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美幼童对中国近代的影响

留美幼童对中国近代的影响在近现代的中国历史上，留学教育对中国社会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每一历史时期留学生的派出与回归，无一不与中国救亡图强、变革发展的近现代化进程密切相关。不管在思想，文学方面还是在创新，技术方面。留学儿童贵中国近代史的所产生的影响是无可比拟的。1840年的中英鸦片战争，以清政府的失败而结束，清政府被迫签订《南京条约》，割地赔款。在民族和社会的双重危机下。一些有识之士开始“睁眼看世界”。魏源在《海国图志》中，介绍西方社会和总结鸦片战争经验教训，呼吁“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一命题的提出，是中国人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前奏。公元1872年8月11日，一批年龄在9岁到15岁的中国少年，从上海登船出发，目的港是旧金山。从1872年到1875年，留学儿童主要是学习外国的军政、船政的科学技术，以期达到“师夷之长技”以自强的目的。政府先后派出4批共120名官费留学生，远涉重洋，踏上美国的土地。这个经容闳——中国第一位留美学生――努力了10年之久，在李鸿章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计划，原本长达15年之久，却在进行到第10年时，因保守势力强烈反对，半途夭折。“留美幼童”们被清廷召回。但这些曾经留学过的儿童却给中国近代带来不可磨灭的痕迹。在科学技术方机,他们之中产生了我国近代第一批电业工程师,如方伯梁、朱宝奎、梁金荣、程大业、吴金荣等;第一批铁路工程师有罗国瑞、陆锡贵、卢祖华等;有著名的西医何廷梁、曹茂祥、李汶金、金大廷等。邝荣光是著名的开平煤矿总工程师;邝景阳是中国工程师学会及中美工程师学会的的会长;吴仰曾亦是当时著名的采矿工程师,他把开平矿务局建成了中国最大的煤矿企业,在八国联军时期奋力保护了矿产不被外人侵犯,后来当上了清政府留学生典试次官,被授予科学进士学位;牛尚周、周万鹏、邝国华、蔡绍基等,也都是当时知名的科学技术人才。留学生中最享盛名的是詹天佑,1905至1909年,詹任京张(北京至张家口)铁路会办兼总工程师,工程难度极大,没有一个外国人敢接手,而詹天佑主持这一工程的意义是或想而知了,正如分当时给诺索布夫人的信中所说,“全体中国人和外国人都在注视着我的工作,如果我失败,不仅是我个人的不幸,也是全体中国工程师和所有中国人的不幸,因为中国工程师将不会再被人们信赖”。詹因地制宜地创用了“人”型线路,及“竖井施工法”等先进技术。当时在英、德、日等国工程师施工多次失败的情况下，詹天佑独立地完成了设计和施工任务，填补了我国历史的一项空白；他还修建了京张铁路,施工时间比原计划提前了两年，修建经费较之外国人修建预算节约了白银28万两。正如李四光所说,詹天佑及其京张工程,“为深受侮辱的当时的中国人民争发一口大气,表现了我国人民伟大的精神和智慧。”政治方面,他们中间也产生了很多人才。唐绍仪在清末当过南北议和的总代表,并出任第一任中华民国责任内阁的国务总理。梁敦彦当过驻外大使、交通总长。蔡廷干是著名的海军将领。钟文跃是有名的外交官和沪杭甬铁路总局局长。刘玉麟当过驻英美使节。唐元谌是著名的民族资本家,也是政治活动家。梁如浩当过外交总长、京奉铁路总局局长。梁诚在任驻美国公使期间,力办庚款退回,并用该款办成清华学堂。而唐国安正是清华学堂第一任校长,在他的努力下,不少学生去美国继续深造学习。“留美幼童”们对近代中国所产生的影响着积极的意义。“留美幼童”们建立了中国近代的电报网、铁路网及警察制度等，为后来这些方面的发展打下基础。不仅如此，他们还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人的聪明才智、不畏强权、成熟稳重、温和有礼。由于有他们在外留学的刻苦学习、面对列强的不卑不亢和对祖国的热爱，清政府才得以在科学技术方面对西方依赖度逐渐减少。在外交方面，外国人也再也不能像上世纪面对无知的满人那样，主宰一切。清政府得以处于较主动地位，避免了更多国家主权的丧失。作为中国第一批官派的留洋学生，他们揭开了中国留学教育第一页，促进了国内教育的发展。留美幼童出国留学之后，留学教育已成为中国一百多年来教育的一种重要形式，为中国培养了数以万计的人才。根据《中国科学家辞典·现代卷》记载，在869名科学家中，1949年之前有留学经历的626人，占总数的72%。他们有的是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有的是各个大学、科研机构和学术团体的学术带头人。当时，留学生把高校作为他们传播科学的主阵地，把西方的一些新兴学科（比如说人文科学方面的考古学、人类学、语言学、法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自然科学方面的数学、化学、物理学、地质学、天文学、气象学、生物学等）移植到国内来。他们在大学里设置专系，开设课程，创办学术刊物，组织学术团体，使新兴学科很快在中国生根发芽。同时，他们介绍和引进西方现代的教育思想，谋划建立新的教育制度，例如五四后的“六三三四学制”则取法于美国，并一直延续至今。中国近现代的重大教育活动，如平民教育运动、职业教育运动和科学教育的发展，也都与留学生有关。其次，他们也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开拓者和领头人。中国和美国当局对““留美幼童””留学计划的推动和支持。为了能让“留美幼童”们能在美国顺利地完成学业，李鸿章曾特别向美国驻华公使镂斐迪（F.F.Low）提过留美学生的计划，并希望镂斐迪能够在其权利范围内对学生们给予安全、关心和照顾，促使他们进入合适的学校，学院和大学。而在美国，无数的美国家庭愿意接受中国幼童，并对他们给予了关怀和照顾。而康州教育局局长诺索布还专门写了一封信给接受中国幼童的家庭，要求他们在孩子们的身体、学业等方面要悉心照顾。幼童们也因此能够较为顺利地在美国这个陌生的国家专心的学习，健康地成长。“留美幼童”在美国刻苦学习。“留美幼童”初到美国时，他们便以惊人的速度学会了当地的语言，并适应了在美国的生活。他们在不但在学习上远远领先于其他同龄的美国同学，在体育和艺术方面也表现出了超常的天赋。不仅如此，他们在社交方面也是出类拔萃。他们之中有22名幼童进入耶鲁大学，8名幼童进入麻省理工大学，2名幼童进入哈佛大学，3名幼童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另有十几名幼童分别进入不同的美国知名学府进行学习。“留美幼童”在美国生活的十年时间，他们受到西方政治、思想及信仰的影响，他们思想进步开放。他们虽然为清廷效力，但他们心中痛恨清廷政治的腐败，向往“”、“共和”。“定远”舰的作战参谋吴应科在战争中表现英勇，被清廷授予“巴图鲁”（蒙语“英雄”）称号，但他愤于政治的腐败，将得到的勋章和军服上的军阶标志束成一包，扔进了大海。李鸿章去世后，袁世凯在北洋重用这些留美学生。李鸿章弥留之际在病榻上口述遗嘱，称“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右者”，力保袁世凯成为他的继任。袁世凯迅速崛起，而李鸿章残存的洋务事业也成为其的政治资本之一。早在李鸿章没有去世之前他就已经注意到他的同龄人——李鸿章所培养的这一批”“留美幼童””。而““留美幼童””之一的唐绍仪更是早在1884年就与他相遇，并一起工作了十年，直至甲午中日战争。没有谁比袁世凯更清楚唐绍仪的才干。趋时趋新的袁世凯接过李鸿章的衣钵，顺理成章地启用起了这一批留洋人才。中国统守旧势力的强大。强大的守旧势力不愿接受西方的先进事物，甚至害怕西方的先进事物，从而对当时国内一切与西方科技有关的建设——铁路、火车等都持有强烈的反对态度。例如铁路，守旧势力怕铁路破坏风水，毁坏坟茔，怕铁路影响沿途客栈、骡马生意，激起民变，在京城周边，还怕惊动龙脉。就因为他们的这些害怕，在中国修建每一公里铁路都有着巨大的阻力。到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前，千辛万苦，中国才有400公里的铁路总里程，而在日本，火车早已遍布全国。当时中国腐朽的制度难以改变。因为中国的西学人才，在19世纪末年绝无可能涉足政治，绝无可能影响决策，绝无可能像日本的留洋学生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那样去研究制度，设计制度，改革制度。正是那个难以改变的制度，决定了中国的命运。尽管如此，作为清政府派出的留学生，“留美幼童”们象征着封闭的中国也开始渐渐地意识到了自己并非是什么“天朝上国”，并开始以一个客观的态度来看待和接受西方的事物。而“留美幼童”们回国后对中国所产生的影响，不仅让中国逐渐发展起来，也让许许多多的中国人走出国门，去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政治制度。所以说，“留美幼童”对中国近代的影响可谓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