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城市职场女性的困境和成因

BroadDiscussCommunity博论社区HUMANRESOURCEMANAGEMENTP.193P.192探索城市职场女性的困境和成因傅涵英国莱斯特大学当代社会学系摘要：迅猛的城市化使很多女性挣扎于“母亲”和“女职工”这两种身份中。为了解决家庭工作冲突，完成家长的责任，职场女性首选向夫妻双方父母求助而非要求更平等的社会劳动分工。这篇论文意从社会学的角度来分析快速城市化对当代中国职场女性的影响。关键词：城市化女性外来务工劳工工作家庭冲突职场女性往往面对着时间和精力上的压力，她们很难既当“好职工”又当“好妻子”。然而这个矛盾被日趋增速的城市化进程和大城市日益增长的劳工需求量激化了。社会不断要求着女性更加独立自主，敦促她们拥有自己的职业，以满足劳动力市场的空缺。然而这种敦促越迫切，女性的角色矛盾越激烈。Weber(1992)认为政治发展和才智的追求推进了城市化。一个地区城市化的进程往往代表了这个地区经济实力和资源实力。然而城市化会带来有“城市内部两极化”，比如贫富分化导致的“不可逆贫困”“剩余贬值劳动力”以及“移民危机”等。城市变迁虽然是个复杂的话题，但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特征。QuinnJames(1995)指出城市发展使得很多农业劳动力转变为工业劳动力，这可以使得城市发展以最小的工业成本获取最大的劳动利益。然而，城市间的劳动分工是错综复杂的，这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变得复杂。NelsAnderson(1995)指出城市化可以被视为脱离农业的人们的迁居以满足城市劳动力短缺。他继而指出，这带来了人们的生活习性和文化上的改变。NelsAnderson认为“城市化”是一个相对西化的概念，例如亚洲的城市化改变了原本农业社会的大家庭模式。JulianneTreme&LeeA.Crai’s(2013)同样也认为经济的发展抑制了人文社会的发展。VernonHenderson(2002)提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面临着“过度集中”的问题。城市化时间过短会使得城市在发展的过程中得不到调整。由于城市化来自于工业化和资本化，在与自由经济的博弈中，一个不成熟政府往往会因无法控制经济的发展势头而使城市发展失衡，有能力的政府往往会降低城市化速度来提高当地市民生活质量。PremS.Laumas&MartinWilliams’(1984)补充道，城市化会使得这些“半高度工业化国家”面临人口过多问题。他们在研究中指出，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城市化发展进程并不符合当地的工业化程度。这直接导致了人口爆炸，失业和经济失衡。城市化也是当代中国最大的特点。KevinHonglinZhang&ShufengSong(2003)认为中国的城市化是一个在不平衡济利益驱动下的乡到城的移民过程。他们认为地区经济发展差异是移民潮的最大原因，然而城市失业率是城市化过快和经济发展的直接后果。但这一现象在中国不断变得严重，具体来说，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外来务工人口增长迅猛，其中百分之七十五是乡-城劳工，百分之二十五是城-城劳工(KevinHonglinZhang&ShufengSong2003)。这样的外来人口给城市发展带来了动力。但是，与城市劳工相比，这些外来劳工的薪水更低。MingxingChen,WeidongLiu,&XiaoliTao(2001)进一步指出中国现在面临着过度城市化。他们认为在过去的二十年中，中国的城市化进程非常迅猛。即使与世界上其它很多国家相比，中国的城市化速度也是非常惊人的。中国城市化的速度已经超过经济发展速度。这带来了三个后果：一，城市人口爆炸。二，农业人口紧缺。三，一线城市过多的民工。除此之外这还诱发了很多“城市病”，包括空气污染，交通堵塞和激烈的人均资源竞争。除此之外，过度的城市化已经对传统的中国家庭观念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越来越多农村务工者选择放弃完成家庭成员的指责而进城务工。LengLee（2011）认为这对子女的教养是有消极影响的。一些“留守儿童”会因为缺少父母正确的陪伴和引导而成为社会危害。老年人也会因为子女进城务工没人陪伴而产生众多心理和生理问题。一项在安徽农村的调研报告指出，一个村可能会有三分之二的“留守老人”死于非正常死亡。“拖累”和“绝望”是导致自杀的主要心理因素。ChaolinGu,LiyaWu,&IanCook’s(2012)的研究指出中国的城市化有三个特征。一，启始于逆农业化，并伴有很多政策干预。二，非农业人口的急剧下降。三，结构上与西方的城市化有很大的区别。Gu,Wu,&Cook认为中国的城市化是自上而下的。ZhangLi（2008）支持这一观点认为中国建国后的城市化启始于计划经济，也是政府主导的经济模式下的城市化。例如，政府圈定了一些优先发展经济BroadDiscussCommunity博论社区HUMANRESOURCEMANAGEMENTP.195P.194的区域。这种城市化模式被称为“苏维埃式”城市化，中国在多种所有制的建立代替了计划经济后，“苏维埃”式城市化随之瓦解。随后，市场不断的刺激着城市化的发展和个人财富的追求。女权主义的兴起解放了女性。至今，越来越多的女性拥有自己的事业。作为社会的一部分，城市化也给她们带来了影响。SusanneThorbek’s(1988)指出城市化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家庭矛盾。他认为那些拥有自己事业的女性更加的独立，她们会较少的在经济上依赖丈夫。这个研究指出典型的女性社会关系是被家族关系网络控制的，这包括乔迁的可能性，职业属性和工作时间。与男性相比，女性在很多国家被认为是“第二劳动力”并无法与男性享有对等的权利，这使得在很多国家女性的收入和地位都相对较低。更有“贫民窟文化”使得成了一些女性的的地位低入尘埃。D.W.Drakakis-Smith认为由于城市化进程，劳动力分工越趋明显，女性的职业基本与简单化的低产出工作相关，而男性则往往从事与高技术要求高产出相关的职业。而发展中国家快速的城市化使一些女性劳工沦为为廉价劳动力，工薪也往往是不稳定的和低廉的。D.W.Drakakis-Smith的研究佐证了马克思女权主义理论，认为资本化带来了男女社会分工，女性往往会被排挤出高薪高技术要求的职业(Jackson,Stevi&Jones,Jackie1998)。马克思指出女性的从属地位可以全权确保男性的生产力，因为女性对家庭的贡献会减少男性在家庭职责上的压力(Jackson,Stevi&Jones,Jackie1998)。Scanzoni(1971)认为这一现象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有所改变。Lew(2010)支持Scanzoni(1971)的观点，认为近三十年中有两个明显的改变，一为家庭模式的改变，二为男女在家务分工上的改变。传统定义下，男性的角色是“养家糊口的人”，女性的工作一般是层次较低工作时间较短的以家庭为主导的工作。但近30年，女性主动加入了劳动力市场(JaneLew’s2010)。这是一件好事。经济发展需要更多的劳动力，国家需要她们。工作使得女性有更稳定的经济保障，特别对于单身母亲，工作意味着经济来源。但是，不断延长的工作时间也带来了很大的风险。特别是在生育孩子之后，选择高强度工作会给家庭带来一定风险的(JaneLew’s2010)。在高竞争的行业，家庭和工作的平衡会被打破，还会减少对子女照顾的时间(JaneLew’s2010)。但就目前这一现象并未列入一些政府关注点之一(JaneLew’s2010)。虽然有学者指出尽管这一现象已经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但其中仍然存在很多争议，例如如何定义“家庭平衡”，这需要追溯到家庭工作冲突学术研究的起源和背景。RosemaryCrompton&ClareLyonette(2006)提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第二次女权运动”为女性谋得了与男性相等的工作权利，此后女性投身工作也被视为理所当然。但，随着经济的发展的加速，女性开始感觉难以平衡职业和家庭。其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就欧洲来说，自经济衰退开始，政府利用各种途径鼓励女性投身职场增加女性就业率来对抗经济衰退。另一方面，自二战以后全球化使得国家的界限淡化，很多固守的社会习惯被多元文化改变。因此女性需要一个针对于此的，不仅能稳定就业并且能提高家庭生活质量的社会福利体系。家庭政策的出现给女性带来了福音。不仅如此，家庭政策的生活更影响了男性的生活。比如在家庭政策中，夫妻双方都被鼓励分担家务等。在家庭政策的积极影响下，女性就业质量得到了良性得改善，就业率的上升就是其中一个改善。在法国，56.4%的女性拥有自己的职业，其中大部分是全职职工(KimberlyJ.Morgan2013)。在英国，女性就业率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2001年上涨了72％。但是工作家庭冲突也在不断出现。家庭工作冲突是双向的，可能来自于家庭职责对工作的压力也可能来自于工作对家庭的压力。正因为女性依然习惯性的会与“照顾孩子”、“购买日用品”和“准备食物”等家庭职责密不可分，家庭工作冲突才会出现。在中国，传统价值观是建立在孔孟伦理之上的。孔孟所提倡的社会结构是“夫与妻”“父与子”“君与臣”“兄与弟”，女性往往在这样的社会角色下被定义为妻子、女儿。城市化对这一传统观念是有影响的(Lindridge&Wang,2008)。具体来说，现今，与其当一个“好妻子”，越来越多的女性更乐意去当一个好职员。传统价值观认为女性应该依赖男性，她们能否获取自由是建立在家庭中男性的诉求之上的。潘毅在对打工妹的研究中指出，工作能让女性有机会积累自己的储蓄，意味着她们能有经济独立的机会。潘毅指出虽然在政策一直关注女性的解放，但实际上，这种“解放”只单纯的把女性卷入了劳动力市场，使她们从一个“好妻子”的角色转变为一个“高效劳工”的角色（Wilson1993smith1998）。Wolf（1985）认为中国在政策上还没有意识到性别平等的复杂性以及其复杂的社会后果，一些意在倡导性别平等的政策过于简单。Huang(2011)认为中国女性劳工人数上的上涨不能与性别解放划等号。Huang(2011)认为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并不会有效的促进男女平等。男女平等并不是单纯的表现在带薪职业分配之中的，而是表现在潜性工作分配和社会责任分担之上的。平等是一种社会道德以及各种各样的家庭社会关系的平均分配，所以工作上的平等并不全等于性别平等。Huang（2011）指出，休闲时间（除了工作时间和家务时间的私人时间）的分配能测量夫妻间的平等情况。但在中国，相比较男性而言，女性的休闲时间较少(Huang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