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林绪武)中国共产党探索革命新道路的苦难与辉煌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研室集体制作第六讲中国共产党探索革命新道路的苦难与辉煌主要内容由苦难走向辉煌的起点：武装夺取政权方针的确立由苦难走向辉煌的关键：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探索由苦难走向辉煌的转折：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理论的创立一二三四苦难与辉煌：中国共产党探索革命新道路的艰难历程问题一：由苦难走向辉煌的起点：武装夺取政权方针的确立（一）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一)国民党的白色恐怖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经历两次大的动荡和考验：一次是1927年的“四一二”事变（由大革命后期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造成）；另一次是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后，留守苏区的中国共产党人再次面临被杀和“清剿”（由党内的“左”倾错误持续酿成的后果，特别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占据统治地位后，红军被迫长征）。1927年4月→“秘字第一号令”，厉行“清党”4月5日，陈独秀同刚从海外归国的汪精卫公开发表《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只字未提蒋介石的反革命行为，认为“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与工人纠察队”是“谣言”，希望“两党党员立即抛开相互间的怀疑，不听信任何谣言、相互尊敬，事事开诚协商进行”。4月6日，斯大林发表演讲：“蒋介石也许并不同情革命，但是他在领导着军队。”“因此，我们要充分利用他，就像挤柠檬汁那样，把柠檬挤干后再扔掉。”共产党的许多优秀领导人先后被杀害据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多人。陈延年、赵世炎、罗亦农、萧楚女、向警予、彭湃、恽代英、蔡和森周恩来万分痛心地说：“敌人可以在几分钟内毁灭我们的领袖，我们却不能在几分钟内锻炼出我们的领袖。”•1927年4月，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1889--1927）面对敌人的绞刑架，面不改色地说：“我先来”。•共产党员夏明翰（1900--1928）就义前写了一首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一部分共产党人脱党、退党甚至叛党。据1927年11月统计，党员人数由1927年5月的57900多人锐减到10000多人。“国民党为‘救党’而屠杀了中国数百万有志有识的青年，这个损失是中国空前的损失，即秦始皇之焚书坑儒亦必不至于此。”——国民党爱国将领陈铭枢向忠发“我们共产党就像一篮子鸡蛋被摔到了地上，绝大多数都被打烂了，只剩下几个好的了”。——毛泽东陈铭枢筹建中央特科（现代中国的第一个“特务”组织）特务工作处下设四个股：情报股、保卫股、特务股、匪运股。中央特科下设四个科：一科总务，科长洪扬生，负责中央机构的警卫与其他事务工作。二科情报，科长陈赓，负责打人敌探机关，侦获情报。其中陈赓、李克农、钱壮飞、胡底、潘汉年、陈养山、欧阳新、刘鼎、李宇超等人，都是中共的情报奇才。三科“红队”（打狗队），主要负责惩办叛徒内奸，队长蔡飞、谭忠飞；四科无线电台，负责筹建无线电通讯，由周恩来亲自部署创建。特务工作处中央特科专业的中共情报保卫机构（1927年11月成立）1927年5月—1927年8月陈赓李克农钱壮飞潘汉年周恩来向忠发顾顺章国民党印发的《特务工作理论与实践》如此评价中央特科的创立与成绩：“他们虽无经验可言，然以主持得人，本着学习及创造的精神，定出整个的计划，按照一定的步骤，脚踏实地的向前努力。为时不到三年，竟有惊人的发展与奇异的成绩。我们站在客观的立场上，也不能不佩服他们的奋斗精神啊!”1928年10月，中共中央成立由周恩来、向忠发、顾顺章组成的中央特别委员会，直接领导中央特科的工作。（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毛泽东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中指出：“我们党从一九二一年成立直至一九二六年参加北伐战争的五六年内……不懂得武装斗争在中国的极端的重要性，不去认真地准备战争和组织军队，不去注重军事的战略和战术的研究。在北伐过程中，忽视了军队的争取，片面地着重于民众运动，其结果，国民党一旦反动，一切民众运动都塌台了。”布哈林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报告明确承认：“共产国际武装中国军阀而没有帮助中国共产党武装工农；结果，我国无产阶级创造的子弹射进了中国工农的头颅。”毛泽东起初并不赞成暴力革命1919年，毛泽东在《湘江评论》的《创刊宣言》中提出“打倒强权”，则是颇为温情的理论：“（一）我们承认强权者都是人，都是我们的同类。滥用强权，是他们不自觉的误谬与不幸，是旧社会旧思想传染他们遗害他们。（二）用强权打倒强权，结果仍然得到强权。不但自相矛盾，而且毫无效力。欧洲的‘同盟’‘协约’战争，我国的‘南’‘北’战争，都是这一类。所以我们的见解，在学术方面，主张彻底研究，不受一切传说和迷信的束缚，要寻着什么是真理。在对人的方面，主张群众联合，向强权者为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不主张起大扰乱，行那没效果的‘炸弹革命’，‘有血革命’”。1927年3月，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毛泽东转向主张暴力革命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指出，“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八七会议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兴起的历史转折点八七会议在革命的危急关头纠正和结束了中共党内的右倾错误，明确了党在新时期的斗争方向。→→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这是邓小平作的八七会议的记录→→问题二：由苦难走向辉煌的关键：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探索（一）“城市中心论”的影响（二）遵义会议的转折（三）留守苏区的红军惨遭“清剿”（一）“城市中心论”的影响第一阶段：从八七会议到1928年6月的中共八大（试图通过以城市为暴动起点的方式来推进革命）秋收起义，中共中央和湖南省委都主张以长沙暴动为起点。湖南省委发给中共中央的信指出，“长沙暴动与秋收暴动是一回事。长沙暴动是秋收暴动的起点”。中共中央认为“原则上是对的”。广州起义，中共中央认为“是广东总暴动的开始，是全国各地工农暴动的信号”。瞿秋白打响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是中国共产党创建军队、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南昌起义打出了中国共产党的党旗和中国工农革命军的军旗；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红军”一词的由来•南昌起义部队沿用北伐战争时期国民革命军这一番号。秋收起义，部队称为工农革命军。同年11月，湖北黄麻起义，部队称农民自卫军。当地著名书法家吴兰阶挥毫疾书一幅对联：“痛恨绿林，假称白日青天，黑夜沉沉埋赤子；光复黄安，试看碧云紫气，苍生济济拥红军。”这幅对联贴在县衙大门两旁。表示颜色的10个词巧妙地镶嵌在对联里，唯独用红色象征革命部队农民自卫军。从此，“红军”的称号开始使用。•广州起义，部队打出了工农红军的旗帜。1928年井冈山会师，组成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1928年5月25日，中央发布《中央通告第五一号——军事工作大纲》，明确规定：“可正式命名为红军，取消以前工农革命军的名义。”不久，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正式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接着，全国各地的工农革命军先后奉命改称为红军。第二阶段：从中共六大到1930年9月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强调把工作重心放在城市，并在“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指导下，布置了城市起义和攻打大城市的行动。）李立三白区党组织遭到毁灭性破坏“我觉得这是个历史，还是应该让人知道。特别是我父亲，他时时刻刻记得自己是犯过错误的人，而且我觉得他这一点是诚恳的，是真心的。应该说他说的时候也是痛心的，他尤其痛心的是因为他当时这种盲动，给党带来了很大的损失和牺牲，特别是牺牲了很多生命，很多党的同志。他也专门讲了，比如像恽代英同志，也是他的一个好同志，就是在那次立三路线时期被抓起来，后来被叛徒辨认，被处决了。还有死了很多人，红军死了很多人，这些事他一直说，也是很痛心的。”———李立三的女儿李英男第三阶段：从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城市中心论”进一步给中国革命造成危害，并在实践中宣告破产）王明长征其一，“城市中心论”产生的土壤是欧洲资本主义社会，而中国民主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中国的武装斗争实质上就是农民战争。“城市中心论”不符合中国国情“在资本主义国家，城市在实质上形式上都统制着乡村，城市之头一断，乡村之四肢就不能生存”，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情况则不同，“城市虽带着领导性质，但不能完全统制乡村。因为城市太小，乡村太大，广大的人力物力在乡村不在城市”。其二，中国共产党并非不喜欢城市，而是没有占领城市的实力。“城市中心论”不符合党情“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当一个小学教员，也没学过军事，怎么知道打仗呢？就是由于国民党搞白色恐怖，把工会、农会都打掉了，把五万共产党员杀了一大批，抓了一大批，我们才拿起枪来，上山打游击。”——毛泽东•遵义会议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遵义会议会址遵义会议后不久的毛泽东（二）遵义会议的历史转折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二同志住在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张闻天我们说遵义会议是伟大转折，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在我们党和共产国际失去电台联系的情况下，在没有任何外来干预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召开了这么一次重要的会议。解决了当时最迫切的一些重大问题，特别是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撤换了“左”倾错误领导者，实际上就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党内的统治。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开始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张树军中央苏区的145个村庄被完全摧毁，惨遭杀戮的人数达到70多万。在突围行动中，牺牲的主要领导人有：何叔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检查委员（59岁）瞿秋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教育委员（36岁）贺昌——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29岁）梁柏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办事处主任（36岁）毛泽覃——苏区中央局秘书长（29岁）李才链——少共中央苏区分局书记（21岁）周以粟——《红色中华》报主编（37岁）阮啸仙——赣南军区政治委员（38岁）刘伯坚——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40岁）（三）留守苏区的红军惨遭“清剿”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刘伯坚的《带镣行》问题三：由苦难走向辉煌的转折：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理论的创立•（一）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二）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一）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1927年6月，毛泽东召集“马日事变”后逃亡到武汉的湖南乡亲开会，号召大家回到家乡去，提出山区的上山、滨湖的上船，坚决与敌人作斗争，武装保卫革命的主张。“上山”的主张是“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最初形态。7月4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提出：“农民武装可以上山或投到同党有联系的军队中去”，“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他认为农军“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7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指出，正处在“革命之危急存亡的时候”，决定在湘、鄂、赣、粤四省举行农民秋收暴动。8月9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批评了湖南组织一个师的军队尾随南昌起义的军队南下广州的错误，认为“湖南民众组织比广东还要扩大，所缺的是武装”，建议“要在湖南形成一师的武装，占据五六县，形成一政治基础，发展全省的土地革命”，秋收暴动“纵然是失败也不用去广东而应上山”。8月18日，毛泽东在长沙举行的湖南省委会议上指出：要发动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军事的帮助。暴动的发展是要夺取政权，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60%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子上夺取政权，建立政权。在秋收起义过程中，进攻长沙的计划受挫时，毛泽东决定“转兵”，率起义部队“上山”，向敌人控制薄弱的山区寻求立足之地。经过三湾改编，10月底，毛泽东率部队到达井冈山茨坪。井冈山会师到井冈山时，朱德保存的革命力量有：1.2万人日后从这支部队中走出的高级指挥员有：朱德、陈毅、王尔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