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国道路与中国共产党

百年中国道路与中国共产党--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之际作者：韩毓海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7期引言新中国诞生伊始，中国是世界上最贫困落后的国家（人均GDP排名第134位）[2]，婴儿死亡率高达200‰[3]，人均寿命只有35岁左右[4]，成人文盲率高达80%[5]。今天，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6年，中国按实值计算的经济总量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6]莫里斯·迈斯纳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绝大部分历程中，中共遭遇的是最为恶劣的国际封锁，但在1952-1978年的25年间，中国却是世界上现代化速度最快的国家，国民收入（以不变价格计算）增加了4倍，自1952年至1972年，每10年的经济增长率达到64.5%，大大超过了德国、日本和苏联在发展高峰期的增长速度。[7]阿玛蒂亚·森的研究显示：新中国遭遇的国际封锁和压力，比几乎同时独立建国的印度要大得多，但在1952-1978年，中国比印度少死了一亿人口，而这不过是中共创造的诸多奇迹之一。出身于国民党的历史学家黄仁宇承认：中共毫无疑问创造了历史奇迹，而黄将这种奇迹归结为：近代中国遭遇的是高度险恶的历史环境，即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而中共必须以非常的手段，方才有希望成功应对这种非常的环境。他说：毛泽东恰是这样非凡的人物，在异常的时代，以非常的手段去对抗反常的局势。[8]为费正清称道不已的伟大的中国革命[9]，有着极其丰富的内涵，它绝不仅仅指推翻三座大山的斗争，因为邓小平将改革也称为一场革命。中国共产党人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当作了自己的日常工作伦理，使中国共产党人不得不始终诉诸非常性的手段与创造性的实践。而所谓创造性的实践，在当下的语境里，更多地被称为创新--思想、体制的全面创新。今天，共产党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党心涣散、人心涣散、思想文化领导权失落都更深刻地威胁着具有90年光辉历史的、战斗的中国共产党。在严峻的危机与压力面前，除了以前无古人的创造性实践去克服重重困难，中国共产党人没有任何退路可走。一、发展、超越中国传统文明中国拥有伟大的文明，但在近代落伍了。这种落伍，从政治上说，是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压迫的结果，而从文化上看，则是由于旧的传统文化不能应对现代挑战所致。长期领先于世界的中国，为什么在19世纪会走向衰败和落伍？长期战乱分裂的欧洲，为什么会在19世纪后超越中国、领先世界？--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课题，在世界学术界，它被称为李约瑟之谜[10]许多杰出的学者已在破解这个谜团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如麦迪逊（AngusMadison）的《世界经济千年史》，以及伊懋可（MarkElvin）关于高度平衡陷阱的重要论断。按照麦迪逊的统计：中国经济一千年里一直在持续增长，并在1820年左右达到了世界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一；但是，尽管如此，中国经济的增长却一直是依靠不断增加劳动力投入而维持的，而1500年之后，西方的增长则主要是依靠技术和生产方式的创新来实现的。如果说西方1500年之后的增长体现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的话，那么观察同时期的中国却会发现：经济增长伴随的乃是劳动生产率的下降，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人口很少的西方却创造了越来越多的财富，并最后超越了中国。麦迪逊和伊懋可的解释遭到了两个方面的有力挑战。一个挑战来自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认为：西方的增长方式受资本积累这个基本目标的制约，这使得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排斥人类劳动的弊端。同时，西方在1500年之后的飞跃增长不仅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结果，也是近乎无偿占有当时还很廉价的世界资源的结果，这包括无偿占有美洲的农产品以及世界绝大部分矿产品，西方的增长带有掠夺自然的特性。因此，从排斥人类劳动和掠夺自然这两个方面来看，西方19世纪的增长方式是不能持续的。而第二个挑战是伴随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东亚经济的持续起飞而产生的，这个学派把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东亚经济奇迹，解释为东亚具有大量高素质劳动力的结果，是这些优质劳动力通过建立合作型社会、超越西方单一竞争型模式的结果，与排斥劳动和就业、依靠自然资源的大规模耗散谋增长的方式不同，前者被称为勤劳革命，后者被称为工业革命。今天，我们也可以对李约瑟之谜提出进一步的、不同的解释。这种解释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地缘政治性的。自公元10世纪以降，在中国的推动下，逐步形成了横跨欧亚大陆，联络东洋、西洋和南洋的贸易和金融流动体系，其中，以恰克图为核心的北方贸易体系、以琉球为核心的海洋贸易体系，乃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体系的两个重要枢纽。16世纪中后期以降，随着美洲白银的输入和帝国主义军事扩张的加剧，随着世界地缘政治态势的大变动，最终导致了以中国为核心的世界贸易和货币流动体系于19世纪走向瓦解。而中国的衰落，首先是上述世界地缘政治体系变动的结果。第二个解释是金融性的，它基于一个简单的事实：尽管在10世纪之后中国社会就开始进入近世，但自宋、明、清到中华民国长达500年的时间内，由于长期实行经济、社会上的放任主义，中国没有自己的自主货币，宋代经济已经依赖南洋、西洋舶来的白银，而明隆庆之后，开始从美洲大量进口白银，这成为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与货币短缺矛盾的基本策略，从而使得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依赖于美洲白银，这成为阻碍中国长期发展、实现革命性发展的重要瓶颈。近代中国改革的先驱者康有为上清帝的第一份奏折就是《钱币疏》，其中提出中国400年均没有国家主权货币，指出货币供给依赖外洋所造成的失名、失实、失用，乃是旷世之大弊。第三方面的解释是政治上的，具体说就是国家组织能力上的。宋代以降，经济和市场的不断发展与国家组织能力的持续下降这个矛盾现象，是我们观察历史得出的第三个基本结论。被列宁称为10世纪伟大的改革家的王安石，在其政治名篇《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的开篇即痛陈中国没有人才。他认为儒家文化培养出来的，只能是口吐莲花的文人和独善其身的好人，而不是治理者。王安石之所以被称为中国政治改革的第一人，就是因为他提出了培养、选拔、约束和监督治理者的一整套办法，力图造成一个职业化的治理者队伍，从今天的角度来说，他的这一举措可以被称为政治的理性化。王安石希望造就一支职业化的治理者队伍，以此加强宋朝的国家能力，然而，在与庞大的士大夫阶级的对抗中，他失败了。实际上，国家治理者的缺位造成的最为深刻的弊端，尚不在于困扰着王安石的上层，而在于基层政治的瓦解、或者在于胥吏之害，它导致的结果就是所谓官无封建、吏有封建。南宋的改革家叶适说：何谓'胥吏之害'？从古患之，非直一日也。今为甚者。盖自崇宁极于宣和，士大夫之职业虽皮肤蹇浅者亦不复修治，而专从事于奔走进取，其薄书期会，一切惟胥吏之听。而吏人根固窟穴、权势熏炙、滥恩横赐、自占优比。渡江之后，文字散逸，旧法往例，尽用省记，轻重予夺，惟意所出。其最骄横者，三省枢密院，吏部七司户刑，若他曹外路从而效视，又其常情耳。故今世号为'公人世界'，又以为'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者，皆指实而言也。[11]我们要理解叶适上面这些话，只要读读《水浒传》，甚至是只需认清其中宋公明这个人物的真实面目，就足够了。研究中国政治史，我们竟然发现，宋代其实主要有两种干部：一部分是王安石所谓无能、无为的三门干部（家门-校门-机关门），一部分就是叶适所谓胥吏式的江湖老大式干部，前者的代表是朱熹，后者的代表就是宋江。或曰：雅者朱子，俗者宋江，前者无为，后者胡为，而且又正是前者的无为，造就了后者的胡为。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从三皇五帝到国民党，中国政治最大的弊端，就是放弃基层，并且放手让土豪劣绅、黑社会和非正式的包税人控制和鱼肉基层。而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竟然把放弃基层看作中国政治的最好传统，把长期被土豪劣绅和黑社会把持的中国基层说得如同天堂一般。而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政治成就之一，就是深入基层，在基层与人民群众建立起了血肉联系，把土豪劣绅和黑社会掠夺的剩余夺取过来，一方面分给广大基层群众，一部分有组织地用于国家的发展与建设，从而一举结束了国将不国的江湖局面。而中国共产党的最大文化成就之一，也就是革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命，特别是革了儒家精英政治、士大夫政治、封建等级政治的命，中国革命的根本目标就是平等，它所造成的，就是中国人民的真正解放。思想政治工作是党的生命线。这句话的核心就是指：必须深入基层、组织和教育基层人民，而并不是去教育精英。中国历代的问题是：皇帝久居深宫，治理依赖精英，于是统治者听到的，都是精英的声音，而精英们最不希望的事情，也就是老百姓知道国家大事。共产党发明了种种方式：报纸、期刊、广播经常分析最高领导的政策意旨，报告各地建设、政情和民隐，至于连篇累牍的互联网文章，更是人民主动发表意见的媒体创举。凡此诸端，无不在于促进上令下申，民情上达，从而极大地增加国家的组织能力，使十几亿人戮力同心地建设新中国。而其中的要义之一，就在于绕过精英、官僚，而使得政策可以直达基层。还有，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大发现之一，就是重新发掘和恢复了中国历史上早已中断了的墨家的优良传统。而这个传统的核心，就是变为人民代议为为人民代役，变代表人民为深入群众，变让人民说话为为人民服务。墨家主张人民的政治，法家则主张积极有为的官僚政治，而儒家先是维护贵族政治，后来就是主张士大夫垄断政治，政治主体是不同的，三者中哪一个更伟大，不言自明。秦的强大，便是从实行墨者之法开始的。秦所推行的法制，与其说是商君法，不如说是墨者之法，而这种王子亲贵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法制，便是墨家上同而下不周比的政治主张的体现。墨家在西汉之后消失了，而对墨家的重新重视，是晚清和近代的事情，孙诒让、章太炎、梁启超注意到墨家学说主张发展科学技术（造云梯之械）、有利于富国强兵（备城门）的方面，其实谁又能说：近代以来的劳动者革命的思想、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五湖四海的组织方式、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传统，不是与墨家的政治主张相通呢？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中国文明的另一个改造和发展，就是振奋和发扬了武德，并从这一点上深刻地改造了中国人的精神和性格。在中国共产党兴起之前，中华文明的武德已经失落了近千年。看看《商君书》最重要的篇章《农战》，便知我国历史上最健康的尚武时代便是秦代，西汉因为继承了秦农战的传统，才能够击溃匈奴，但是，因为西汉偏重亲戚权贵，秦以战功行赏罚的制度，即使在武帝时代也已经被严重破坏了。《史记》对李广命运的描写，所谓虽小，可以喻大，其中的微言大义就在于此。果然，到了东汉时代，汉人一般都不愿当兵、也不能当兵，兵源多依赖内附的外族，所谓五胡乱华之根源，因此早已种下。唐代建国，府兵制是基础，其核心是选拔品质优秀的农家子入伍，故每次征兵，都是在基层选拔积极分子的仪式，每次退伍，又起到了在基层壮大积极分子的作用，可惜武后以来，国家不再重视军队，实质上便是不重视基层，因为国家重视文词进士科，从而轻视边疆、重视中原、轻武重文、漠视武德，结果铸成安史之乱。唐末国家已经无力动员基层，从此便将基层征兵工作委之于胥吏，这些胥吏则是王安石所谓奸邪无赖之徒，于是私兵泛滥，当兵如奴隶、配军，为防止兵士逃走，往往在其面上刺字，故自唐末、北宋以来，直到国民党统治时代，拉壮丁就等于征兵，李华的《吊古战场文》是唐代的好文章，其中哭天抢地的悲叹，不过凝结为后世两句俗语：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可见中国之积弱，又哪里是一朝造成的呢？当兵光荣是共产党、新中国创造的新气象。新中国的一个伟业，就是结束了落后挨打的局面，毛泽东的一个成就，就是振奋了中华民族的武德。反过来说，如果人民军队不能吸收最好的人才，不能实行最先进的制度，军人丧失了荣誉感，进退凭亲贵、赏罚依文词，中国倘如再次丢弃了武德，那么，在这个虎狼世界上，我们中国就危险了。共产党人必须以科学和革命的态度对待传统文明，我们认为：只有发展和超越中华文明，才能真正继承和保存它，只有以革命和创造的态度对待传统，才能延续传统，这就是历史的结论。正是有了坚持这样态度的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组织能力的长期瓦解才得到了制止，中国人民方才焕发出改天换地的能力，中华文明的腐败病根才得到了医治，中国传统方才在革命中得到了更新。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人在