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农民工子女社会融入现状研究

调查研究P.142人力资源管理HUMANRESOURCEMANAGEMENTP.143摘要：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相结合的方法对制度、经济、文化、社会/心理四个维度因素在农民工子女社会融入过程中的角色和作用进行了定量定性相结合的研究。研究认为，父母教育程度、教育资源的分配状况等因素对农民工子女城市融入影响最大；户籍门槛、家庭收入等也直接左右融入度指标的提高。关键词：农民工子女社会融入一、研究背景与意义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涌入城市的农民工群体越来越庞大。根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流动人口超过2.1亿，而上海28．3％的农民工群体是举家搬迁的。这一现状直接导致劳务输入地义务教育资源的紧张——上海义务教育学校生源中的42%为非户籍人口，而这一比例在上海小学一、二年级中甚至过半。除了在资源绝对获取方面的问题，农民工子女在城市生活中还会遇到种种延续性问题——教育、家庭、社区、朋辈群体等。现有研究对农民工子女相关问题的研究基本围绕该群体的相关权益而展开，其中受教育权以及相关的教育公平、质量、开支等相关研究是现有研究的核心议题。此外对于农民工子女的政治身份、心理认同、成长环境等因素的研究也多有涉及。但综上而论，儿童的生活环境是一个整合性概念，其是由教育、经济、文化以及朋辈群体由众多制度化和非制度化场域共同构成。单纯的从制度化、单维化视角出发而进行的分析不免失之偏颇。本研究以上海市农民工子女的社会融入现状为案例，通过对其融入社会过程中的困境以及原因的分析，揭示了其在上述过程中所面临的制度化、个体化困境，并提出了具有实践性的相应改进途径。二、“融入指数”测量框架的构建本研究从定量和定性两个维度出发，利用问卷法和访谈法对被试融入务工地环境的程度进行了调查和测量。并通过“融入指数”这一创新性的概念对被试融入务工地的程度进行了定量的描述。本课题中农民工子女社会融入指数由经济、制度、社会、心理与文化四个主维度构成，每个主维度下依情况设有2-3个子维度，通过文献综述和前期调研，我们确定了各主次维度下的具体判别指标（详见表1）。表1农民工子女社会融入度指标根据上述指标的加权得分情况我们最终得出被试的融入指数，其计算过程如下：融入指数=（客观指标汇总值+主观指标汇总值）/指标数三、调研结果本课题共发放问卷450份，回收435份，回收率96.6%。在回收的问卷中有效问卷427份，回收有效率98.2%。男女比例约为8:5，年龄在7-14周岁之间。从整体来看，男童的社会融入指数为2.10，女童的社会融入指数为2.14，性别差异的显著性为0.11，统计意义上不显著。性别对农民工子女社会融入度的高低影响较小。不同年龄段的社会融入度差异显著（0.103），最高为14周岁，社会融入指数为2.23，最低为7周岁，社会融入指数为1.87。农民工子女的社会融入水平与其在上海居住的时间长短成正相关关系。父母受教育程度对子女融入指数的影响呈现非常明显的正相关关系：父母受教育程度为大专及以上的融入指数为2.28，父母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下的融入指数为2.03，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子女社会融入度越高。学校办学类型也是影响农民工子女社会融入程度的一个显著因素：公办初中的融入指数最高，为2.40，其次为公办小学，2.16，最差的是民办农民工子弟小学，为1.92。除去上述样本描述性因素的分析外，我们还根据问卷中各个维度情况进行了统合性分析。从制度维度看，户籍融合子维度得分较低，为1.94分，其中入籍愿望这一指标得分比较高，67.7%农民工子女有很强的入籍愿望，于此形成反差的是85.5%农民工子女都没有上海户籍，此项指标得分仅为1.29。而教育情况这一子维度得分较好，为2.40分，但其中对学习的满意度这一指标得分较低，92%的农民工子女都对自己的学习成绩不太满意，这与如今学校的要求和父母的要求不无关系在经济维度中，家庭经济情况子维度得分情况较好，农民工子女对家庭经济情况和生活水平都很满意，这一子维度中唯上海市农民工子女社会融入现状研究周韵华东师范大学调查研究P.142人力资源管理HUMANRESOURCEMANAGEMENTP.143一较低的指标是家庭人均年收入，得分为1.46，这表明农民工在上海工作的收入仍然偏低，这与他们的教育程度和从事的行业密切相关。居住条件子维度得分比较低，数据表明农民工子女的住房面积较小，而且大部分是租房，62.1%的人有搬家意愿，不过农民工子女大多对居住环境还较为满意。农民工子女的社会融入在社会主维度得分中等，在参与社区服务和管理子维度中，农民工子女表达了较好的参与社区管理的意愿，然而他们参与社区管理的次数这一指标得分却很低，72.4%的人一年参与社区活动的次数在2次以下，由此可见在社区中农民工子女愿意参与社区的各项活动但是机会却不多。在群体交往这一维度中，各项指标得分都比较好，尤其是困难时的互助情况这一指标，得分为2.92分，是所有指标中得分最高的指标，说明农民工子女都愿意在困难时与他人进行互助。社会保护这一子维度得分较低，为1.64分，其中是否享受过社会保护和救助这一指标得分为1.22分，可见社会保障对于农民工子女的救助情况仍然有待改进。在农民工子女社会融入指数的四个维度中，心理与文化维度的得分最低，为1.94分。身份认同子维度得分为30个指标中最低的，为1.19分，86.2%的农民工子女仍然将自己认作外地人。文化认同子维度得分也较低，其中本地语言掌握程度和本地文化熟悉程度这两个指标得分都较低，由此可见农民工子女在文化层面与当地社会融入度不高，其中方言的障碍是一个比较主要的原因。城市评价子维度得分较高，农民工子女对上海这一城市和上海本地人的感受都较好，说明他们还是很喜欢这个城市和这里的市民，而且相对来说他们对上海城市的感受更好。而进一步的访谈也验证了上述结论。受访者普遍认为社会融入度高能够帮助孩子成长，加强城市归属感，减少社会矛盾，为建设和谐社会提供有利支撑。然而50%的受访者认为农民工子女的社会融入度一般，主要原因在于农民工子女在教育资源上的不平等，经济及社会地位的低下和社区活动参与不积极。从访谈中可以看出，孩子们更愿意对老师透露自己关于社会融入方面的想法，所有的农民工子女家长都表示，孩子在家不会同自己谈起学校里的事。83%的受访教师认为，学校里仍然普遍存在对农民工子女的歧视现象，而这种现状仅通过教育本身很难改变，主要还应靠政策对这一群体的支持、教师自我素质的提升和社会的大力宣传。四、结论和改进1.经济收入较低。这与农民工子女家长的教育程度和从事职业相关，导致农民工子女与本地家庭物质条件上的差别，通过农民工子女家长的努力和政府创业方面的支持会有所改善。2.社区管理参与度低。上海市的各个街道如今都有许多有关农民工子女的活动，访谈表明家长和社区都希望孩子能够多参加社区的活动，与同龄人多接触，然而周末补课和电脑游戏是参与率低的两大原因。3.本地语言和文化障碍。这一困境主要由方言的障碍所引起，这是阻碍农民工子女与本地人沟通的一大壁垒。现在小学都提倡说普通话，这确实能够加强农民工子女和本地人的沟通，但是对他们了解上海文化却不利。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要从心理与文化维度提高农民工子女的社会融入度，对地方方言一定程度的熟悉必不可少。4.缺乏城市归属感。这是社会融入度低的一个直观表现，即对自己身份的不认同，缺乏归属感，要解决这一困境需要结构调整和自我适应的共同努力，同时也需要社会整体对这一群体的关注和平等对待。上述问题的逻辑关系如图1所示：图1四位一体的合作模式综合本研究通过调查问卷的分析结论和访谈所得的结果，我们认为“四位一体”的合作模式是促进农民工子女社会融入的有效途径。政府主要负责结构调整宏观调控，在政策和制度上给予支持，涉及户籍改革、社会保障、住房保障、经济建设等社会权利的方方面面。在自我适应层面，主要是从经济、社会、心理与文化3个方面提升农民工子女的社会融入水平。学校要提高办学质量，加强农民工子女的知识教育，减少歧视现象的发生。社区要提高农民工子女提高社区活动参与率，鼓励他们学习方言和上海文化。家庭促进经济地位提升，住房条件改善和子女的教育等都是有效有利的举措。政府，学校，社区和家庭四个主体共同合作，提高农民工子女的社会融入度，构建和谐社会。参考文献：[1]袁连生,倪闽景.2011年上海民进教育论坛的讲话[2]马国才,王留柯.农民工子女入园现状及其存在问题与解决——以鞍山市为例[J].学前教育研究,2011,3:21-24[3]文雅.教育公平之我见——浅谈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J].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学科版).2011,5:81-82[4]李明倩,刘永红.教育券:解决我国农民工子女教育不公平问题的新思路[J].宜宾学院学报,2007,3:112-114[5]陈嵩.营造共同成长进步的更好环境——进城农民工子女公平教育的对策研究[J].职教论坛,2009,4:50-51[6]黄兆信,郭丽莹.农民工子女融合教育:教师职业能力面临新挑战[J].教育科学,2010,2:1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