的局面。中国和希腊都曾达到古代世界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高峰。5世纪后，西方在基督神权统治下，科学技术的发展缓慢了，中国超过了西方。从14世纪后经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到19世纪近400年期间，西方科学技术获得了迅速发展，西方超过中国。从中西两峰对峙到中国超过西方，再到西方超过中国，其原因值得探讨。中国学者杨振宁认为，中国文化较注意诗意和宏观哲理，如在中国的古文、古代哲学中，有许多内容辩论了几千年还没有完全弄懂；中国的医学，讲究整体、辩证，联系的治疗过程。其文化总体特征是向朦胧、模糊、整体方向发展。西方的文化比较注重准确和微观，如古希腊的欧式几何就是追求精确，从微观具体入手的结果；再如西医，则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其总体文化特征是向精确、具体、细致方向发展、4中西文化的有着本质的差异，这些差异对他们各自的文化影响巨大，以致各自走上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杨振宁归结说，总体来说，西方的文化史具体的文化，比较倾向于准确、精致的研究；而中国的文化则倾向于宏观、整体的研究，这是一个相当明显的分别，与中国虽然具有5000年的高水准文化而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来具有密切的联系。5由于这个相当明显的分别，中西文化，特别是中西科学文化因而走上了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产生出截然不同的结果，同时也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致命弱点。杨振宁指出，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是要用一种抽象的分类、归纳的想法，来达到“理”。但它没有推演的精神，逻辑的精神，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近代科学的一个重要区别，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大的缺陷。6就社会发展阶段而言，16、17世纪时世界历史由中世纪社会向近代社会过渡的转折时期。英国的著名学者杰弗里·巴勒克在编《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中就说过：“西欧于1500年仍然站在文明世界的边沿，比起这个时期最强盛、最先进的中国的明帝国……西欧黯然失色。”而当时的西欧确实没有从黑暗蒙昧中走出来，但过了一段时间，发生了令人费解的骤变，曾长期处于领先地位的3李约瑟：《中国科技史第四卷》，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696页。4高策：《走在时代前面的科学家——杨振宁》，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年5月，第230页。5杨振宁：《宁拙毋巧——和潘国驹谈中国文化》，杨振宁文集，1998年第6期。6杨振宁：香港演讲，参考消息，2000年3月8日。从“李约瑟难题”视野浅谈中西科技发展比较3中国传统科学技术急转直下，走向颓势，而西方却后来居上，这跟中西方传统文化背景的差异、社会背景和阶级北京的差异以及两种科技自身结构差异是密不可分的。二先从中西文化传统背景来看，中西方文化传统有着很大的差异，中国的传统文化可谓是一种伦理学术型的文化，而西方的传统文化则是一种宗教科学型的文化。不同的文化背景，自然会形成不同的民族心理，其对科技发展的作用也就自然不同了。中国哲学的“性善论”、墨家的“兼爱”思想及有机整体的思维方式已对或将对西方文化产生巨大的影响。他说，在中国人的传统思想中，人性本善始终是一个基本信念，这个思想当时刚刚传入欧洲，百科全书的编纂者们获悉后，对他们的进步大有帮助。中国在18世纪对欧洲的、人思想的影响的这段重大历史进程终于被人发掘出来。7中国的传统文化长期是以人为中心，宗教与科学理论都不发达。儒家提倡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着重的是内省于心，一切都要求符合于“礼”，轻视的是察识物理。“轻自然、斥技艺”的思想后来被推演为社会的传统观念。这一特征，可说是从儒家祖师孔子到近代最后一带鸿儒梁漱溟是一脉相承的。梁漱溟就说过：“向外用心于物，似乎可以察识物理，可以产生自然科学，乃至社会科学，但岂不离开了反躬理会自家生命和生活的道路……修身慎独正所以发挥吾心之全体大用，若一入手便心向外用，岂不背离孔门学派乎？”8中国文人亦遗存有保守之风气，束缚传统科学走向近代化。受因循守旧的小农思想长期熏陶，在中国古代文人中养成了一种守旧心理，对新生事物不敏感，甚至往往采取排斥的态度。例如，当印刷术取代抄本时候，很多文人的反应很冷淡，而当16世纪“西学东渐”的潮流涌来时，中国的文人不是想到如何去借鉴、扬弃、吸收，而是想了一种围追堵截的办法，针锋相对地掀起了一股“西学东源”风。这种做法不仅桎梏了中国科技向近代发展的步伐，而且失去了一次融合世界文化、取长补短、走向世界的历史机遇。西方的文化主要是以宇宙问题为中心研究点，宗教和科学都很发达，我们仔细观察唤起近代科学的文艺复兴时期产生的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思潮，它们都根源于古希腊罗马文化。而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基础比较好，那就是人性多于神性，科学多于迷信。它们的哲学更重于观察自然，探讨本体。有的学者认为，亚里士多德、毕达哥拉斯、德谟克里特的学说都具有科学性，是一种科学哲学，他们的学说中神秘成分很少，也正式如此，古希腊罗马文化才能在新时代复兴。在西欧传统文化中，另一个不可忽视的支柱就是宗教。宗教与科学从本质上说，是人类文化对立的两极。然而在现实中，它们却存在着渗透和互补的现象，这也许正是历史和社会的复杂所在。西方豁达好学、追求新奇的民族心理，也促进了近代科学的发展。近代科学的奠基者是一个群体，他们最早涌现于以意大利为中心的中欧7李约瑟：《一位年轻科学家对一位老科学家遗言的思考》，剑桥大学出版社1936年版，第34页。8梁漱溟：《试论宋儒朱熹氏在儒家学术上的贡献及其理论思维上的疏失》，史学月刊2001年3月。从“李约瑟难题”视野浅谈中西科技发展比较4国家，如达芬奇、哥白尼、伽利略等等。他们善于吸取不同的养料，勇于推陈出新。文艺复兴在深入发展，科学的传播以惊人的速度在欧洲大陆进行，这与他们的好学精神分不开。以英国为例，他们一方面重视对前人创造的科学技术的研究，一方面注意学习别国的先进经验，“拿来主义”在这里是一种自觉行动。正因为浓厚的学术气氛和广泛的交流，才出现了牛顿和胡克同时发现万有引力定律，迈耳和焦耳等人分别发现能量守恒定律，莱布尼茨和费尔玛各自单独研究成功微积分等现象。严复在比较中西文化时说过这样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其于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9敢于学习新知识、追求新知识，这不能不是西方学者乃至民族的一大优点。10三“传统思维决定了传统文化”。11科学思维是科学文化的核心，中国传统思维主要是一种直觉的思维，强调思维的直觉性和意会性。因此，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是非逻辑的、非抽象的，更多的是靠直觉和领悟去把握世界的、他们认为直觉思维是一个全部身心都参与其中的综合过程。李约瑟强调：“中国技术学的发明，在第1到第13世纪中，好像流水一般，不断地输进欧洲，正如后来欧洲的技术输入中国一样前后一辙。”12在文艺复兴前和文艺复兴期间所受的技术影响中，中国占了支配地位。宋代的程朱理学提出“即物而穷其理”的方法实质就是凭直觉与意会去弄清事物的“理”。这样下去必然导致知识的模糊性，阻碍了知识的广泛传播或在传播过程中会引起一些有效信息的损失，这种思维始终未能形成严密的演绎体系。落后的科技文化正是人们这种认识世界、直觉、悟性的思维方式的反映。比如，中国古代神话故事就是人们企图从自己的认知水平来对自然界加以说明的一种尝试。西方的科学思维模式中，居于核心地位的则是逻辑分析传统。首先，提出基本假设或公理，再从这些基本假设的基础上经过严密的逻辑推理。西方科技文化在思维上讲究逻辑的严密性。古希腊柏拉图为理性模式作了奠基，亚里士多德则定了抽象思维的基本准则，他的《工具论》是第一部形式逻辑的著作。古希腊的逻辑学和公理化思想在唯理论者特别是笛卡尔与培根那里得到了充分发展。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欧几里德的几何学、托勒密地心说理论、牛顿力学及现代微积分等科技成果。西方人的这些思维的传统使人们在科学实践中更加趋于理性化，大大促进了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国古代社会对科学实验室极不重视的，科技的实际效用取向局限了人们思维的升华，在直观的经验的探寻中更不能培养出分析精神和实证精神。13中国科技文化中缺乏西方的科学哲学与知识反思的传统，虽然古人很早就提出一些问题，但并没有对这些问题进9严复：《论世变亡亟》，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8页。10胡幸福：《封建社会末期中西科技发展消长原因思考》，《山西师大学报》第23卷第1期，1996年1月。11蒙培元：《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基本特征：中国思维偏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8页。12钱国忠主编：《东西方科学文化之桥》，科学出版社2003年11月版，第13页。13潘建红：《中西科技文化比较观》，《求索》，2007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