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区知识分子群体的基本内涵与群体结构初探

275探索研究Explorationandresearch质量管理【基金项目】2014年赣南医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培育课题《中央苏区的知识分子群体与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项目编号：RP201402)研究成果。【文章摘要】苏区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及其作用的发挥，是在中共曲折探索过程中艰难前进的。从中共党史的历程来看，没有哪一次濒临灭亡的危机不是以进步为补偿的，知识分子群体在苏区时期格格不入的格局下得到了磨炼。中共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是在与错误思想、路线的斗争中不断成熟的，并为其后中共知识分子政策的逐步明朗化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关键词】苏区时期；知识分子群体；基本内涵；群体结构中共成立之初，几乎所有的党员都是知识分子。大革命开始后，知识分子作为革命的力量，中共主要采取团结、联合的政策。1927年4月27日至5月10日，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正式代表80多人，代表着5.7万多名党员，其中工人占50.8％；农民占18.7％；知识分子占19.1％。中共五大决议案中强调指出：“努力扩大党的数量，并吸取产业工人进步农民和革命的知识分子到党的队伍中来。”但是，随着大革命的失败，中共对知识分子的态度上整体呈现“不信任”，形成了其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的主基调。党内机会主义、小资产阶级习性等几乎成为知识分子的身份“标签”，中共知识分子政策进入曲折探索时期。1历史轮廓：从前后两个时期看苏区知识分子群体的基本内涵大革命失败后，秋收起义部队、南昌起义军余部、湘南起义农军、红五军汇集井冈山，形成了井冈山时期的知识分子群体。据统计“井冈山斗争的知识分子共有苏区知识分子群体的基本内涵与群体结构初探梁君思林园媛赣南医学院江西赣州341000226人(不计重名)，其中留学生7人，大学生17人，中专生78人，中学生70人，初小文化12人，军校毕业生99人。”这些知识分子，有的是黄埔军校、讲武堂等军校毕业生，还有来自全国的大学生、专科生、师范生、中学生以及留学生。例如，朱德、何长工是留学生，陈毅、伍中豪是大学生，李奇中、谭希林是中等专业学校学生，何国诚、苏先骏是中学生，王尔琢、李奇中是军校学生，余贲民、张子清是农民运动讲习所成员，他们虽然来源各异，但却因为一个共同的革命信念走到一起，共同组成了井冈山时期的知识分子群体。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分兵下井冈山，大批知识分子开始聚集赣南闽西等中央苏区。苏区知识分子群体是指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期，在大革命失败以后的土地革命战争中，在赣南闽西等13块革命根据地形成的、经受过革命战争洗礼并最终在思想上、行动上接受中国共产党革命意识形态和组织领导的新型知识分子的集合体。中央苏区初期，受大革命失败和党内极“左”理论影响，知识分子受到排斥、打击。1930年10月赣西南会议期间，苏区党员三万，其中知识分子所占比重不到10%。1933年3月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央苏区进入全盛时期，设有4省、60个行政县，人口总数约450万，对知识分子的现实需求使得相关政策有所松动，知识分子群体在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理论宣传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不同于“朱毛”依靠军事力量实现初创，方志敏、邵式平等革命知识分子返乡创建赣东北革命根据地过程中，通过亲戚、同学关系网秘密串联推进组织传播，展现出苏区知识分子将革命信仰与群众结合，并最终形成推动革命前进物质力量的过程。20世纪30年代，“以‘方邵’为首的一批知识分子党员，在基本上与上级组织失去联系或未能得到上级组织有效领导的情况下，凭借中共党员以及先前农会骨干成员之间的秘密串联和自觉行动，并利用当地的社会关系网络、秘密结社形式和自然地理条件（例如赣闽两省或数县交界的偏僻山区），较为独立地形成一股革命势力，进而通过公开的暴动创建赤色割据政权。”以上两种个体作用于革命的形式，共同构成了苏区知识分子群体的主要叙事脉络。1935年1月遵义会议的召开，结束了长期以来党内盛行的排斥、不信任知识分子的“左”倾路线，改变关门主义倾向。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后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强调：“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不论其出身如何，苏维埃给予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并发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革命青年来者不拒”等号召。自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开始，延安逐步成为“年轻人的圣城”，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奔赴延安。“抗战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总共四万余人，就文化程度而言，初中以上71%（其中高中以上19%，高中215，初中31%），初中以下约30%。”有学者指出：“延安知识分子群体是指20世纪三十年代以延安为中心形成的、在思想上接受与阐释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为特征的知识分子的集合体。”“从延安整风到新中国成立，下乡、蹲点、批评与自我批评一直都是知识分子工农化的必由之路。无休止的学习、检讨、反省，强化了知识分子的原罪感和他者化。”中央苏区时期成立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作为党治国理政的初步尝试，对延安时期知识分子政策形成镜鉴。2横向梳理：从社会结构多个维度看苏区知识分子的群体结构从地域分布来看，来源广泛，身份复杂。除了苏区时期中共自己培养的知识分子外，还有来自国统区，甚至国外知识分子。一方面，苏区知识分子群体主要是中共自己培养的。例如，1932年以后，先后创办瑞金列宁师范学校、中央列宁师范学校、中央农业学校、高尔基戏剧学校等，培养各方面干部和技术人才。“据统计，到1934年3月，中央根据地有列宁小学3199所，学生约10万人。”他们汇聚在中央苏区，例如，1931年9月开办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一期学生有700余人，第二期学员600多人，第三期学生超过1000人……第六期比第五期规模更大”。他们分布在苏区各地，例如，1934年各地“《红色中华》有400多名通讯员”，“《红星报》已有通讯员500多名”。另一方面，是来自苏区外的知识分子。有的是从敌方俘虏的军事、医276探索研究Explorationandresearch质量管理务、无线电等技术人员，如医务人员戴济民、李治等。有的是动员地方知识分子参军，如被誉为“苏区第一个模范”的名医傅连瞕。有的是跟随起义部队参加红军，如宁都起义时国民党一大批知识分子加入红军。有的是中共中央派遣到苏区的知识分子。有的是大革命失败后，回到家乡深入农村的知识分子，组织群众，推动革命。从职业分布上来看，苏区知识分子群体主要集中在教师、新闻工作者、医生、等技术领域。1933年《关于土地斗争中的一些问题的决定》中曾指出：“知识分子在他们从事非剥削别人的工作，如当教员，当编辑员，当新闻记者，当事务员及著作家，艺术家等，是一种使用脑力的劳动者。”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农村破产即国家破产，农村复兴即民族复兴”观念，被中国知识分子广泛接受。“民国时期，不同主张、不同派别的知识分子围绕着社会问题的解决进行思想斗争的同时，也通过社会实践推进和验证着自己的思想主张。其中，针对乡村破败的现实状况进行的以复兴乡村文化、进行民族自救为目的的乡村教育运动盛极一时。”尤其是在苏区教育领域，集中了大批知识分子。1931年3月，徐特立在瑞金创办中央苏区第一期“师资训练班”，中央苏区教育事业蓬勃发展。“据江西省苏维埃政府1932年11月报告，胜利、会昌、寻乌、万泰、兴国、永丰、公略、赣县、安远、于都、乐安、南广、宜黄、信康等14县统计，共办有列宁小学2277所，有小学教员2535人，小学生82342人。”从阶级成份上来看，苏区时期中共普遍认为知识分子成份应当依其所在的阶级决定，知识分子并不是一种单独的阶级成份。早在1928年11月11日周恩来在《坚决肃清党内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意识》中就指出：“因反机会主义而变成反知识分子，这是很错误的。知识分子虽然有很多动摇的，但是能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来奋斗的人亦不少。”而且，在各地苏区，知识分子阶级成份，并未成为制约知识分子投身革命事业的决定性因素。例如，在苏区群众中流传着“穷人不闹，富家子弟大闹”的说法，有当事者回忆：“赣州参加党的很多同志是小地主家庭出身的，彭学礼、李灿春也是小地主家庭出身，我家也是小地主。”从年龄阶段上来看，知识分子大多数集中在青年群体。红军中青年群体的比例普遍较高，据毛泽东1933年对长冈乡的调查：“16岁到45岁的青壮年共733人,其中外出当红军或做工作的去了320人,留在本乡的有413人,其中男子仅有87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赣南13个苏区县总人口约220万，其中青壮年人口仅为50万左右，但前后参加红军的青壮年就达到33万余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后，中共被迫撤离中央苏区，红军离开赣南“长征开始时，带领部队克服千难万险、转战十几个省区、长驱二万余里、粉碎敌人围追堵截的红军将领的平均年龄仅25岁。”从政治立场来看，苏区知识分子群体思想复杂。一是，由于中共反知识分子情绪的原因，本来旧知识分子就很少的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知识分子“大多数都隐藏不出，或者做些体力劳动，或者摆小摊过活。”二是，面对苏区时期中共极“左”倾向，党内极端民主化、党外无政府主义倾向在知识分子群体中有所呈现。“无政府主义是现代历史处于转折关头时反复出现的现象。”三是，有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实现了自我思想的转变，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整体上来看，一个人思想的定型，要经历种种的磨练和曲折，知识分子思想的复杂性反映了时代变迁中的不确定性，“每一时代新旧交替之际，各派思想的争辩都含有阶级背景。”从学历结构上来看，学历普遍偏低。大革命失败后，一批中小知识分子把诞生于城市的革命引向“乡下”，这些知识分子中的绝大部分，是在国民革命时期于外地学习或工作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失败后，或躲避国民党追捕、或追求农民运动，深入农村，融入群众，凝聚力量，发挥作用。“这批人大多为中学生、师范生等中低级知识分子，基本上都有外出学习的经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进过正规学校（中学、师范、教会学校等），大部分都参加过学生运动（其中一部分因此而被开除）。”当然，中央苏区也不乏诸如徐特立等知名学者，虽然数量较少，但是作用极大。【参考文献】[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7）》，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87[2]朱荣兰.试析知识分子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中的重要作用.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0(5):42[3]江西省档案馆、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汇编（上）》，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626[4]黎志辉.弋横暴动的组织网络和革命叙事——兼论“方志敏式”革命根据地的组织发展史，《中共党史研究》，2015（5）；31[5]《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614-615[6]《何其芳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223[7]《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279[8]王海军.延安时期知识分子群体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8):19[9]刘忠.延安知识分子的角色定位与价值差异，《中州大学学报》，2014(4):47[10]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1921-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365[11][12][13][15]刘云等著，《中央苏区宣传文化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61--62、65、67、164[14]车丽娜、徐继存，乱世中的学者使命：民国知识分子乡村实践的现实启示，《青海社会科学》，2015（5）：162[16]赖传珠，赣县革命斗争的回忆，赣县文史资料(第1辑)政协赣县文史资料委员会，1991年，第14页。转引自：张宏卿、肖文燕，革命“下乡”：赣南、闽西革命初期的领导群体，《江西社会科学》2009（1）[17]《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301[18]长征中两组令人肃然起敬的数字，《文史博览》2006（17）：33[19]赣南师范学院、江西省教科所编，江西苏区教育资料汇编（一）1985：20[20][美]柏林编、吴继淦等译《当代无政府主义》，商务印书馆，1984：123[21]《瞿秋白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144[22]张宏卿、肖文燕，革命“下乡”：赣南、闽西革命初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