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城镇化必须保护传统村――备注资料。

发展城镇化必须保护传统村落（2013年8月9日6版）大量研究表明，在中国52.57%的城镇化率面前，真正困扰发展的是如何提升城镇化的质量，而城镇化由“量”向“质”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城镇文化软实力的认知水平上。但在相当多的地方，对历史、对文化遗产，我们正在失去最基本的尊重。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统计，近30年来消失的4万多处不可移动文物中，有一半以上毁于各类建设活动。在前不久成立的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研究中心仪式上，冯骥才指出“自2000年至2010年，我国自然村落由363万个锐减到271万个，10年间减少了90万个自然村，其中不乏历史创造、文化景观、农耕时代见证的乡土建筑。中国传统村落是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综合，是活生生的地域文化。传统村落的瓦解，需要我们施以援手。”城镇化发展将给中国带来巨大变化毋庸讳言，但现代化的大规模城镇化建设至今并未唱响“文化城镇化”的主题，甚至暴露出大量的负面信息乃至个案。仅以乡镇古民居为例，它们或粉墙黛瓦，或高墙深院、或雕梁画栋，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在华夏大地散布着丰富的身影。尽管这些年在文化遗产保护思想下，部分民居得到保护性开发，但乡镇中的多数民居在城镇化建设及旅游的“借口”下大批消亡。苏州吴中区金庭镇后埠村居民费思明家，有200多年历史的老宅子承志堂，由于缺少保护，房屋已经破烂不堪；更有甚者古村落、古民居在城镇化建设中已化为一堆灰瓦残片，徐州户部山聚集了崔家大院、余家大院等上万间明清古民居，在城镇化建设及开发旅游的运作下被夷为平地。如今在徐州的户部山能看到的，除状元街、崔家巷等路段略带些传统古韵外，放眼满是仿古造假的现代建筑，尤其是过于宽阔的街道与城市历史及遗迹格格不入。郑州市高新区东史马村的任家古宅，为郑州市2009年公布的市级文保单位，然而，随着城中村改造，古宅周围的房屋几乎全被拆除，原有的五进院落仅存两进。城镇化是中国必须要走的路，但不能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将祖先的文化“化”掉了，在城镇化建设中政府不仅应做好村镇规划，不仅要对单体的老宅进行维修，更要强化整个村落的人文环境及生态环境的综合治理。2013年是英国《1913年古迹综合及修订法》颁布100周年，这是英国为保护古迹而制定的较为全面的法律架构，有其文化遗产保护的历史根源。在国外，建筑文化遗产保护的公民责任日益彰显，他们视建筑遗产为“铸造一个民族进步与希望的神圣纪念碑”。1964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在威尼斯通过了《国际古迹保护与修复宪章》，此文件事实上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处理国际文化遗产事务的准则，为更适应各国不同类型的保护工作，一些国家也结合国情编制了符合自己的宪章，如在人文历史不长的澳大利亚，1979年在巴拉发表了《保护具有文化意义地方的宪章》（简称《巴拉宪章》），并在1981年至1988年通过修正案。澳大利亚遗产委员会高级保护官员菲利普认为：在澳大利亚，早期的殖民者创造了多种乡土建筑形式，这些建筑多为就地取材，与当地的气候条件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现在这些乡土建筑不仅成为澳大利亚宝贵的建筑遗产的一部分，同时也对现代建筑的发展产生着深远影响。在澳大利亚北部植物繁茂的热带地区，出于对气候的适应，出现了用于遮雨的大屋顶建筑，墙上百叶窗使风可从建筑内部穿过。1975年，达尔文城的许多建筑被飓风摧毁，取而代之的是清一色的防飓风建筑，它们都具有典型的适应寒冷干燥气候的特点。从世界遗产保护的公约、宪章与宣言看，1999年10月ICOMOS第12次大会批准的“关于乡土建筑遗产的宪章”有更伟大的意义，在保护原则上强调“乡土性几乎不可能通过单体建筑来表现，最好是各个地区经由维持和保存有典型特征的建筑群和村落来保护乡土性……乡土性不仅包括建筑物、构筑物和空间的实体和物质形态，也包括使用和理解它们的方法，以及附着于其上的传统和无形的联想。”城镇化建设中的传统村落即乡土建筑遗产，在人类的情感和自尊中占有重要地位，它越来越被公认为是有特征的和有魅力的社会文化产物，它的完善需要政府及立法下的社区、规划师、建筑师、文保工作者的通力合作，需要运用行政与法律，文化与经济的综合手段。城镇的文化记忆可有多个载体，但最真实的是保留住建筑本身，切不可“因小利”而抹杀文化遗存。2012年8月公布的《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强调，要用实践找到文化经济建设的出发点，要研讨如何在文化建设中渗透文化自觉等问题。当前，中国至少还有3万亿文化消费能力没有激发出来，在城镇化建设中不抓文化就如同不抓经济一样无法容忍。所以，在城镇化的顶层设计与规划研究时就应强调：今日的传统文化绝大部分是农业文明的产物，而所有的物质与非物质遗产都是乡土文化、草根文化、地域文化的。因此，未考虑文化传承的“城镇化”，一定会出现与自己乡土的断裂，与自身传统文化、地域文化的断裂。如何从硬件与软件上确立有效的“文化城镇化”策略呢？最重要的是引入“文化城市”、“文化城镇”等新理念，特别要在城镇、乡镇规划阶段为“文化”预留发展空间。面对已经“千城一面”的困惑，城镇化建设更反对“万镇一面”，而要因地制宜，创作出千姿百态、充满独特美感的建筑文化。在这方面，我以为中国城镇化有希望在学习国外先进理念基础上创造经验，中国城镇化必须坚持走出文化发展的道路，并不断通过文化遗产广泛的社区教育，让城镇居民享受到文化遗产保护的成果，从而体现“乡土文化”的惠民作用及影响力。传统村落每天消失100个应避免空心化和过度商业化2013年03月28日14:32来源：中国文化报“10年内我国自然村总数减少90万个，传统村落每天消失100个。它显示村落消亡的势头迅猛和不可阻挡。”近日，著名作家冯骥才保护传统村落的呼声振聋发聩。与此同时，第一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由文化部等三部门联合公布，646个传统村落列入其中。不过，记者在走访中发现，有些传统村落虽然幸运地得以保存，但是空心化和过度商业化现象严重，村庄原住民流失，传统乡村文化面临无人传承的困局。留不住的原住民“从外部看像一座荒凉的汉墓，一进去是很古老讲究的窑洞，古村相对封闭，像与世隔绝的桃花源。”这是著名画家吴冠中1989年10月对山西临县啧口镇李家山村的评价。如今的李家山村仍然封闭，却早已不是世外桃源；村子不再荒凉，甚至经常游人如织，但实际上已成为一个空村。李家山村入选了第一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李氏家族世代居住于此，最早可追溯至明朝成化年间。数十户清代院落，400多间窑洞依山而建，层层叠置，最多高达11层，鲜明地体现出“一砖二石三土窑”的特点。村民李香旦家祖传的两间窑房就位于其中，现在却只有老人还住在里面，她家在黄河河滩边上又盖起新房。“现在村子几乎空了，留下的只有几户人家的老人。因为原来的村子在山上，大家觉得交通不方便，‘追’着交通跑，所以来山下盖房子。”“你们真有运气，你们的祖先给你们留下这样宝贵的遗产。人们不看你们的高楼大厦，就是要看你们依山就势、风格殊异的窑洞式明柱厦檐高圪台。”古建筑学家陈志华曾对村民这样说。但是“桃花源”中的村民依然对高楼大厦和城市生活充满向往。如今，李香旦的孩子在城里读书，她为了照顾孩子也到城里打工。和李香旦家一样，村里人部分搬到了河滩边的新房，更多的人在城里读书或打工。“现在村里连小学都没有了。”李香旦记得，以前村里不仅有小学，甚至还有初中，但走的人越来越多，没孩子上学了，学校也停办了。李香旦说，村中大部分房子其实都锁着，除了几户有老人住，还有几户开旅馆的。“来旅游的人非常多，连外国人都来了。”这些年日益火爆的游客让李香旦非常不解。“我觉得没啥好看的，后来听别人说这村子风水好。”大部分村民过年才会回家一趟，但春节过后这座“空村”却并没有冷清下来。李香旦习以为常的风景每年都吸引着数以万计的游客。同村的李泉生经营旅馆已经12年了，主要接待绘画专业的学生，一年能赚1万多元。李家山村曾经是著名的文艺村，村民能演会唱懂五音，李家山剧团远近闻名。这让李香旦很感叹，“‘文艺村’竟变成了‘画家村’！”不能“空巢”更不能沦为展品一方面是空心化，一方面是商业化。在中国城科会副秘书长、中国传统村落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曹昌智看来，李家山村出现的两种现象都颇有代表性。曹昌智认为，李家山村的状况并不鲜见。“传统村落的居住生活条件长期得不到改善，而又缺乏积极的保护政策引导，有条件建房的村民在传统村落周围另起炉灶盖屋、弃旧建新。“曹昌智认为，“原住民流失，无论在经济欠发达地区，还是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都普遍存在。”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缓慢的地区，村民外流，传统村庄空心化；在城镇化发展较快的地区，传统村落被城镇包围，又面临外来租户的冲击。而另一方面，以旅游为主的商业化也影响着许多如同李家山村这样的村庄。八达岭长城脚下的岔道村也在本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之中。历史上的岔道为军事要塞，曾经商铺、旅店云集。在战争年代至“文革”时期，岔道城遭严重破坏，只有部分古城墙及城门遗存。2002年，古村改造工程动工。东西城门间道路两侧的旧房全部拆除，农户出资，政府补贴，改建仿古的商住型建筑。古村中农户全部迁出，全力发展旅游业。由于背靠长城，旅游旺季岔道村生意兴隆，成为八达岭长城的“客栈”之一，居民收入也有所增长。而近日记者走访时，岔道村却是一片寂静景象。由于是旅游淡季，古村中罕有游客，东西走向的古道上几乎空无一人。古村内大部分房舍闲置，一部分在经营农家乐、住宿的业务，这些旅舍多有一两个老人或妇女管理，但大部分都没有生意。走在古村的大街小巷，岔道古村宛如一座“空城”，偶尔能够见到一两位散步的老人，年轻人和孩子早已搬出村子。“旅游旺季的时候可不这样冷清，许多客栈爆满。”一家客栈的李姓老板告诉记者。但是涌入的都是外来游客，原住民只有这些了。然而，本就稀少的这些原住民可能还要“出走”。这位老板告诉记者，政府希望将古村全部租下，整体经营，但具体还未实施，“这些空置的房舍原本也都有村民做生意，现在他们已经搬走了。”到时候，产权仍归村民所有，而随着这些最后的原住民的搬出，村庄文化可能就彻底消失了。曹昌智认为，利用自然文化资源发展生态旅游或文化旅游，这是传统村落谋求发展的一种选择。“发展旅游无可厚非，而且合理利用资源发展旅游，本身也是对资源的保护。但商业化不能超过合理的度。把资源当作摇钱树，一味追求经济效益，这就是一种破坏。”冯骥才的话更是一针见血：“可以利用，但不是开发。”传统村落发展旅游不能一味追求收益的最大化，更不能为招徕游人任意编造和添加与村落历史文化无关的“景点”。僵死的传统村落躯壳“传统村落中蕴藏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文化景观，是中国农耕文明留下的最大遗产。”冯骥才说，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村落的原始性，以及吸附其上的文化性正在迅速瓦解。随着传统村落原住民的锐减，乡村文化瓦解，村落原有的民俗、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社会关系也渐渐逝去。曹昌智认为，原住民消失导致传统村落活力丧失，“失去了农耕文明的活态传承，只剩下僵死的传统村落躯壳。”让李香旦尤其遗憾的是，以往过年期间李家山村演出的大戏好久没有看到了。“我们村以前很多人‘领’戏，唱晋剧，现在正月里倒还有，但是都变成‘小会会’了，大戏已经基本没有了。”而在另一座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江西吉安市渼陂村，同样被分成了新村与旧村两部分。旧村搞旅游，村民大部分搬到新村。而伴随着原住民的流失，世代相传的古民俗也面临失传。最后一个会跳蚌壳舞的村民梁麒瑞已经年过花甲，他整日担忧，因为找不到传人。梁麒瑞依然愿意住在旧村之中，尽管四面漏风的渼陂村旧村只是一具供人观赏的躯壳。蚌壳舞反映的是渔民忙里偷闲的生活情形，但早已不靠水吃饭的村民们越来越难以理解这样的情感。景区开辟后，梁麒瑞常常需要向游客表演，有时还能拿到演出费，但他觉得，这已经纯粹变成表演了。他仍然执拗地希望等到传人，虽然村里的年轻人全都外出打工了。原住民的流失，是民俗断流的最大原因。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副所长方李莉说：“保护古村落，还要具体到文化、民俗、信仰、节日活动等。”把根留住：中国传统村落保护的危与机“随着社会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传统村落和现代人居需求发生冲突，村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