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社会学第一讲

媒介社会学研究的困惑•有关传播研究的一般分类：传播行为学、传播社会学和传播哲学（本体论）•传播行为学，以个体的信息传受活动为研究本位，不大考虑传播活动的社会背景：拉斯韦尔德传播过程直线模式、霍夫兰的劝服效果模式。•传播哲学史对传播活动的这些思辨。•传播社会学不仅是简单的学科交叉，而且还是各种传播研究范式的整合。从既有的传播研究范式来看，在所有的社会科学中，心理学对传播学的发展影响最大，而从社会学视角对传播学研究范式的影响而言，还显得不怎么成熟。像竹内郁郎的《大众传播社会学》、巴特勒的《媒介社会学》等，都没有建构一个合理的理论框架。•困惑之一：媒介社会学的研究范式是什么？在哪里？媒介社会学研究的困惑（二）•另一种分类：以媒介为中心，把传播研究划分为媒介生产、媒介内容、媒介影响三大块。我觉得可能把这三者放在传播行为学里，显得比较合理。•最大的困惑在于：传播学的边界在哪里？或者传播学的分析框架是什么？社会学芝加哥学派与传播学技术主义范式的建构•关于芝加哥学派对传播学的理论贡献，罗杰斯的分析是具有代表性的：•1．它使符号互动论概念化了，符号互动论是一种将传播置于人性如何形成和变化的中心的理论观点。•2．它认为大众传播是美国民主社会面临城市社会问题而生存下去的一个可能的手段。•3．它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进行了关于电影对于儿童的影响的佩恩基金研究，这些研究为许多后来的传播效果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早期的模式。芝加哥学派关于传播技术的理论分析的突出特征•一方面，由于坚信没有传播就没有人与社会，芝加哥学派特别强调传播技术在促进人类心智进化与社会发展上的极端重要性。•另一方面，由于坚信进化论思想，芝加哥学派对传播技术所带来的社会后果表现出了相当高的乐观情绪。他们认为现代传媒技术对于时空的征服，加强了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社区与社区的互动，使人类社会最终成为一个有机体，并实现彻底的民主和理想的沟通。芝加哥学派与传播技术主义范式的形成与发展•20世纪20年代，伊尼斯接受了芝加哥学派的社会科学训练。帕克把传播作为创造与维系社会，推动文明进步的重要力量的论点令伊尼斯一生的学术轨迹从此发生了改变。在他的名作《传播的偏向》与《帝国的传播》中，伊尼斯把帕克的观点演绎成了媒介的偏向决定了帝国的形态与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这个观点后经由麦克卢汉的发扬光大，终于走出了不同于结构功能主义、批判主义的第三条道路——传播技术主义范式。芝加哥学派与传播技术主义范式的形成与发展(二)•库利在《社会组织》一书中，分析传播媒介发展的历史时提出：而在手写传播时代，文字使一套明确和永恒的法律与风俗体系成为可能，强有力的政府组织因之建立起来；印刷媒体意味着民主，因为它把大量的知识传播给了普通人，知识不再垄断于那些掌握了文字的阶层手中，民主意识将在印刷媒体的撒播下遍地开花。对比伊尼斯和麦克卢汉后来的研究成果不难发现，库利的观点对他们很有启发，比如传播技术与政府的关系，在伊尼斯手中，变成了《帝国与传播》的主题；而媒介与知识垄断的问题，也是伊尼斯与麦克卢汉比较关心的问题。只是在一些细节上三人有所不同。再比如，麦克卢汉认为，电子媒介的传播将带来民主，使人类重回“伊甸园”，对于芝加哥学派而言，这个观点除了电子媒介是创新的概念之外，其他的表述都没有太多的新意，杜威、库利、米德和帕克中的任何一人都详细讨论过传媒如何使人类走向伊甸园，也就是走向没有任何沟通障碍的社会有机体。就连“地球村”的表述，也能在芝加哥学派的多位思想家那里找到对应的论述，只是内涵上可能略有差别，。芝加哥学派与传播技术主义范式的形成与发展（三)•麦克卢汉去世后，传播技术主义范式迅速跌入低谷。就在传播技术主义范式面临危难之际，芝加哥学派的观点又为该范式的复兴注入了新的活力。美国学者梅罗维茨在研究了伊尼斯、麦克卢汉的技术主义学说之后，将其与后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戈夫曼的学说进行了综合，极大地丰富了传播技术主义范式的内涵。芝加哥学派与传播技术主义范式的形成与发展（四)•梅罗维茨的努力今天看来就是把芝加哥学派中两种相对立的观点——技术主义与互动论结合在一起，在界定“情境”概念时，加入了非物质情境——也就是信息环境的内涵。梅罗维茨坚信，电子传媒的出现改变了人类生活的社会情境并因此改变了社会。在梅罗维茨的启发下，传播生态学的研究真正成为了传播学的热点，并因此复兴了技术主义范式的研究。传播生态学把媒介生存或传播生存看作是现代社会生存方式的特征，认为“社会秩序是一种经由传播建立起来的秩序”，并指出：“我们处在社会生活诸多领域发生巨大变迁的社会之中。最具有深远意义的变化是，信息技术和传播范式是如何改变诸多社会行为和观念的。”[从这个意义上，这一研究领域目前依然没有能走出在芝加哥学派先驱们所划定的藩篱。芝加哥学派与传播技术主义范式的缺陷•首先，传播确实是创造和维系社会的重要手段之一，但它是不是唯一手段或最重要的手段，这恐怕值得商榷。•其次，传播技术作为传播的中介，是否一定在各个方面都有助于有效传播，这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其次，传播技术作为传播的中介，是否一定在各个方面都有助于有效传播，这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芝加哥学派与传播技术主义范式的缺陷（二）•片面地强调技术，使芝加哥学派在传播技术研究的层面丢失了该学派实事求是的实用主义态度，也丢失了符号互动论中对人主体性的精彩概括，从而陷入了抽象的技术决定论泥潭。也正是因为如此，以芝加哥学派技术观点为基石的技术主义在解释传播问题时，总有这样那样的缺陷，注定无法成为主流的传播学范式。•比如库利曾经说过：“传播媒介可能使社会越来越根据人类较高尚的情操而结合在一起，像智慧与同情，不是根据权威、阶级、琐务。现代传播媒介意味着自由、前途、无限可能。”布尔迪厄的“媒介场域”理论新范式•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法国学者布尔迪厄等提出的“媒介场域”概念为中心的行为社会学研究新范式引领了媒介社会学的典范研究。•一、场及媒介场：“场”本是一个物理学的概念，用来指物体周围传递力的空间。场的基本性质是对放入其中的物体有力的作用。这一概念最先被牛顿所使用，后来法拉第、麦克斯韦尔等人发展了这一概念，以至在理论物理学中，“场”成为了一个核心的概念。布迪厄在长期的人类文化学研究过程中，以试图打破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的对立、超越传统的结构与行动理论的雄心，在惯习（habitus）、资本（capital）等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场域（field）理论。布尔迪厄的“媒介场域”理论新范式（二）•什么是场域呢？“从分析的角度看，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多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正是这些位置的存在和它们强加于占据特定位置的行动者或机构之上的决定性因素之中，这些位置得到了客观的界定。其根据是这些位置在不同类型的权力（或资本）——占有这些权力就意味着把持了在这一场域中利害攸关的专门利润的得益权——的分配结构中实际的和潜在的处境，以及它们与其他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支配关系、屈从关系、结构上的对应关系，等等）。”可以看出，布迪厄场域概念的最基本因素，是多面向的社会关系网络。它不是固定不变的架构或形式，其本身是具有生命力的，处于各种力量关系的紧张状态之中，它一方面是力量的场域，另一方面又是斗争的场域，行动者所争夺的，是一种社会空间位置，亦即权力。理解社会场域中的权力运作的问题，是理解布迪厄行动与社会结构的关系的中心点。布尔迪厄的“媒介场域”理论新范式（三）•1996年，布迪厄利用电视给他提供的讲座机会，批评了电视界，并出版了《关于电视》的小册子。在书中，他提出了电视场、新闻场等概念。后来，他与其他研究者一起，将上述概念整合，提出了“媒介场”（mediafield）的概念。•按布迪厄的理论，一个社会空间可以被分割为具有不可化约性的社会小场域，比如经济场、政治场、文化场等。媒介场也应是其中的一个，其中心论点是：面对经济场域已然增长的影响性和渗透性，新闻的自主性减弱了。新闻媒介，作为统治权力的代言人，正在削弱其他文化生产的自主性，因此也损害了科学知识生产和艺术创新的最佳社会条件。新闻场的概念，为我们分析媒介与外部社会环境、媒介内部的运作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与方法。布尔迪厄的“媒介场域”理论新范式（四）•二、理论框架：理解媒介场域范式的出发点是皮埃尔·布尔迪厄的基本的场域理论。布尔迪厄吸收并修正韦伯的宗教社会学，将社会看作一系列不同的，由其自身“游戏规则”支配的半自主场域(例如，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生产的场域，等等)。它们提供各自独特的交换与获得的机制，然而其基本对立面和整体结构是相互平行的。这些二元对立是社会整体阶级划分的反射与折射：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甚至统治阶级内部的分化；一方面是统治的经济和政治权力，而另一方面则是被统治的文化权力。简而言之，社会是围绕处于“经济的”和“文化的”权力之间的基本对立而建构的。后者(译按：指文化的权力)在总体上更为微弱，但诚如韦伯所言，它的影响力大到足以合法化并粉饰经济财富。每个场域在“经济的”和“政治的”两极之间复制更大的社会区隔(societaldivision)，围绕着“他律的”(her-eronomous)极(pole，代表经济和政治资本，是场域的外力)与“自主的”极(代表特定的资本，例如，艺术的，或科学的，或其他的文化资本类别)之间的对立而建构。布尔迪厄的“媒介场域”理论新范式（五）•三、新闻的结构定位：比较语境中的场域理论：媒介研究的新范式来自场域理论进一步将新闻定位于其直接的结构环境(stiucturalenvironment)，全体场域——政治、社会科学和新闻——彼此竞争，以期“影响……社会世界(socialworld)的合法视野”。媒介场域的“中介”(mediating)角色——它被授予独特的权力以进入并探察其他场域，然后与公众分享其发现——允许它能动地影响遍布当代社会的权力关系。将新闻场域在权力的场域中的“暧昧位置”归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新闻就效果而言，是有力的，但这种力量严重地受制于经济和政治场域。”布尔迪厄的“媒介场域”理论新范式（六）•四、传、受者的惯习与媒介场域：依据布迪厄的理论，在具体的媒介场域分析中，我们首先应该分析媒介场与权力场（或政治场）之间的关系，其次应分析媒介场内部的客观结构，最后，探讨媒介场中的行动者（传者与受者）的“生存心态”的发生及其位置空间社会轨迹之间的关联，这也是布迪厄所提倡并身体力行的“关系主义思维方式”在媒介场域分析中的具体的、活生生的运用。布尔迪厄的“媒介场域”理论新范式（七）•“惯习”是在历史经验中沉积下来和内在化成为心态结构的持久禀性系统，它同行动者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环境、行动经历、经验及以往的长期精神心理状态有密切关系，它所要表现的，是既历时、连续，又共时、同步的具有双重时间结构的禀性系统，表现出行动者生存和活动中深藏于内心中的历史结构、前结构与现实及未来的多重维度。生存心态成为了人的社会行为、生存方式、生活方式、行为规则、策略等实际表现及其精神方面的总根源。布尔迪厄的“媒介场域”理论新范式（八）•在个人的惯习的建构过程中，历史阅历和经验是决定其质量和有效性的重要根据，一个人的童年生活有可能铭刻在个人的内心深处，并在一定程度上支配他的个人行动。同时，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比如接受教育、经历社会革命等），原有的惯习会逐渐变化，产生出新的惯习，也就是说：惯习既反映了历史，同时又建构了历史。•在媒介场中，不同媒体的从业者（即传者）大多具有相似的惯习，这种相似不是他们的历史和经验相似，而是他们在进入媒体后，在行业规范的制约与同侪的潜移默化影响下，重新建构起来的。布尔迪厄的“媒介场域”理论新范式（九）•传者是集主动性与被动性于一身的矛盾综合体，一方面，面对大千世界的林林总总，传者有责任、有权利、有能力把其中具有传播价值的信息传递给受众。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世界有多宽广，传播的面就有多宽广，这是传者主动性的充分体现。另一方面，并不是所有的信息都能无条件的传播给受众，比如那些危害国家安全的、淫秽色情的、对统治者不利的、受众不喜欢的信息，就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