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市发展中的教育问题、教育空间与教育基础-精选教育文档

北京城市发展中的教育问题、教育空间与教育基础一、作为都市研究的“北京学”北京和上海同属中国的两大都市，围绕着这两个城市而形成的“北京学”和“上海学”近来渐成显学之势。但相比而言，如同陈平原所说：“国内外学界以上海为视角，探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努力，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相对来说，作为八百年古都，北京的现代化进程更为艰难，从抵抗、挣扎到追随、突破，其步履蹒跚，更具代表性，也更有研究价值。可惜的是，大有发展潜力的‘北京学’，目前远不及‘上海学’辉煌。”这位长居北京的学者的感叹的确道出了实情。不过，若以“都市研究”的眼光来审视，对于“北京”和“上海”这两个研究对象而言，很难说谁比谁一定更有研究价值，但要说“北京学”更有发展潜力和更大的研究空间，却是有可能的，毕竟，北京的文化底蕴、文化厚度和文化转型与重建中的独特经验，还远未得到充分揭示。至少从已有的研究来看，都市研究中的“北京视角”尚未得到充分的挖掘和呈现，其“实有之意”和“应有之意”存在诸多可拓展的余地，相应的研究领域和方法论也留有阔大的处女地。对此，陈平原早已有所认知：“走出单纯的风物掌故、京味小说，将‘北京城’带入严肃的学术领域，这很重要，但同是都市研究，主旨不同，完全可能发展出不同的论述策略。注重历史考证与影响现实决策，思路明显不同，倘若将城市作为文本来阅读、品味，则必须透过肌肤，深入其肌理与血脉，那个时候，最好兼及史学与文学、文本分析与田野调查。”所谓“史学与文学”，属于“北京学”研究的学科视野，“文本分析与田野调查”则是研究的策略和方法，这种综合融通的研究之路径有助于都市研究中“北京视角”的呈现和深化。然而，这种意义上的深化仍显不够，每一种视角和方法都有其固有的局限性，我们还需要新的学科视野和问题视野，需要新的“想象北京”的方式：“不仅需要重新考量中国现代城市化进程的历史过程、社会动力和文化影响，而且必须把‘城市’作为一个整体，放置到与经济环境、人文地理和自然生态……的复杂关系网络中予以重新定位。”而该问题的难点则在于如何在复杂关系网络中重新定位。萧乾曾经说过“该有座北京市的博物馆了”。“这么一座以古老城市的政治史和社会史为内容的博物馆，不但会吸引外国旅游者，更有助于本地市民的‘寻根’。”这不失为一个好主意，城市博物馆的存在有助于浓缩和保留北京城的文化传统和文化形象，但这只是一种静态的呈现方式，一座城市文化如果只能到博物馆中去寻找，恰恰说明这个城市的文化已经不可避免地没落甚至消亡了。城市之“根”不仅需要去寻找和追忆，更需要去重建和更新，每个时代的“北京人”都需要回答一个问题：我能为北京城的“根”的延续和重建做些什么。每个关心北京命运的人都需要拭目以待：这个时代的北京城能够为未来贡献出什么样的文化之根？未来的北京人还能不能把自己的根自觉扎在这个时代的北京人创造出的城市之根上，从而实现陈平原所言的“由自发的‘北京记忆’到自觉的‘记忆北京’”？把“根”留住的最佳方式不只是对已往之“根”频频投入深情的记忆目光，而是让“根”跃动起来，活跃起来，“活”在当下北京人的日常生活方式之中，并因这样的“复活”，为已有之“根”注入新的元素，逐渐锻造为“新根”——这也许是对“遗忘”最好的抗拒。而首要的问题依然在于，如何重新定位北京的城市文化？现有的定位已经有哪些？存在的缺失是什么？二、作为“教育问题”的北京要理解和定位“北京”，首先需要回到如何理解“城市”这一原点性问题。从人们理解城市及其背后的眼光和视角，我们或许可以找到重新定位“北京”的参照系。在已有的想象和眼光里，城市是一个“资本”、“商品”、“空间”、“文化”、“现代性”、“后现代性”交汇、冲突和融合的复杂图景，也是日常生活、使用价值消费以及社会再生产的场所，作为区域性的具体地点，城市是全球化矛盾最突出、最尖锐的焦点，成为更为隐蔽的文化问题的结合场所。如果我们把文化理解为生活方式或生存方式，那么，“研究城市是考察世界与我们生存之谜的一种途径”。全球范围内都市人口急速膨胀，据估计，1800年，世界人口中只有3%的人生活在城市；1900年，上升到14%；到1975年，上升到41%；预计到2025年将有60%的人生活在城市。与此同时，都市化过程的广度与深度也日渐拓展和加深。城市成为大多数人的基本生存之地时，思考城市就成为探究当代人类生活状态和生活方式的基本路径。城市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出于不同的立场和视角，不同研究者的观点有明显差异。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从现象和本质的关系出发，看到的是“城市的本质”，认为城市既是资本主义罪恶最生动的体现，又是社会进步力量最充分发展的空间；在韦伯（MaxWeber）那里，“经济和社会组织”成为城市的核心问题；在迪尔凯姆（EmileDurkheim）那里，基于“观察”这一基本的认识方法，主张核心问题在于“城市与社会分工、社会分工的关系”；在同样是社会学家的西美尔（GeorgSimmel）那里，将城市看作“货币经济”根据地的同时，又别出心裁地将“城市和个人精神生活”视为城市的核心问题，进而提出了四种在都市里相互关联的文化形式：1.理智性强，都市居住者用理智而非感情来处理日常或工作事物；2.精于计算，都市居住者对于自己的行动要权衡利弊得失，考虑再三；3.厌倦享乐；4.人情淡漠，都市居住者大多躲藏在自我保护的幕墙后面，很少显露感情或直接向他人表露思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非常淡漠疏远。这四种形式都与人的精神生活形式和品质有关。在他眼中，城市成为孤独、隔裂个人的居住场所，造成了只有城市才能造就的精神生活形态。上述核心问题的确立，从不同角度触及到了城市的实质，但远非城市问题的全部。至少在笔者看来，一个异常重要的问题在“城市问题史”中被遗漏了。这个问题，就是“教育问题”。如果将教育视为人类一种基本的实践活动之一，即是一种人类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地对人的成长与发展施加影响的活动，那么，教育在人类生活中无处不在，包括在城市生活和城市文化中，教育的因素和影响始终渗透其中。但是，已有的都市研究普遍缺失对教育问题的关注，人们只是意识到：“建造一个城市，取决于人们如何综合土地、劳动和资本这些传统经济因素。但它也取决于人们如何处理排除与赋予使用权的象征语言。城市的外观与感觉反映了关于什么——还有谁——应该被看见，什么不该被看见，关于秩序与混乱的概念，关于美学力量的运用的决策。在这一根本的意义上，城市总有一个象征经济。现代城市的存在还取决于第二个更抽象的象征经济，它是由官员和投资者等‘地方企业家’设计的。”在这段广为人知的话语里，我们看到了城市建设与发展中的经济力量和美学力量，但唯独缺少教育的力量，我们也能轻易地发现“企业家”在城市建设中的身影，但我们还未发现在城市文化的公共历史中有教育家的身影。教育家的身影总是蜷缩在一个城市的教育史之中，但几乎没有出现在一个城市的总体文化史之中。这是一个不该有的遗忘。蔡元培的意义不止于北京大学，梅贻琦的意义不止于清华大学，他们对近代北京城市文化的构建同样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类似的，还有张伯苓之于天津等）。同样，谁都知道牛津大学之于牛津市、哈佛大学之于波士顿市、巴黎高师之于巴黎市、伊顿公学之于伦敦市的重要性。显然，在人类已经绘就的包括北京在内的城市文化的复杂图景里，尚缺少教育的图景，因为这样的缺失，我们还不足以说城市文化的图景是“复杂的”。在已有的都市研究里，我们还甚少发现“教育”安放在哪里，“资本”、“商品”、“空间”、“文化”等多种研究文本分别在都市研究中占据着主流位置，而“教育文本”即使有自己的位置，也是处在黑暗的角落之中。在《邻里东京》这本都市人类学的典范之作中，西奥多·C·贝斯特以日本东京的宫本町为例，研究作为一个邻里的发展、地方政治和行政、社区服务和邻里活动、权力的正式层级结构、朋友和邻居、节日和社会秩序等，以此来透析东京的都市文化。主张都市文化样式是由不同群体成员的互动来推动并发生作用的。遍览此书，我们几乎看不到该邻里有教育的痕迹，教育制度和教育价值似乎完全与文化样式无关。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在于，都市文化研究的主流视角是社会学视角、生态学视角、政治经济学视角、文化学视角和文学视角。社会学视角是进入都市研究的传统视角。20世纪初曾兴盛一时的“芝加哥学派”为都市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芝加哥学派最珍贵的遗产，是把社会学看作与当代城市中各种交互形式相互关联的学科，把社会学家看作是促进合作性关系的人。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芝加哥学派的灵魂人物罗伯特·帕克（RobertPark）发表了著名的《城市》一文，他认为城市“是一个实验室，或诊所，在其中，人类本性和社会过程可以被有利地进行研究”。作为“社会过程”的城市由此被赋予了鲜明的社会性。20世纪下半叶日渐盛行的生态学视角，假定了一种平衡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后发展中国家快速的城市增长与各种都市不平衡发展，都被看成是通往现代化道路上的过渡阶段，若以此视角来看，人口的增长、交通运输的变迁和通讯技术的更新换代都被看成是主要因素，它们共同构成了城市发展的生态场。90年代之后，都市研究中的比较政治经济理论或“新国际政治经济理论”开始趋于成熟，后发展国家都市化背后的政治经济问题被提升到了前台，而全球性的不平等与依赖性也被看作是后发展国家城市增长的具体语境，后发展国家的不平衡发展与不平等被看作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扩张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后果。此外，比较政治经济理论强调人口动力学或基础结构供应背后的社会、政治、经济因素。毕竟，个人和家庭迁徙，以及生育决定都是一些复杂过程的结果，这些过程深受政治政策与经济现实的大结构语境的影响。同时比较政治经济理论也高度重视统治与依赖的全球联系所起的重要作用。除此之外，近年来日渐具有主流地位的是文化学视角。在沙朗·佐京（SharonZukin）那里，文化的内涵在与商品等物质联系起来的意义上得以揭示。文化被佐京视作生产基本商品的一种方式，它再现物质基础，诱使人们购买某一商品的任何企图都成了文化产业。严格地说，“文化既不是城市物质改革无足轻重的附属品，也不是划分社会角色的纯符号性范畴。相反，文化符号具有物质上的重要意义；而且当城市不再那么依赖传统的生产资源和技术时，文化符号的物质意义就显得更加重要”。在佐金看来，物质意义的文化是一个流动的过程，在流动中形成、表达并强加身份。不论这一身份是个人的、社会团体的，还是建构在空间上的社区的，不同身份在文化流动形成和表达的结果，就是创造了一种基于城市的公共文化，“城市被等同于文化，是因为城市清晰地标志出人为的空间感和一场激烈程度人为决定的挣扎。这一切不都表明文化是一种共同语言吗？不都表明城市中各不相同、多层次的文化制造了单一的、主要的身份，即公民的公共文化吗？”这种基于文化的视角，试图表明城市发展和都市研究中“文化策略”的重要性。在城市贫困人口有增无减的情况下，商业和政治领导人仍坚持利用文化机构和文化策略来引导甚至取得经济发展策略，即使文化策略中产生的经济效益微乎其微，但很多研究者依然相信，在所有其他的经济发展策略失败之后，文化机构和文化策略依然有足够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产生的是一种社会认同和城市认同，“把公共文化跟商业文化联系起来，对社会认同与社会控制来说具有重要意义”。它带来的是对城市集体记忆的保持和重塑。文化视角已经在“上海研究”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李欧梵的《上海摩登》完成了“上海研究”的“文化”转向，他自觉把“文化研究”和“新文化史”的方法论视野引入到“上海研究”之中，尤其是在“文化想象”的层面上重建了上海现代性的某种“既在表面又是核心”的特殊形态。在一定程度上，文学视角是从文化学视角中衍生出来的。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教授里查德·里汉（RichardLehan）是代表性人物之一，在《文学中的城市》中，他将“文学想象”作为“城市演进”利弊得失之“编年史”来阅读，于是，既涉及物质城市的发展，更注重文学表现的变迁，城市变迁史由此成了文学变迁史：“随着物质城市的发展，她被用文学措辞再描述的方式（特别是在小说方面）也得到了不断的演进：……城市和文学文本共有着不可分割的历史，因而，阅读城市也就成了另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